双水碾：红庙子、蛮婆店与欢喜庵

在双水碾村采访的时候，双水碾村四队的周兴缉老人特意给我带了一份他专门写的手稿《双水碾村的“前世今生”》来。于是，我也特别留心地请他讲述了一下自己的故事。

周兴缉小时候念完私塾后，读的是树德二小13班，小学毕业，作为班级前两名被保送树德中学。但他并没有去读私立的树德中学，而是去考了公立的成都县立中学，“因为成都县立中学是免费的”，校址在今青龙街三医院。“1949年考上去的，春季招生”。在成都县立中学读了三期书，“1950年5月1号回来的”。周兴缉在1950年春夏之交辍学，回双水碾村当了一个农民，后来，他还参加过铁路的修建，现在是双水碾村的农会会长。

我从双水村的其他一些老人口中得知，周兴缉老人出身不好，家庭成分是地主。“廖永盛（音）是工商兼地主，周伯和（音）、于院长都是地主……”他的辍学，或许与父亲有关。

周兴辑的字写得很好。在其手稿里，他特意回忆了双水碾村的民风民俗，引录于此：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大致相同。因当时社会落后，科学和文化不普及，人们如遇上天灾、虫灾、瘟疫，都依赖祈求鬼神解决。如水稻的治螟，预防猪、牛瘟，则祭祀“土地”。如求一方人们平安则敬奉“坛神”。搞这样的祭祀活动，均由本村村民推举选出的会长等筹备操办（一般是各户轮流当值）。

村内的“红土地庙”是祭祀的场所。因人们传说土地神专司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坛神”则镇鬼魅妖怪，保一方平安。

每年大约在阴历六月的“小暑”和“大暑”之间，水稻二化螟盛繁期，则由当值的会长召集筹办做秧苗会以保水稻不白穗、六畜不害瘟，祭祀当天由参会的村民摊纳份子钱来办祭祀，和相聚的年岁，在原先大家所定的规矩如当年域内的村民生育男婴的，要捐一只公鸡宰杀煮熟作为祭祀的供品，仪式完后将鸡烹饪给参会人员食用。

并买些五色纸剪裁成大约十五厘米边长的正方形，再对角裁成三角旗，将宰鸡时的血淋洒其上。后将纸旗分与域内各农户，各户则回家砍些芦竹秆，粘上纸旗插于稻田之中，以求消除虫灾，保稻谷丰收。

▲［元］王祯著《农书》载祭坛之“民社”

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司刊本

祭坛神，每三年一小祭，十二年一大祭。此种仪式由巫师主持（俗称端公），人们称为跳坛神。并以雇请木偶戏班演“八仙得道”“石敢当成正果”和“钟魁驱鬼”等，来镇鬼驱邪保一方平安。此是不信科学信鬼神的旧社会和解放初期的现象。

旧社会教化人民的方式花样百出，但我仅列举一二。如人们讲“圣谕”和宣扬民间津津乐道的“二十四孝”的故事，以此达到教育和感化人们。

讲“圣谕”是一种以评书方式，以规劝、警告、启迪世人、惩恶扬善的故事为蓝本，教化世民。讲得最多的是“二十四孝”雷打张继保和“目连救母”等。

类似于（讲“圣谕”）之类的活动，我村一般选在农闲时在村内的蛮婆店进行。

明末清初四川遂宁人李实撰《蜀语》载：“坛神，名主坛罗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设像于室西北隅，去地尺许。岁莫（暮）则割牲延巫歌舞赛之……今市井及田舍祀之，缙绅家否。”清嘉庆十六年（1811）补刻乾隆本《雅州府志·风俗》则载：“祭坛者，秦为太守李冰、宋嘉州刺史赵昱也。昔皆治水有功，故川人世祀之，谓之庆坛。”清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又记：“蜀中俱祀坛神，巫家所供也。名其神曰黑虎玄坛赵公明。”

作为巴蜀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信仰形态，学者王侃认为，坛神之说所以众说纷纭，是坛神神灵体系的庞杂以及功能的多样性所致。民众根据自身需求，对不同功能的坛神进行抉择取舍，因防火需要便选择五通，为六畜安宁、人丁兴旺就选择赵侯，这种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间都有所反映：

