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不要再做梦了，醒来吧！国民政府已经垮杆了！成都的人民已经在庆祝解放了！蒋介石已坐飞机逃跑了！可怜王灵官也被蒋介石甩掉了，解放军要到新津了！大官都跑完，丢下穷光蛋！政府大官天天飞，留下你们做炮灰！三十五省都失守了，反共游击无路走！游击为哪啥事情，蒋介石未必爱你们！我们都是穷苦老百姓，大家联合来革命！政府已经搬台湾，为啥子飞机不载你们去当官！？美国不来气，无钱打游击！一错再错，三五天后日子难过！保川卫川，你们何苦当这些短命送终官！早早解放回家转，一家大小乐团圆！
这是一份中铁隆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档案馆馆藏的、针对1949年成都解放后周边地区国民党胡宗南残部发放的一份宣传单，它透露了当时极其重要的现实：蒋介石已坐飞机逃跑了，王灵官的死活蒋介石也不管了。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部联名宣布起义。次日，一大清早，蒋介石、蒋经国及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等人正在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黄埔楼用早点，机要室急急忙忙地送来截获的一封电报，是云南省主席卢汉打给川军将领刘文辉的，电报的大致内容是建议川军在10日这天发起第二次“西安事变”，扣留蒋，为人民立功。
于是，1949年12月10日当天，蒋介石在众人的劝说下，匆忙逃离成都。其座机驾驶衣复恩的《我的回忆》说：“12月10日，成都整个局面已难控制，当天下午，蒋总统及蒋经国即由少数侍从人员，循着小路护送到凤凰山。”而据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云：“公将启行，时刘文辉所部叛军已布满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分校大门附近，侍从人员请公从后门出，公当即严词拒绝，谓：‘我从哪个门进来，也要从哪个门出去。’”午后，蒋介石一行，已经赶到了凤凰山飞机场。而国民党空军空运大队队长、蒋介石座机“中美号”的飞行员衣复恩，早就把飞机安排在了离成都城最为便捷的凤凰山飞机场。
此时，上面的那份传单里的“王灵官”也赶了过来。
“王灵官”即王陵基，四川乐山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1950年2月6日化装潜逃时在四川江安县被俘，是级别最高的国民党被俘战犯。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其1965年的回忆文章中说：
10日清晨，我刚准备睡一下，俞济时突然派人把向我借的丝棉被子等送还给我。他从重庆匆忙逃往成都时，连行李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到成都后才向我借了一套。我一看这情况，知道蒋介石马上就要逃走了。我想他总得对我有一个交代，不能这样一声不响就走，便顾不得整夜没有休息，连忙赶往军校。我的车子刚到军校门口，劈面就看到蒋介石等一群人的汽车鱼贯而出。他们看到我的车子停在旁边，也没有打招呼，直向大街疾驰而去。我便叫司机抄小路绕过文殊院先出北门赶到凤凰山机场。在机场，我看到蒋的座机和侍从机停在那里，连一个警戒兵都没有。本来机场是由保安团守卫，盛文接任城防后，另派有部队，但盛比蒋逃得更快，所以机场连一个兵都没有了。我下车只看到特务头子毛人凤一个人立在飞机下。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脸色立即变得非常难看，表现出特别惊慌，好像生怕我会扣留他们。我一看他那副神气，也不愿和他攀谈，便一人等在那里。一会蒋等的汽车驶到，蒋介石下了汽车看到我也不打招呼，急急忙忙蹿上了飞机。我看他先和驾驶员在谈话，我想一定是在问能否起飞。这时胡宗南也来了。蒋站在飞机门口向四面张望，看到没有什么动静，才装出镇定的样子叫我上飞机去，只简单地向我说了一句话：“你以后与胡宗南去联系。”我也只回答了一个“是”。因为已经到这种地步，彼此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刚一走下飞机，蒋介石的座机便立即起飞逃走了。[1]
对于蒋介石父子仓皇从凤凰山机场逃离的情形，从1943年起就担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衣复恩，晚年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他记得，蒋介石离开大陆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三年后，我会回来。”而此后，“他坐在飞机上，一言不发”。
12月10日下午2点，蒋介石父子搭乘由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C-54座机，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18时30分到达台北。
爱写日记的蒋介石，在12月10日这天没有提离开大陆之事，可见对于他来说，从凤凰山逃离的那一刻，对他是多大的打击。直到16日，他才在写“上星期反省录”时，似乎为了给未来的史家弥补史料的细节而“接十日记事”记述说：“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到台北后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六天后，想起逃离成都，蒋介石依然难以入眠。
随着蒋介石的逃跑，胡宗南的部队也开始向西昌逃亡。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最后除了胡宗南一个人坐飞机逃到了台湾，他的所部全部留在了大陆，起义、投诚或者当了俘虏。而王陵基，一直没有等到台湾来接他的飞机，只能化装逃亡，直至被俘。
