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秋，美国人甘博从新都坐着鸡公车走川陕路，在成都北门，他拍下了几张照片，于是北门大安门和城楼涵泽楼就如此清晰地，在一百来年后，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来来往往的场景。
挑桶的，挑箩筐的，赶马的，推鸡公车的，背巨大的货物架的，抬轿子的，卖小吃的，抱着一捆菜的妇人，光着上身的男人，骑着马的，抱着小孩的，肩上搭着褡裢的……一会儿，一支货物满筐的挑夫队伍，从城里出来，似乎往川陕路方向去。他们在北门口放下货物歇稍，于是货物就瞬间占满了城门口的通道。他们的目光，看稀奇般集中在一个新闯入的老外的身上。老外似乎在摆弄他的西洋玩意儿——相机。而一只鸡，在旁边悠闲地散着步。城门口两边，堆得最多的是木捆柴，这里似乎是柴火批发市场。或许还有茶馆和可以喝酒吃饭的幺店子，以及小角落里理发的“带诏”（双水碾人对剃头匠的称呼）。一切，都在时光里定格，又仿佛，他们的呼吸、汗味儿以及打闹笑骂的声音，以湖广话和客家话、土广东话，就在我们身边、眼前，活灵活现。
这些人，大多是北门口郊外的乡下人、苦力人。他们，就是今天青龙场、双水碾、凤凰山、天回镇一些原住民的祖辈。在我们在双水碾街道采访的一些老人中间，说不定，他们就能依稀认出，父辈祖父辈“双水人”曾经的模样。
由于路途遥远，对于这些肩挑背扛、手推脚赶的苦力人来说，川陕路上有很多可以歇脚的地方。青龙场的唐智芳说，欢喜庵与洪家坡之间，有一个唐糍粑幺店子，就是挑夫脚夫、推鸡公车的、拉黄包车的歇脚处，地址在今天的昭觉横街地铁站那儿。但凡有歇脚的地方，就有幺店子。幺店子，就是可以歇脚歇稍的地方，如梁家巷，如驷马桥，如蛮婆店，如东林园。
1937—1938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记载：
成都农家每年以三到五月、七到九月为农忙季节，冬季则放牛、喂猪、砍柴、烧炭，春季则割草，三、四月，犁田，之后是播种、施肥，到九月水稻成熟，收割。所以犁田、下种和收割时，最需要人力。除了这几个农忙时节外，农民大多数都到集镇上出卖劳动力，有的做小买卖、做泥水匠、推鸡公车、做苦力、抬轿子、抬滑竿，也有的在家养牲畜和编篾筐。而很多农民是逢赶场时到镇上从事这些活动的，赶场天除了可以出售农产品以外，还可以找到干活的机会。[1]
▲1909年4月，川西坝子上随处可见的交通运输工具，轿子与鸡公车 ［美］张伯林摄
学者李德英分析，该调查表共调查了30户农家，28户为佃农。其中田场男主人需要到周围的场镇从事经营活动的有17家，绝大多数是到集镇出卖劳动力——推车，17家中有13家的男人到集镇推车；两家经商——贩猪；两家做泥水匠、盖房子；一家行医。这个调查表反映出，农户到集镇从事经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获得经营收益，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则在赶场时到集镇经商、做手工活。[2]
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虽然调查的是温江县，但成都北门的成都县郊，双水碾、青龙场、天回镇，当是同样的情况。这里的推车，就是甘博从川陕路到北门，一路见到并且一路坐过来的川西平原上的独特运输工具“鸡公车”。
“鸡公车主要由车身、车轮组成。车身是用坚硬且质韧的木材，如楸、橡、椴、槠、樟等树木劈凿刨制成的。车杠粗壮，长 2 米，前面窄后面稍宽，前半部分安装车轮处约 60 厘米，手推部分约 70 厘米。车轮安装在中间稍微靠前一点的部位，同时在车轮上高出部分穿凿着车架，两边用硬木穿凿耸起，以避免摩擦到车轮及所运货物。就这样，一个形似大公鸡的车子就形成了。圆大的轮子高高耸起，是昂扬的鸡冠；两翼结实的木架，堆放满货物，是肥硕的鸡身；后面两个木把，被推车人提起置于胯旁，是张扬的鸡尾；推动鸡公车时发出的‘叽嘎叽嘎’声音，似鸡的啼叫。”[3]《成华拾忆》载《独轮工具鸡公车》一文认为，鸡公车之得名，来源于其形状有点像鸡公。也有竹枝词说鸡公车：“单轮独座四无遮，响似鸡鸣木造车。田畔村间任意拐，颠颠簸簸到娘家。”似鸡鸣似乎是鸡公车得名的来历。但李劼人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至今称之为叽咕车，但一般都写作鸡公车，不免太歪曲了。”[4]
