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上的湖广话与客家话：成就双水碾的客家人

“山歌好唱口难开，果子好吃树难栽。白米好吃田难种，鲜鱼好吃网难抬。”^[1]这是采集于成华区圣灯片区的一支客家歌谣。歌声落下，又一曲《盘歌》起，问曰：“什么结籽高又高？什么结籽半中腰？什么结籽连盖（连枷，一种农具）打？什么结籽棒棒敲？”答曰：“高粱结籽高又高，玉米结籽半中腰。豌豆结籽连盖打，芝麻结籽棒棒敲。”

2018年春分，作家朱玉霞在龙潭寺桂林社区的鸟米粿节上，听到了一首客家儿歌。她说：“孩子们被打扮成春天的花朵，在舞台上认真地歌唱，稚嫩的客家语言，虽然让我这个不懂客家语的湖广人听不太懂，但其音律和情感，却将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完整听完一首客家童谣，便为此而着了迷。”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的客家人徐旭曾，在嘉庆十三年（1808）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时，五月的一天，针对当时土客争斗事件，他感叹：“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余口述，博罗韩生以笔记之。”这篇口述后来刊于《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他说：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庚，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客家人因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大部分将领和士兵为客家人）和1856年发生的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而引起世人（包括西方传教士）的注意。徐旭曾认为，“客家”之称，乃由“客人”衍生而来，因为“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曾经亲自对太平军有过数月近距离考察的广东香山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在《西学东渐记》里则对客家人定义说：“所谓‘客家’者，两广间一种客民，迁徙无常，故俗称为客家云。”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2]就这样，客家人成了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汉族族群。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背，种韭菜，韭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口一张塘……”这是朱玉霞听见的儿歌。恍如天籁，可谓《诗经》遗风。已逾数百年历史乃至更为久远的客家山歌，跟着客家人，为一处处梦里的桃花源而四处迁徙与漂泊。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跟随湖广人的脚步，客家人也来到了成都平原的沙河流域，但沙河上游的坝上，已经被湖广人“插占”了，客家人只能向土地并不肥沃的山地东山进发。一路上，来自粤东的他们留在了沙河北岸的凤凰山、青龙、圣灯、保和，并向更远的洛带而去。

朱玉霞对我说，她曾经试图在沙河的上游双水碾一带寻访一些客家人的踪迹。然而社区年轻的工作人员大多表示对此较为陌生，只有一位曾经对客家稍有了解的工作人员，对她说这一片区域没有客家人居住，可以到昭觉寺旁边的青龙包一带寻找，那里有许多的客家人。这样的现象，其实在朱玉霞的预料之中。沙河上游两岸，人们对客家人如此模糊，除因城市与工业的发展、外来人口严重冲击沙河客家人的人口构成等因素外，也与当年“湖广填四川”时人口的迁徙有一定的关系：

刚迁徙进来时，因清政府在政策上鼓励开垦，且不过多干涉他们插占的土地，只需要将插占土地进行登记即可，充分激励了移民垦荒的激情。于是，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平原、平坝、沃野及交通和灌溉便利的地区被湖广人等邻近的移民大面积插占。随后，逐渐迁徙进来的客家人则没有湖广人幸运，因不具有湖广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只能在未被湖广人插占的丘陵及山区落地生根。沙河内侧为平原地区，沙河外侧则为平原向龙泉山脉过渡的浅丘地貌，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及地域文化，造就了沙河流域与四川其他地方客家人的不同特征。

……

沙河内侧的平原与外侧的浅丘，对农作物的多样性种植十分有利，部分客家人在东山地区落脚，后待经济条件稍好，再移至沙河一带。当时西蜀地区地广人稀，土地价格并不高昂，一些插占太多土地又种植不过来的湖广人，将土地便宜卖给客家人，客家人则可以用很少的钱或者一只鸡公、一升米等换到一块土地。随着迁徙入川人口的逐渐增多，未被开荒的土地越来越少，后面来的客家人则只能靠佣田为生。部分勤劳智慧且有手艺或者善于经商的人，也时常在沙河流域一带的场镇做买卖，挣钱以后就在此买房定居，或在周边购买土地。

▲1909年4月，成都平原上的农舍和稻田 ［美］张伯林摄

沙河流域的人口，从以湖广人为主到之后以客家人为主，与客家人的勤劳不无关系；沙河客家的形成，在整个四川地区属于典型的二次迁徙，这些客家人大多由东山迁徙而来。^[3]

“纵使湖广人先行占领了四川地区的优越之地，客家人也坚信四川一定有那么一块土地，就是他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一块世外桃源。”朱玉霞说。我赞同朱玉霞的观点。是的，世外桃源这个梦想，对于客家人来说，悲壮而美好。近几年，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记的“桃花源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从秦国征服南越时期就开启了迁徙之路的客家人的真实写照。但原籍成华区圣灯乡八里村鲜家坝的客家后裔谢桃坊先生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认为客家实际上是“南宋灭亡后，部分汉族人避难于粤东北山区，耕读传家”，并历经四百多年的封闭后，在清代方从粤东北向我国的西南部扩张。^[4]