刘从德说：“双水碾的桥都是石头的，水很大，石槽很深，国民党（指国民党的部队，下同）逃跑时，马脚陷入了石槽拉不出来，走不了，挡到路了，就用刀把马脚砍了。”刘从德说，当时她家住的是刘家院子。“那是刘存厚的老宅，我爷爷以前是佃的他家的田地。隔壁是戴家院子。国民党逃跑，就在我的家扎起。”
“国民党当夜走后，解放军才住在横桥附近。”沈良富说，“1949年国民党撤走时，汽油库烧了三天三夜，汽油桶子爆起来多高。后来成了解放军的807仓库。后来是原成都军区的联勤基地。”
胡宗南的部队逃跑时，的确实施了烧毁物资不留给解放军的计划，据说这也是蒋介石的指示。早在12月8日，有三千多吨的空军重要器材没有办法运往台湾，最后就经过蒋介石首肯，决定由空军负责把这批器材全部炸毁，不让落入解放军手中。当夜，这批或存放在太平寺机场、新津机场的空军物资仓库，燃烧时的爆炸声据说响了一整夜，在仿佛要烧红了远边的天空下，包括双水碾在内的成都人，都意识到了，天，真的要变了，成都就要解放了。
1949年12月26日，原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更名的《进步日报》报道“多数国军深明大义 蓉昨获和平解放”，次日《进步日报》又报道“四路兵马分进合击 扫荡成都外围战场”。12月27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国民党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以下五万余人投降，同日，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附近胜利会师，宣告成都解放，因此这一天也被定为成都解放日。(www.xing528.com)
“成都市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是12月29日。”致力于近现代史研究和写作的著名作家、成都人郑光路说，“这天，参谋长张经武和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带先遣部队分乘三十余辆大小车辆开进市区。督院街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高高地挂在旗杆上随风飘扬。”
作为亲历者，马识途先生在1989年写下了《成都解放断忆》一文，回顾了当年带领大军进城的经历：“成都的冬天常常是雾蒙蒙的，我们解放大军进入川西平原后，却一直是晴朗的日子。早上，太阳出来，晒在军棉衣上，暖烘烘的，加之心里很热，简直穿不住了。”[2]
他回忆，过了天回镇、驷马桥，来到了成都北门口。回想几个月前，敌人在四门设岗要捉拿他，他费了好多周折才混出城，如今却坐在吉普车上大大方方地回来了。马识途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3]
参谋长张经武命令解放军战士占据一切制高点，以防敌特从上面搞破坏。成都城内的地下党们，则负责发动群众，赶做红旗、扎彩灯、学革命歌曲，准备入城欢迎仪式。
12月30日，一大早，大太阳就露了出来，仿佛不再是成都的冬天。而就在这一天，贺龙率领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解放成都入城式。入城的部队，整齐地列队在驷马桥，而夹道欢迎的成都市民，则一直排到了北门大桥。
这次入城式，从驷马桥入城之后的路线是：向南经簸箕街、北大街、草市街、玉带桥、皮房街、顺城街，向东转入提督街、总府街，向南转入春熙路，向西转入上东大街、盐市口、东御街、西御街、祠堂街，汇入少城公园，然后分别入驻西、南、北较场和皇城等地。贺龙率领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机关入驻在商业街励志社（今中共四川省委大院），张祖谅的第六十军军部驻北较场。
一早，贺龙坐着入川缴获的胡宗南残部的美式吉普车，就到达驷马桥，在雄壮的军乐声和喧天的锣鼓声、鞭炮声中，贺龙和第十八兵团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王新亭等将领，走到桥头，与参加欢迎仪式的起义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裴昌会、曾庆集等，以及中共川西边临委会留蓉工作部地下党人员、各界爱国人士代表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十点整，贺龙一声令下，在军乐队的“向前，向前，向前”的《解放军进行曲》中，入城式隆重开始。一路上，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轰鸣声，队列烟尘滚滚、红旗蔽日，真是人山人海、全城沸腾。据说，参加入城式的队伍长达数公里，先头部队早已进入市中区，而后面的部队都还未动身，走走停停，从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三四点钟，入城大军才全部通过了市区的主要街道。
贺龙乘坐的参加成都解放入城式的这辆吉普车，现收藏于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首歌，将注定留存在当时那些看热闹的小孩的血液里，以至多年以后，他们还会在沙河边，在某一幢高楼里，用湖广话或客家话，为自己的子孙们，随便哼唱几句。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澎湃、生命燃烧的年代。
【注释】
[1]陈冠任：《蒋介石在台湾》，东方出版社，2013年。
[2]见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年。
[3]梁平：《马识途，先生百岁不老》，《文艺报》，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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