坛神信仰中起关键作用的神灵是阴阳司兵马，坛神不是祖先神，也不能简单归于家庭保护神。就其本质来看，它指代的应是整个军事兵马体系，囊括了坛（石墩）内众多兵马神将。据了解，除今川、渝地区外，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以及甘肃、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还存在类似的坛神信仰形态。湖北恩施土家族地区的“还坛神”与巴蜀地区的“庆坛”有着非常多的相似性……^[1]

坛神，百姓又俗称坛神菩萨，其实是民间的家神，杂以道教、巫术和祖先信仰。双水碾一带的祭坛神，或许与双水坝上占大多数的湖广人有关系。“湖广填四川”后，作为家神的“坛神”被移民带到了四川，并与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地方信仰结合，因之而成民间较为复杂的祭坛神祇系统。双水碾村的祭祀坛神，主要是保一方平安，并且有乡绅或村中长老主持，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组织性，“每三年一小祭，十二年一大祭”。

周兴缉提到的双水碾村祭祀土地和祭祀坛神的地方，都在村中的红土地庙。

老一辈成都人都记得，成都城内的老皇城附近，曾有大小红土地庙子。那么，为什么叫红土地庙呢？

作家徐正唯记述：“皇城东华北街北边的小红土地庙街和大红土地庙街，是因为这两条街分别有大、小土地庙一座，庙墙都涂成红色。小者坐南向北，大者坐北向南，在街西相向而立。”^[2]

“成都的土地庙街，在市内有两条。即市体育场东大门左右两侧的小红土地庙街和大红土地庙街。这两条街在2002年拆迁整修后，统统由就近的老街东华门街兼并了，小街变大通衢了，合而为一，方便好找。不过，年岁渐长，喜欢忆旧，昔日的土地庙和老邻居却让我留恋。”对于城里的红土地庙，儿时住在小红土地庙街的作家李文秀有更直观的描述：

▲1919年，四川乡间的一个小庙，庙门口明显可见一个小神龛 ［美］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儿时母亲带我外出，路过大小两个土地庙时，总要伫立庙门木栅栏前，教我双手合十给土地老爷作揖，求保佑。红砂石刻的站立的土地爷爷像不大，但却慈眉善目令人敬爱，也令幼年的我十分喜欢土地神老爷爷，并且总想着他会保佑我。一些年老的长辈还分析小红大红两个土地老爷，一个管城东南，一个则管城西北，尽量完善这美丽的神话传说。^[3]

李文秀的回忆里，透露了一个信息，大、小红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公，是红砂石刻的。红砂石刻土地庙，今沿海福建一带，依然常见。

杭州萧山清福寺，以前曾是土地庙。相传乾隆下江南，观钱塘江潮受惊，幸得土地庇佑，方保平安，所以赐该土地庙名“红庙”，因乾隆本名弘历。因这个缘故，土地庙多用红砂石，庙墙也皆以红色相装饰，“湖广填四川”后，这个风俗被湖广人带入了四川，这或许是土地庙又被称为红庙子的来历。^[4]

双水碾村人祭祀土地，与客家人的风俗“二月二龙抬头”亦有一定的关系。

“龙”是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每到仲春卯月之初，“龙角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故称“龙抬头”。龙抬头日处在卯月的惊蛰、春分之间；卯，冒也，万物冒地而出，为生发之大象，代表着生机茂发，如《律书》中所云：“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卯”是干支历十二地支之一，五行属木，卦象为“震”；震为龙，表示龙离开了潜伏的状态，已出现于地表上，崭露头角。“龙抬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直接反映，标示着阳气自地底而出，春雷乍动、雨水增多、气温回升，大地复苏，万物生机盎然，春耕由此开始。

农历“二月二”，既是“龙抬头节”，又是土地神诞辰“社日节”。南方“二月二”（古时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仍沿用祭社（土地神）习俗，如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既有类似龙抬头节习俗，又有以祭社习俗为主的新“二月二”习俗，因此南方普遍奉祀土地神。民间还有俗语说：“二月二，龙抬头，剃毛头。”人们认为这一天儿童理发，叫剃“喜头”，借龙抬头之吉时，保佑孩童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大人理发，则寓意辞旧迎新，希望带来一年的好兆头、好运气。

龙抬头又称“清醮会”和“土地会”。人们以祭祀土地神而大摆宴席、邀请戏班，全村好不热闹，清末民初时人邢锦生《锦城竹枝词钞》就记载：“福德祠前影戏开，满街鞭爆响如雷。笑他会首醺醺醉，土偶何曾饮一杯？”说这一天，会首已经醉得像土地公公一样可爱。