鸡公车，独轮，可以载人，亦可以驮货。傅崇矩在《成都通览》里就记载：“鸡公车能走灌县、汉州、郫县、龙泉驿、中和场等处，价甚廉，乡下乘者极多。”[5]1940年任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的叶圣陶，就曾租坐鸡公车去郫县、灌县、崇宁县、彭县等地视察中小学教育，并写成《成都近县视学日记》。他感慨，从崇宁起身，在乡间竹影斑驳的土路上逶迤而行，坐三十里的鸡公车，车价才三元钱。而刘师亮在民国十二年（1923）春日作《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三十首“其一”说：“车坐鸡公价不奢，周围一转布篷遮。车夫揽客殊堪笑，不喊先生喊老爷。”并且其自注说，“是时尚无马路，多以鸡公车载客”[6]。
不过，除了独轮的鸡公车，作家茅盾过秦岭时，还记载了川陕路上的另一种双轮的车，叫拉拉车：
在这条路上，有一种特别的车子——一种特别的人力车，人们称之为“拉拉车”。这是两轮车，轮即普通人力车所用者，也有的是木制，极简陋，但仍用橡皮轮胎；座位不作椅形，而为榻形，故不能坐，只能卧——总之，这就是在轮轴上起放宽约二尺许、长约五尺的几块板，极像运货的“塌车”，惟较小而已。川陕道中，尤其宝鸡至广元一段，客车不多，商车亦不愿载客，因其不如载货之利厚。向公路局登记挂号待车，往往候至一月之久尚无眉目，于是此等“拉拉车”应运而生，大行其时……现在川陕道上，这种“拉拉车”多如“过江之鲫”。看他们上坡时弯腰屈背，脑袋几乎碰到地面，那种死力挣扎的情形，真觉得凄惨。[7]
川人认为，鸡公车其实源于诸葛亮的发明“木牛流马”，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建兴）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宋元丰年间，高承在《事务纪原》“小车”一节中说：“蜀相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马以运饷，盖巴蜀道阻，便于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陈师道《后山丛谈》卷四亦记载：“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有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其实就是今天的双轮架车和独轮小车，就像川陕道上的“拉拉车”和“鸡公车”。但也有人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独轮车，只是有载货的高车和载人的矮车之分。
“一要眼睛灵，二要手撑平，三要脚排开，四要腰打伸，上坡腰扛下，下坡向后蹦，背带要绷紧，平路稳倒行，转弯游侧碾，早把路看清，推车本不难，只要有决心。”这是下力人总结的推鸡公车的经验之谈。“当时从广汉至成都的鸡公车夫，可推载七袋大米和九捆烟叶，一千斤多一点，三天可行至成都，力资收入八百文。返回广汉时，又载棉布、日用杂货。一个月推车二十多天，除路上食宿开支外，剩下的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8]双水碾村人沈良富记得鸡公车推上羊子山和经过双水碾的情景，那时候，到处都可见鸡公车：“双水碾有三道桥。推鸡公车推起了石槽子，以前都是石板路。”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川布政使查礼主持成都街道铺设石板，工程竣工后就禁止鸡公车等车辆入城，怕碾坏城内石板路面。不过，据1906年至1909年在成都任教习的日本人中野孤山在其《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记载，后来城内石板路还是多有损坏：“他们出行时从来都是乘坐轿子，搬运货物时，要么肩挑背扛，要么利用独轮车，因此，他们不仅不会抱怨这些路窄，而且还对其加以了充分的利用。这些道路基本上是用石块铺成的，不过，很多地方因年久失修，路面或从中央纵向裂开或严重磨损，还有的地方因路面石块破碎，使人无从下脚，寸步难行。”[9]
因为鸡公车不能入城，所以才有甘博看见的北门鸡公车打堆等生意的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早在1936年，成都市政府就拟定了的成都市道路建设计划四条干道先后动工兴建，并于1944年基本竣工。其中北干路自北界驷马桥起，经簸箕街入北门，经青果街、北大街、上下草市街、上下锣锅巷、中顺城街、皮房街、盐市口，与东干路连接。[10]这条延伸至驷马桥的北干路，进一步促进了城北交通运输的发展。
