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沙河边跑警报》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25日晚武汉沦陷后，从1938年11月8日到1944年12月18日，日寇的飞机对成都轰炸长达六年之久（2230天）。据《成都大轰炸》载：日机对成都主城区及郊县先后实施了31次空袭，出动飞机921架次，投弹2455枚，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死1762人，伤3575人），炸毁房屋15208间。轰炸目标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商业中心，包括城区的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外国教会等非军事区，以及各交通要道、军事基地、空军机场等，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机的“无差别轰炸”^[1]。

1938年1月，岌岌可危的大后方成都就提前印刷了由成都防空指挥部工务组编制的地图《避难区交通路线图》，四处张贴。同年，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发布命令，划定城郊的部分场镇为避难场所，并派出兵力在所划定区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

11月8日，18架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成都，成都人开始了第一次“跑警报”的经历。鉴于此，为了便于市民“跑警报”，从城内往郊外疏散，以此减少伤亡，省城成都通宵施工，12月，所有城墙的城门都被全部拆除，并在城墙上开辟了若干个豁口，又根据疏通路线，用木头在金河、御河、府河、锦江、犀角河、摸底河上搭建了多座便桥。

▲成都防空指挥部工务组制、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印《避难区交通路线图》 成都博物馆藏

从一张《1940年敌机袭川常经航路略图》可知，日军主要从湖北、陕西等方向进入四川省域，分别途经三台、遂宁、简阳这三个方向对成都实施轰炸。^[2]

1941年，为了躲避鬼子的轰炸，画家张大千拖着全家老小搬到了郊外、双水碾西北方向郫县太和场蔡家碾的钟家大院。据其女儿张心庆记载：“母亲曾正蓉将我们五个小姐妹送到太和场中心小学上学。那一年，城里好多人都疏散到那里，转到学校的学生特别多。”^[3]

而早在1939年春，作家李劼人就举家从租住的成都城里迁入了东郊沙河铺那个被他命名为“菱窠”的家。这个家，是他从老友数学教授谢昌璃手中买下的两亩菱角堰边的土地，在上面搭起的几间简易的茅草房——这也是他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而几年后，张大千也同样在郊外的金牛坝第一次置下了一个宅院。

张大千在钟家大院画下了一批署以“沱水村居”的画，而在不再跑警报的菱窠，李劼人则记下了当时在城乡接合部的沙河边躲警报时的心情。“左近的高射炮发威了，砰呀訇的咆哮着，响声确乎震耳。令人一面感到抵抗的力量不但真的在长大，而且与过去几年比起来，还真的长大得很快。”^[4]高射炮射向天空的炮声，给了李劼人和一群躲警报的人们信心。当时，仅双水碾附近，凤凰山就有高炮四门、高射机枪十多挺，而旁边的青龙场则部署了高射炮两门和小口径探照灯两具。然而，炸弹依然落在了城里、郊外，造成了重大的死伤。^[5]

炸弹落下的地方，也给了成都人战争的创伤与难以磨灭的记忆。李劼人在这篇被他命名为《天魔舞》的长篇小说中，写下了一个年轻的母亲和她受了惊吓的小儿：“年轻的妈妈，如同犯罪样，连忙把小儿揽在怀里，一面拍着诓着，一面解开旗袍纽扣、汗衣纽扣，当着陌生人的眼睛，把那白馥馥的奶房扯出来……”诗人流沙河，则记得民国三十年（1941），在一阵空袭的警报声中，正读小学八册班的他，在金堂目睹的那一排排敌机：

第二次炸成都在这年寒冬的一个夜晚，来了四个大队共一百零八架。当时母亲领着我和妹妹弟弟跑警报出西门，躲在一家院落旁边的坟地里，目睹西方，成都天空飘悬着照明弹七八颗，耀眼若煤气灯，四十公里外我们的面部都被照亮了。天黑，不见飞机在哪，但闻砰磅声，地都震动了。很快看见西天映红，成都在燃烧，愈烧火愈猛。火光倒照冬水田里，仿佛大火就在前头两三里外。母亲领着我们念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保佑”，喉嗓吓得打颤。挨到半夜解除警报，妹妹弟弟草垛上睡着了。^[6]

抗日战争时期“跑警报”，沙河边双水碾一带，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1943年出生的钟惠根说：“韦家碾河边树多，抗日战争时期‘跑警报’，就去韦家碾的树下躲起。”

1947年出生的刘从德说：“双水以前的冬水田，日本人丢了个炸弹下来，一直没找到。”

1945年出生的钟良秀说：“羊子山本身就是一个丘陵，以前二砖厂就在羊子山挖土烧砖。荆竹三队有一个青杠包，上面有树子，柏树、青杠。当时抗战时期，日本鬼子丢了一个炸弹，在青杠包没炸，后来挖青杠包时，二砖厂都不敢往深里挖了。”

2016年出版的由成都市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的《成华拾忆》，这样描述当时沙河流域的“跑警报”情形：

当时，为了让城区老百姓顺利躲避敌方轰炸机的轰炸，市政当局设置了警报系统，每当紧急警报声响起，市民们便纷纷拿上自家的重要财产，或拎，或背，或扛，匆匆跑出城去，到近郊的竹林、树丛、河岸芦苇深处或农家小院的林盘阴处隐藏躲避。等到警报解除了，又再陆陆续续地返回城里。这也就是很多老一辈人所说的“跑警报”。