谢桃坊先生的《宋词概论》是我儿时奉为经典的词学读物，他还是一名知名的沙河客家研究学者。他认为，沙河地域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双水碾至五桂桥一带，属于成华区的青龙、圣灯和保和等地。^[5]但作家张义奇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说，沙河客家固然不少，但湖广人似乎更多，“尤其是上游的双水（碾），主要是湖广人。凤凰山下、园艺场一带有一些客家人”。他说自己在撰写《沙河流年》时采访发现：“在这些老移民中，湖广人居住在沙河两岸，但以右岸居多；而客家人则多居住在左岸，并主要靠近丘陵坡地，而且客家人集中的地方在沙河中游，即驷马桥至多宝寺一带，上游极少有客家人，下游则几乎没有。”双水碾村人、原青龙乡政府办公室主任赖清泉告诉我，原青龙乡十四个村，包括现在的双水碾的地盘，以青龙场、青龙包上头为客家人，说客家话；东林说广东话、客家话；站东、红花堰、荆竹、石岭东、双水（碾）、将军（碑），这些坝上的几乎都是说湖广话的。

1698年，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叫汤万景的农民，“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历经千辛万苦。“沿途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同时也缺乏盐，一个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个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从这个盐蛋的传说可以看出这家姓汤的移民，路上是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

终于有一天，是早晨还是傍晚，他们走到了那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距离成都北面八十里路，新繁县和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棚，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气力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从此土地有了……”多少年以后，这家人的一个后人，在他出生没几天，算过生辰八字之后，长辈就用与土地关系密切的名字来为他命名，这个名字叫汤道耕——他后来还有一个笔名叫艾芜。

艾芜先生对儿时给祖先上坟记忆犹新，其描述几乎勾起了我这个福建填四川的后裔儿时年年跟着祖辈们上坟的同样记忆：

成都平原的人家，对于祖宗的坟墓，每年大约祭扫两次。第一次在清明时节，但只限于高祖曾祖为止，他们的坟墓，大都跟子孙耕种的田地，距离不远，或者竟在住居的院落旁边。祭扫的时候，用不着走多少路程。只有在冬至节这个时候，才把祭扫的范围扩大了，首先就是要向上川来的祖先，致我们最敬的追念。有些人家要走一两天的路程去上坟，我们的还不算远，当天可以打来回。^[6]

“桃花源”是古代汉族人的乌托邦，“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但不可否认，“湖广填四川”而来的不管是客家人还是湖广人，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才铸就了五柳先生《桃花源记》的那种梦境。

“对于成华区境内清代的发展历史来说，客家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华史话》认为，这些来自远方的“客家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还带来了红苕、玉米、南瓜、番茄、洋芋、洋白菜、四季豆、烟叶、柠檬、广柑、甘蔗、橘子、桂圆、黄麻等农作物，优化了本地的产业结构。同时，还从广东带来了客家山歌、灯展文化和具有中原建筑特色、岭南风格的客家建筑物。几乎把他们所拥有的灿烂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都带了进来，充分地促进了本地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影响至今。^[7]

因为有了客家人，沙河流域多了一分婀娜多姿，多了一分妩媚可爱。

一对金花，角角叉叉。

插在头上，众只看他。

今年脑壳梆梆硬，明年耳朵稀溜。

一对金花金灿灿，插在头上众人看。

你也看来我也看，明年当爹要煮醪糟蛋。（《贺新郎》）

我和朱玉霞在青龙场采访客家人时，郑光阳、杨其清、钟正清、李毅福、戴庆云、傅长生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客家人。但分明看得出，随着1952年火车北站带来的“铁半城”和大东郊工业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后沙河流域的城镇化发展，当地人的农转非以及外来人口的不断进入、稀释，沙河两岸的客家人包括湖广人都已经淹没在城市的人群里了。

然而，能辨明客家人的，依然是他们的客家话。

因为工作的关系，唐智芳说在客家聚居区，学会说客家话是一项必需的工作任务。如果不会说和听客家话，在工作交流和执行中，就会遇到各种困难。就是现在，许多地方的客家人，在开村委会或者其他会议的时候，基本都说客家话，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如果不会听也不会说，在理解上就会有所偏差。再者，如果在客家聚居区执勤、走访或者调查，也不能随时随地都有人给你翻译，这样就会在工作上引起诸多问题。所以，学会这门语言，就成为那时候，不是客家人的他这样的工作人员的一门必修课。