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博看见的一些推鸡公车的苦力遂成为了“兽车队”的运输工人。
▲1943—1946年间，成都城郊外，赶场天的一个热闹的集市［英］李约瑟摄
兽车队，即兽力车运输队。兽力车，顾名思义，是用牛、马、驴、骡等牲口拉的车。据流落在民间收藏圈的一些关于成都“兽车队”的材料，可以看出，1953年，就有了“成都市兽力车客运服务组”；1959年，有“公私合营成都市兽力车货运队”。在1963年成都市公安系统一份先进工作者名单中，当时金牛区还有兽车队郭昌鑫（兽车队治保会治保主任）获得先进。
关于兽车队，沈良富说，双水碾境内的荷花池填了过后，原金牛区运输队就在那里，我们当地人喊兽车队（马拉车），挨着以前的站东乡政府；尹显根说，兽车队就在站东的荷花池，是一个运输队，以前吆骡车、马车；双水碾村七队的刘钦发说，他的爷爷以前就是拿马鞭子赶马车的。沈良富补充说，兽车队原来的位置，其实就在今天双水碾街道七里香大酒店附近。
为什么在北门外的双水碾有兽车队呢？这或许与以前凤凰山一带为清军绿营马厂有关。清人顾彩《容美纪游》说：“川马皆出司中，上坡坂如平地。骡尤骏绝，食葛苗、竹叶。初出外饲以料豆，不食，久之乃习。”[11]可见，川马的品种并不差。因为这个缘故，凤凰山脚下乃至双水坝上，都有养马兼以运输的习俗，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有凤凰山畜牧园艺场。
作家张建对成都交通史颇有研究，他曾经梳理了成都“客运马车”的发展，亦可见“兽车队”的历程：
客运马车作为出租交通工具在成都较规模正式投入营运已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当年元月，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在成都设立了客运服务所，负责成都地区客运马车的经营和管理。其职能，一是对私营客运马车的运价、营运实施管理；二是置备公营客运马车，自办客运，当年就备有公营马车12辆，且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发展到百余辆，并将市场范围扩展到了郊县。私营马车发展很快捷，先后有翔云、健行、交通、飞龙、利民、鲁轮、新华等客运马车行诞生。如成都健行马车股份有限公司，就拥有客运马车70辆，行驶成都的十字线，东起九眼桥至沙河堡，西起西门车站至茶店子，南起武侯祠至红牌楼，北起梁家巷至将军碑。(www.xing528.com)
民国三十六年（1947），成都客运服务所因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撤销而移交四川省公路运输公司。当时还有客运马车101辆，骡马200余匹。管制订约的私营客运马车还有300余辆。营运范围除成都一区、二区外，还设有成都至温江、双流、华阳、龙泉驿等线路。
1950年6月，专门从事成都客运马车经营和市场管理仅有8年的客运服务所由川西区国营运输公司接管，同年11月，该所被撤销。1953年3月经批准，又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成都马车客运队，1956年改组为客运马车合作社，1962年又划归成都市搬运公司。[12]
《中国共产党金牛历史（1955—1978）》一书记载了金牛区自1955年成为成都市郊区后，兽车队的一些发展情况：
郊区建区前区内只有一家成都市私营兽力车运输队和一些个体运输户，运输工具主要以兽力车、平板车、人力三轮车为主，主要承担成都市周边区域的短途运输。1957年10月，私营兽力运输车队与成都市搬运公司兽力货车队一起成立成都市兽力车运输合作社（1960年5月改为国营成都市郊区兽力运输队）。1958年10月，郊区将各场镇零散车辆组织起来，按五个公社成立了五个专业运输队。1959年9月，郊区成立了基建交通局，负责全区的交通运输管理。1961年11月，调整各公社运输队，组建以场镇为中心的运输合作社和小组，发展农村短途运输。同时，将区、社拥有的14辆载重汽车组成地区汽车运输队，发展长途运输。[13]
不管是鸡公车还是兽车队，都曾经成为双水碾与周边场镇联系的风景。1946年，燕京大学学生白锦娟通过对沙河上游洞子口场的调查，认为“场是一切活动及交易的中心”[14]。而李劼人在以天回镇为原型写的小说《死水微澜》里则说：“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同时也是声音的流动。”那声音，是鸡公车的声音，是兽车队的声音，在逢场的日子，连缀着双水坝上四面八方的湖广人与客家人。