沙河距离城区较近，而且芦苇及林木茂密，成为人们最安全的隐蔽场所，每次跑去那里的人很多。而当时的成华区还是一片田园郊区，又临近沙河，所以聚集的人群更多。

“跑警报”时，虽然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一些贵重的财物，但是在吃食方面却是很少有顾及。当时，成都防空能力薄弱，通信联络也相对滞后，有时误将日本侦察机当作了轰炸机，警报拉响后，很久都未得到解除。有时候，早上拉响了警报，到下午都还没有解除。

跑到郊区躲避的居民，又不准用火、走动和大声喧哗，就只能困在原地。此时，饥饿来临，大人还可以忍受，但是老人和小孩就很难忍受了，尤其是小孩，啼哭之声不绝于耳。因而，一种属于“快餐式”的餐饮便应运而生。(www.xing528.com)

“跑警报”出城的人群中不乏平时挑担进城卖凉粉、汤圆、挂面、蒸蒸糕等吃食的摊贩，以及挎篮卖油糕、麻花、炸果等小吃零食的小贩，警报久久不见解除，这些便成了人们取食的首选。另外，乡村幺店子、碾坊以及沙河渔船办起了以冷餐为主的快餐供应，以满足人们紧急的饮食需要。而躲藏在附近农家的居民，也常常是就近请求农户卖给一些烤玉米、烤红苕等食物来充饥。

提起抗战时期的成都和双水碾，当地的老人记忆犹新的就是日本人扔炸弹、大家“跑警报”。

双水人的记忆里还有凤凰山“飞机坝”。他们的祖辈参与修建飞机场，他们中间的一些老人曾经看着飞机飞上天空去迎敌。

早在1915年2月，袁世凯抽调南苑航校法国制“高德隆”飞机三架组建“航空连”，随同其亲信参谋总部次长、原四川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陈宧，带着北洋军开入巴蜀大地，其主要是为了恐吓反对其复辟“帝制”的川人。陈宧重回他以前扎营的凤凰山，想必感慨万千。为了给千里迢迢运来的飞机找个组装和可以起飞的地方，就在凤凰山脚下匆匆刨了一个平坝出来。这就是当地老百姓口中凤凰山“飞机坝”的雏形。^[7]

1931年，省军政府在其基础上修建了成都最早的民航机场。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事逼近成都，1936年4月10日四川省政府饬令扩修凤凰山飞行场，次年9月26日，四川省征集成都、华阳、双流、什邡、金堂、广汉、温江、新都、郫县、新津、新繁、崇宁等16县民工及军工共2.58万人，扩建凤凰山机场。1939年4月26日，因为凤凰山飞机场亟待修整，政府“请速征民工赶修以利军用”，“分配由成都华阳、新都、双流、简阳、广汉、德阳、什邡、金堂等九县分别征调民工共五千名”^[8]。1943年，美国盟军批准“马塔角行动”——在印度集结B-29新型远程轰炸机部队，将轰炸机推进至成都附近的基地，从成都起飞发动针对日军的远程攻击，为此，成都开始修建四个大型轰炸机机场：新津机场、邛崃（桑园）机场、广汉机场和彭山机场。为了配合行动，和太平寺、马家寺等机场一起，凤凰山机场被列为“特种工程”之一，于1944年1月再次动工，扩建成驱逐机专用机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国民政府于第二天下令举国庆祝三天。从1946年起，遂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1947年9月18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时期在前线英勇牺牲的李家钰将军，成都各界捐造的由刘开渠创作的李家钰骑马铜像，在北门城门口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从此，李家钰将军的英姿，立于北门，向着川军出发又归来的方向。

那时候，在凤凰山“飞机坝”，目送战机一架架起飞的，就有凤凰山机场的士兵钟德明和潘家发。双水碾的钟德明老人，曾经在凤凰山“飞机坝”先后当过国民党部队和解放军的卫生兵。潘家发，幼时在重庆的孤儿院长大，后来参军在凤凰山“飞机坝”当勤务兵，与当地朱家坡的客家女子朱秀珍结婚。“从此父亲就留在了朱家坡，生了我们几姊妹。”园艺场的潘成新说。

他们，或许儿时亲历，或许听长辈们述说，但这些都成了国人抗日战争史上双水碾人独特的一份历史口述，虽然已经无法用这些碎片去拼贴和还原那一段家国兴亡之际匹夫有责、壮士出川的宏大而悲壮的、川军与川人的叙事。

【注释】

[1]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成都市国防教育学会编著：《成都大轰炸》，中国和平出版社，2009年。

[2]丁成明主编：《川人抗战档案文献图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3]张心庆：《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浦东时报》，2012年9月10日。

[4]李劼人：《天魔舞》，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

[5]成都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抗战记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6]流沙河：《画火御寒》，新星出版社，2012年。

[7]郑光路：《凤凰山飞来三只“大铁鸟”成都人爬上城墙看飞机》，《成都商报》，2015年7月12日。

[8]双流区档案馆所藏民国档案，有四份关于凤凰山修建机场的珍贵档案，见曾万娟《档案见证：凤凰山机场修建二三事》，《空港双流数字报》，2018 年 8 月 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