除了社日龙抬头，以前，双水碾人在过年期间，家家户户也会祭灶神，迎门神、喜神，拜财神、祭土地，乾隆年间双流人刘沅所作《蜀中新年竹枝词》，或许就是其坝上风俗的真实写照：“典得金钗买灶炀，新刍旧马供厨房。儿童草草争香果，共说神今拜上皇。”“榾柮烧残岁已终，千家爆竹闹匆匆。焚香竞说开门早，此日迎神要向东。”“只鸡尊酒算奇珍，祭罢财神又土神。只恐旁人忘忌讳，不祥语至最堪嗔。”^[5]

双水碾村的红土地庙，当地人一般喊作红庙子。沈良富说，红庙子“在双水村八队，后来拆了。红庙子，供奉的是佛教的菩萨”。由此可见，双水碾村的红土地庙，可能是一个复合型的庙宇，庙外是红砂石刻的土地公公，很有可能还有坛神，庙内则供奉菩萨像。每一年，村中二月二龙抬头、阴历六月秧苗会拜土地，以及隆重的祭坛神节，包括观音菩萨一年的三次生日，都是在红土地庙举行。

▲1917年，成都北郊，一家可以歇脚的幺店子［美］西德尼·戴维·甘博摄

那一天，在花径路社区采访完几位老人，离开的时候，我忽然很想念那个未曾见过的“红庙子”，想念我儿时在路边见过的有点让人害怕的土地公公婆婆，想念祖母给我说过的“观音菩萨一年生三回”，以及以前双水碾人灶台上的灰尘与吊着的腊肉。我记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

周兴缉提到双水碾村农闲的时候，会在蛮婆店讲评书听“圣谕”。

沈良富说，北门出来，到凤凰山，蛮婆店是必经之路。(www.xing528.com)

周安林说，抬死人出北门，必须过蛮婆店。他补充说，北门出来，去凤凰山，走川陕路更绕，走蛮婆店更近。

他们都说，蛮婆店在方家仓与落凤桥之间。

那么，蛮婆店在哪里呢？“尹大爷（尹显根）以前的家就挨着蛮婆店。”园艺社区的潘成新说，“在沙河北岸，是一个幺店子。我们这里喊外省人，比如从陕西那边搬来的，就是喊蛮婆子。”尹显根则认为，可能是以前当地人喊少数民族，这样喊过来的。我忽然想起，1938年印制的那张《避难区交通路线图》上，在川陕路上，驷马桥与天回镇之间标注着一个回回店，这是否就是蛮婆店呢？

蛮婆，意为年龄较大的南方妇女。

元夏庭芝《青楼集》载民间戏班、杂剧艺人有“蛮婆儿”：“张玉梅，刘子安之母也，刘之妻曰蛮婆儿，皆擅美当时，其女关关，谓之小婆儿。七八岁，已得名湘湖间。”

清张汉记录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情况的《鄂城纪事诗》称：“贼分男女各二十五人为一馆，彼此不相往来，男至女馆，或女至男馆，一经败露，即时斩首。男馆以两司马领之，女馆以蛮婆领之。规矩森严，不敢或犯。”该文把当时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女兵称之为“蛮婆”，据说这些能征善战的女兵大多是客家人。《清稗类钞·风俗类》中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硕健，而运动自由，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因此，太平天国客家女兵还被清军称为“大脚蛮婆”。

综上所述，蛮婆店得名于客家人的女性崇拜，亦有可能。但亦有可能是西北人。陕北有俗语：“蛮婆蛮，蛮婆蛮，蛮婆出自黑木头川；黑木头川里好庄农，儿孙满堂有吃穿。”而甘肃永登薛家湾曾有以流浪算命为生、有“中国的吉普赛人”之称的女子“蛮婆子”^[6]。

我猜想，蛮婆店、回回店，最有可能的还是从西北入川的回族人所开的店。由于秦与蜀被秦岭相隔，“大秦胡”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到蜀地做生意，而清初，他们的祖辈是先于“湖广人”“客家人”而填进来的少数居民之一，是按照清廷的政策而来。康熙九年（1670），王澐随蔡毓荣入川抚蜀时，就在《蜀游纪略》中记载说：