而周边场镇，像青龙场、龙潭寺这种客家人多的地方，买卖东西，都是用客家话讨价还价。在作家朱文建的记忆里，因为青龙场是离成都城最近的一个集镇，所以很多城里人都跑来赶场买个便宜。有的人会说客家话，但有的人不会，就只能硬起头皮假冒，学着客家话讨价还价，怕在价格上被宰。但这种拗口的客家话，在大伙儿听来：“不仅说起来十分吃力费劲，听起来更是难懂，可笑滑稽。”^[8]曾经当过青龙场文化站站长的客家人戴庆云也说：“在青龙场等以客家人为主的场镇，商人如果会说客家话，生意会相对地好；如果购买东西时会说客家话，也不会被商贩缺斤少两，或者烧价格。”

按照“靠近龙泉山与否为标准”，陈世松先生在主编《四川客家》时，将客家方言分为近山客家话和近城客家话两个小类，以洛带为代表的是近山客家话，包括同安、文安、黄土、西坪、万兴等乡镇的客话；以凉水井为代表的是近城客家话，包括龙潭乡、保和乡、青龙乡等乡镇的客话。^[9]

双水碾、青龙场的客家人，说的就是近城客话。然而，老一辈人的方言，已经逐渐失传，就连青龙场东林的钟正清也说，她的阿娘（母亲）有时说了几句客家话，又说成了土广东话，他们有时也听不懂。对于这种现象，谢桃坊先生在写作《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一书时，就调查发现：“沙河流域一带是客家杂居之处，20世纪40年代，这一代的双水村、新鸿村、八里村、圣灯村、联合村、青龙场等地以客家方言为主要交际语言，驷马桥、万年场、牛市口、莲花小区等地曾经是客家方言和成都官话并行，现在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听到有人说客家方言了。”(www.xing528.com)

▲1941年，客家人聚集的成都东山，一户人家的卧室［美］卡尔·迈登斯摄

跟随谢老的脚步，朱玉霞在调查中亦发现，客家方言在成都地区的蔓延，就如同他们的迁徙线路一样，先从东部往城中心的西部方向前进，最后又因为城市化进程及外来人口的不断拥入，而逐步从西退向东部。在这些客家方言与西南官话交叉使用的地区，“双言”现象如同一个光环，围绕着他们，直至如今。

所谓双言现象，即指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也就是说存在于同一语言社团中的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如标准语和方言，或者两种不同的方言。现今的成华地区，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客家人对外交流时，大多都说西南官话，而在客家人群里，则说客家语。客家人的孩子们，在学校读书时，学习的是官话版本，许多内容无法直接用客家话进行朗读；而在私下进行交流时，许多内容则是可以用客家话进行表达的。自客家人迁徙入川后，这种双言现象，在湖广人与客家人交集较多的地方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从成都平原往农泉山脉靠近，这种语言现场则相对较弱，甚至还有一些地方曾经有着“只说客家话”的规矩。^[10]

对外，说普通话、四川话、湖广话；而家里人，保持说客家话。这是沙河流域客家人的传统。“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这是像周安林、潘成新一样的沙河客家人从小接受的古训。

周安林是凤凰山脚下朱家坡大队的客家人，他的爱人洪素华是天回镇土门村人，也是客家人。他家是从广州梅县来的客家。他说：“以前阿婆都说，你们不讲客家话，就不爱祖宗。我的孙女都是七岁读书以后，才不说客家话了。我们称呼老人，都加一个阿字，阿爸是父亲，阿娘是母亲。”周安林的家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了，现在的是后来从另外一房人的太公那儿找来复印的。在他们家里，客家话是保留的沟通语言。同时小心翼翼保护着的，还有他们的周氏家谱。他说，他们家家谱是让最把细的孙女儿保管着的，现在她在外上大学了，都还不知道她放在哪儿的。“湖广填四川，到成都，到我的重孙是二十八代。”周安林骄傲地说。

和周安林一个大队的潘成新，母亲是客家人，但父亲不是。他说，父亲潘家发是重庆开县人。父亲的父母死得早，他们兄弟俩是孤儿，被民国的孤儿院收养，后来父亲就参了军，在凤凰山飞机场当勤务兵，倒开水。1949年他们部队起义了，父亲就和当地朱家坡客家人的母亲结了婚，父亲就留在了朱家坡大队。朱家坡当地有一个斜坡坡，以前有一个朱家院子，姓朱的人很多。潘成新说她母亲朱秀珍也是1930年生人，今年八十九了，身体还很好。他们家有七姊妹：“我是老大，下面四个兄弟，两个妹妹。”

周安林补充说，他是十二姊妹：“生一半，死一半，现在还剩着六个。我是倒数老二，幺妹是1952年生。最大的哥哥，是1933年生的。”