张建曾经下乡当过知青，他记得，20世纪70年代，生产大队上就拥有数百辆鸡公车。每到大春小春上公粮，颇为壮观，浩浩荡荡，鸡公车的上粮队伍有半里长，吱吱嘎嘎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一路缭绕于川西坝子的林盘。那时，每家壮劳力都很积极，因为公社粮库的午饭是慰劳餐，敞开吃。有很多推鸡公车上粮的劳力，除了完成生产队的派工任务外，就是冲着那顿“大餐”。
随着时代的发展，兽车队后来变成了汽车运输队和运输公司。马车不在了，但鸡公车却依然在现在成都平原上的乡间，顽强地生存着。《成华拾忆》一书记载，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鸡公车仍是成都平原上最常见的农家运输工具之一。因为成华区当时还未建区，很大区域还是一片田园。人们农忙劳作时，会用鸡公车帮忙运输，以减轻人工劳作，同时提高效率。而每日，来来往往于中心街市的鸡公车更是络绎不绝。成都市民所需的粮食、用品大多都由鸡公车运输；人们出行也坐鸡公车，既方便又省力。
然而，随着沙河两岸一个个村子的消失，随着村民农转非纷纷走进安置房，鸡公车终于在双水坝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作家白郎在《鸡公车，收拾几抹斜阳》里写道：
如今，作为川西农耕时代的标志性运输器具，鸡公车在时光猛烈而锐利的轰鸣声中迅速隐退了，成为令川人充满缅怀之情的“遗老”。它在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中已彻底谢幕，只在乡下和游乐景点，不时袒露出朴拙的憨态，年轻人将很难想象它当初漫长的“黄金时代”了。当我们站在会元村赵氏鸡公车制作世家的院子里，几抹斜阳打在赵大爷和卓师傅的身上，也打在他们制作的鸡公车上，一架用檀香木新做成的“狗脑壳”，像寓言中披着黄色符咒的神秘瑞兽，静静地卧在过道上，似乎怀了一种寂静的愤怒。[15]
【注释】
[1]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148，案卷572，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温江县农家田场经营调查表》（1937—1938年）。
[2]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成都市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成华拾忆》，新华出版社，2016年。
[4]李劼人：《死水微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5]傅崇矩：《成都通览》，巴蜀书社，1987年。
[6]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7]茅盾：《大地山河》，地震出版社，2014年。
[8]张建：《鸡公车 老成都的乡愁》，《成都日报》，2018年7月9日。
[9]［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
[10]黄心：《民国时期成都房地产管理及其纠纷研究（1936—1949）》，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高润身主笔：《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张建：《客运马车跑过成都半个世纪》，《华西都市报》，2016年9月24日。
[13]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金牛历史（1955—1978）》，《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成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
[14]白锦娟：《九里桥的农家教育》，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学位论文。
[15]白郎主编：《成都掌故》，成都时代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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