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宫也。……惟有重城，馆舍皆草创。……又至青羊宫，楼观焕然，时贤所重构也。登楼四望……阡陌宛然，溪流清驶，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清余品《蜀都行》有“经商半是秦人语，四郊廓落农人稀”之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云：“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白其皮为界，施棚帐于骨髅瓦砾间。”据清末《成都通览》统计：“清初，客民相率入川，插占土地，故现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湖广籍占25%，河南、山东占5%，陕西10%，云贵籍占15%，江西占15%，安徽占5%，江浙占10%，广东、广西占10%，福建、山西、甘肃占5%。”

“今天的动物园大门正对面，以前有一个财神庙，财神庙旁边还有个尼姑庵，就是欢喜庵。”青龙场的唐智芳说。唐智芳、钟正清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财神庙的财神和欢喜庵的菩萨推倒，到1978年川陕路扩路，财神庙和欢喜庵就全部被拆除了。参加过文物调查的戴庆云记得，欢喜庵有一个碑，后来就埋在了川陕路底下。杨其清说他至今还记得欢喜庵的老醪糟儿的甜，回味悠长。

欢喜庵在欢喜坡上。洪家坡过了就是欢喜坡，在川陕路上。但是，是先有欢喜坡还是先有欢喜庵呢，众人都说不清了。《重修昭觉寺志》记载，“欢喜坡，寺右里许”，“是桥，寺北二里欢喜坡下跨昭觉堰水”。

我在横桥社区采访时，当地人都说，欢喜庵有个传说，也与乾隆有关。著名曲艺研究家叶占祥曾经在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给大家讲述过《欢喜庵的故事》，与我在横桥社区听见的故事版本基本相同。说是一个姓周的读书人屡次京试未中，一天，误打误撞，竟给微服私访的乾隆算了一卦。乾隆爱才，或许也同情他的遭遇，就以一个商人的名义，委托他去向四川总督收欠账，并让他出任新总督。谁知半信半疑的他走到成都得知真相后，却因为当夜当上了总督欢喜过头而死。乾隆闻讯很是痛心，于是命将其厚葬，为其盖了一个祠堂，命名为欢喜庵。

这个传说，荆竹、横桥一带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会说。查“庵”有两意，一为草圆屋，一为尼姑修行之所。其实欢喜坡上的欢喜庵，在丈雪通醉重建昭觉寺不久就诞生了。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岁次丁卯十一月十五日立《昭觉寺界址碑记》就可看出，当时欢喜庵和圆悟关都是昭觉寺的下院，并且田粮属于昭觉寺直接管理和供应。康熙是乾隆的爷爷，康熙年间就已经有了欢喜庵，又何来孙儿的赐名和修建？然而老百姓加工历史的力量，的确是解构历史的另一种民间的方法。它离真相很远，但离老百姓近，因此被称为“民间故事”。

为了与昭觉寺有一些距离，作为尼姑修行之所的欢喜庵建在了欢喜坡上，在其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财神庙。从方位看，欢喜庵的诞生也许更早，本是一个较为古老的庵堂。丈雪通醉时期，将其重建和纳为下院。

清嘉庆八年（1803）成都人杨燮撰百首《锦城竹枝词》，其中有一首关于欢喜庵：“‘欢喜庵’前欢喜团，春郊买食百忧宽。村醪戏比金生丽，偏有多人醉脚盘。”同时人的三峨樵子注曰：“清明以炒米作团，用线穿之，或大或小，各色点染，名曰欢喜团，都在北门外至‘欢喜庵’，一路赶卖。”清末侨寓成都近二十年的定晋岩樵叟作《成都竹枝词》数十首，其一也记载：“北郭城隍神至尊，清明旧例赏孤魂。游人欢喜买欢喜，几串携回媚子孙。”^[7]可见，清明成都人出北门祭祖或郊游踏青，北门至欢喜庵一路上，都有欢喜团卖，家家户户都会买几串欢喜团给小孩子，一为忘忧，也祈无病。

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说：“围炉中烧巨煤墼，曰欢喜团。凡岁朝届元宵而止也。”清陈作霖《金陵物产风土志》也有记载：“岁聿云莫，宜备干粮，取糯米杂沙干炒之，去其沙，曰炒米。蒸而干之，和以饴糖，掬之使圆，曰欢喜团。”清末民初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记载：“糯米舂白，蒸孵后晒干，和饴糖，用竹阁漏二，搓成圆形，俗名‘欢喜团’。”欢喜团在民间，寓意吉祥，取“欢欢喜喜团团圆圆”之意。