在韦家碾大队当了二十多年大队书记的尹显根则说，“湖广填四川”时，祖上是湖北孝感过来的，是正宗的湖广人。他说，家里也有家谱，是二哥手抄的。

双水碾街道横桥社区荆竹坝原荆竹七队人、1945年生的钟良秀告诉我，他们钟家就是广东的，从福建迁到江西，江西迁到四川。

“不管是叫‘土广东’还是叫‘客家人’，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族系文化，传承着自家独特的风俗礼仪。除了客家语言，客家人也似乎要比别的民系更看重‘家族’这个古老的概念，族谱、家谱是一大证明，班辈排行也是例证。”朱玉霞在《成华客家》里感叹。

虽然自己不是客家人，但从小在青龙场长大、生活的唐智芳，似乎已成为客家人的一分子，他说，客家人做得最好的，就是热窝鸡、热姜汁鸡、熬锅肉、咸烧白、甜烧白、粉蒸肉。客家人离不开凉粉，以米凉粉为主。“女的上了年纪，包帕子拴围腰，自己编的土布，一尺二寸长，自己买的膏子来染。”客家人的节气，主要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女儿节、清明节、四月初八药王会、端午节，唐智芳说，客家人这些兴得很，大多在祠堂过节。不过，下半年客家人的节气就少了，主要是要抓生产。

谢桃坊先生说：“沙河流域尚残存着某些客家文化，但在沙河整个客家及其后裔中，其数量是极微的，而且正在迅速地衰退，这里的客家人们盼望进入城市化，企图走向现代文明，愿意接受现代生活方式。在这种选择中注定会遗弃一些传统的东西，所以祖宗的遗训也就变得没有现实意义了。”^[11]

如今，东山客家已经是四川地区客家人最集中、客家文化保存最好的区域，可沙河流域的客家人为何最终没有如东山客家一样，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一直集中延续到今天呢？带着我们共同的这一疑问，朱玉霞拜访了谢桃坊先生。

谢老解答说，在客家人看来，平原虽好，但不能很好地防患于未然。自古以来，尤其是宋朝末年迁徙至闽粤赣山区以后，客家人便已经习惯了在崇山峻岭间开荒生活，并逐渐总结出生存与农事等所蕴含的规律与智慧。处于这样的生存环境，沙河流域的客家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存法则。他认为：

隆兴场（今龙潭寺一带）作为东山第一大场，与沙河流域及东山各个地区的场镇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沙河流域的青龙场、赖家店、牛市口、万年场等，都有通往隆兴场的道路，而沙河流域的这些场镇，又与成都主城区相互连接，构成平原与东山客家人的场镇过渡带。成都城区的居民或者商贩如果需要购进粮食、蔬菜等物资，都可以在沙河流域的这些场镇购买到，而这些场镇的商贩，绝大多数来自东山地区。沙河地区除在地理、地貌上为成都平原与东山丘陵地区的过渡带，在经济上也是一条连接东山与成都市区的纽带。^[12]

在双水碾，和朱玉霞一样，我采访到的客家人并不多，但我依然感受到了这片土地上，因为客家而存在的淳朴、勤劳的客家遗风，“俭勤朴厚”：“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论贫富，皆以缠足为戒。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釁、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真胜于男子矣……”^[13]

“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来拜祖公。”“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14]湖广话、客家话，以及更多因读书、工作、购房而落户的外地人的口音，今天，在双水坝上，逐渐交织着缠绕着，仿佛一个升仙的幸福梦境，仿佛一个凤凰山脚、驷马桥旁、沙河水畔，一缕散发着迷人的晨光，一轮皎洁如初的皓月。是谁，在双水碾子边，曾经轻轻地唱悄悄地和：“月儿弯弯像把梳，多多拜上奴的夫；再等三年不来接，剪下青丝当尼姑……”

【注释】

[1]刘义章、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徐旭曾：《丰湖杂记》，原文载于《和平徐氏族谱》和《惠川文征》。转引自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编《惠州志·艺文卷》，中华书局，2009年。

[3]朱玉霞：《成华客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

[4]谢桃坊：“序：成华客家的历史文化溯源”，见朱玉霞：《成华客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

[5]谢桃坊：《成都东山客家研究上：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天地出版社，2005年。

[6]艾芜：《艾芜全集第11卷·我的幼年时代　童年的故事　我的青年时代》，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

[7]成都市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成华史话》，新华出版社，2015年。

[8]朱文建：《我的客家情结》，《华西都市报》，2016年4月9日。

[9]陈世松主编：《四川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朱玉霞：《成华客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

[11]谢桃坊：《成都东山客家研究上：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天地出版社，2005年。

[12]朱玉霞：《成华客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

[13]徐旭曾：《丰湖杂记》，原文载于《和平徐氏族谱》和《惠川文征》。转引自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编《惠州志·艺文卷》，中华书局，2009年。

[14]［清］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之二首，见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