其实，欢喜团之所以成为与欢喜庵有关的美食，是因为欢喜团与佛教有关。或许，成都北门的欢喜团，本就出自欢喜庵，就像昭觉寺有昭觉锅巴一样。

欢喜团，指以酥、面、蜜、姜等调和制成的食品。系古代印度人食物之一，又称欢喜丸。寓意供欢喜天者，又持于欢喜天之手者。《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九：“酥、面、蜜、姜、胡椒、荜茇、蒲萄、胡桃、石榴、桵子，如是和合，名欢喜丸。”《大日经疏》卷七：“欢喜丸应以苏煮诸饼，糅以众味及三种辛药等，令种种庄严。”《十诵律》卷三十一中，曾举出胡麻欢喜丸、石蜜欢喜丸、蜜欢喜丸等。在密宗中，也以欢喜丸（团）供养曼荼罗诸尊，并以之为欢喜天之供物。如《大使咒法经》所载，以酥油做欢喜团及萝卜等果，盛于铜器中，供养毗那夜迦。又，以欢喜团、萝卜、酒三者表示贪、嗔、痴三毒烦恼，用此三物供养，则具有转三毒之义。此外，在日本，称欢喜丸为“团喜”或“御团”，并谓信徒若于供养后食之，则诸病可愈，诸愿亦可成就云云。另《百喻经》有《小儿得欢喜丸喻》和《五百欢喜丸喻》的劝诫故事。如《小儿得欢喜丸喻》：“昔有一乳母，抱儿涉路。行道疲极，睡眠不觉。时有一人持欢喜丸授与小儿，小儿得已，贪其美味，不顾身物。此人即时解其钳锁、璎珞、衣物都尽掠去。”

或许，北门外的欢喜团，有点像今天庙会上的糖油果子，抑或本来就是。只是民国此风不再，“欢喜团”才从北门的乡野入城，化成了后来成都青石桥的三绝之一，有着多少成都人甜蜜而欢喜回忆的“糖油果子”。

作家张义奇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秋前后，青龙场上赶场的时候，曾有一种现烤现卖的麻饼出售，他记得是红糖馅的，“皮很薄，外皮有黑白芝麻，烤得微黄，入口既酥碎又香甜”，“店家的包装是一张四方的白纸，纸上盖有一方模糊的红印，已记不得是图案还是文字了”^[8]。离欢喜庵不远的青龙场上，那麻饼不知是否也有着欢喜团的影子抑或味道。

以前，成都北门自文殊院至梁家巷，寺庙众多。然而，在双水碾采访时，我却发觉，其境内寺庙并不多。这或许是双水坝上本为良田，人烟稀少，加之无场，自然寺庙较少。周安林告诉我说，在升仙湖附近有一个升仙庙，凤凰山上有一个白庙子，赖家店有一个五显庙，飞机坝（凤凰山飞机场）角角上有个红庙子，双水有个红庙子……

在整个成华区域，……这些庙宇都位于客家聚居区，一些是由客家人从家乡请来的神祇，一些则是整个中国普罗大众所供奉的神祇，可不管是哪一路的神仙，只要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的，都是与自己有缘的神祇。“湖广填四川”后，成华区域的主要居民以客家人为主，由于这片区域属于离城市最近的客家聚居区，受到湖广等文化的影响，热情好客的客家人敞开心扉，张开怀抱，接纳、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他们包容并蓄的精神，造就了成华客家宗教信仰的开放性与多元性。^[9]

一个个消失的庙宇与神祇，在双水坝上，连同湖广人、客家人的姓氏与族谱、众神与家神，或许，都像红庙子、坛神、蛮婆店、欢喜庵一样，隐藏进了众生和日新月异的高楼与霓虹里，成为一个个关于“欢喜团”的北门传说。

【注释】

[1]王侃：《巴蜀坛神新探》，《宜春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2]徐正唯：《成都街名拾趣之庙宇宫观与街名》，《市场与消费报》，1995年5月21日。

[3]李文秀：《大红小红土地庙》，《成都日报》，2013年8月19日。

[4]杭州萧山清福寺有2000多年历史，被乾隆皇帝赐名“红庙”，网易号“杭州圈”，2018年4月30日。

[5]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6]竹天：《中国的吉普赛人——记甘肃永登的“蛮婆子”》，《边疆通讯》，1947年4月。柴春芽：《中国“吉普赛村”？》，《南方周末》，2004年12月16日。

[7]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8]张义奇：《沙河流年》，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

[9]朱玉霞：《成华客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