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

“好山好山真好山，枪打凤凰炮连天！”这是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所录歌谣《西蜀景》里的一句。从古代的学射山到近代的凤凰山，凤凰山至北门一带的双水坝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练兵、屯兵之所。“堂堂鞭辔马闲闲，趁值天晴出北关。洗砲健儿排队去，笑言今打‘凤凰山’。”^[1]“太平军政亦须娴，炮试开花岂等闲。列阵俨如临大敌，一年两打‘凤凰山’。”^[2]明末清初，成都曾经成为一个空城，而周边也是一片废墟，双水坝上也不例外，随着“湖广填四川”，坝上才渐渐有了人烟。然而，当时的坝上，凤凰山脚下，更多的是入川的满蒙八旗军队的驻扎之地。凤凰山因为可以放牧，又是绝佳的练兵场，一度成为清军在郊外的几个军马厂之一。

康熙五年（1666），对于四川总督苗澄等的奏折“请以重庆夔州等镇、成都城守等营、督抚提标兵抽拨七千名，开垦成都屯田，每岁可得米四万二千石，省部拨银五万六千两”，康熙帝“从之”。^[3]这标志着成都满蒙八旗与绿营军队，正式在成都郊外圈地屯田，建立营地。

乾隆十三年（1748），是第一次金川之战的第三年，由于川边战事吃紧，乾隆连续批示了两个奏章，准许大量的军马调入四川成都：“谕军机大臣等……现今川省马匹缺少，调拨湖北之马二千匹，解赴成都。”“军机大臣等奏。现今川省马少，大兵阻滞，臣等商酌，京城八旗马，不下二万，未经起程兵尚有二千名。若将八旗马内拨三千匹，分为四起，按起骑至良乡，即留该处，将良乡之马，骑至下站，亦留该处，照此逐站倒换，直至成都，不须一月，川境可添马三千匹。再，晋省台站，并不供应大兵，马应有余。请行文晋抚，将该省马，酌拨二千解陕，供应军行其陕、川、邻近。所有豫备之马，令该督抚就便解赴川境。由川陕交界之神宣驿一路，沿途接应。至湖北兵四千名，业经停调，豫备之马骡，已可不用，应行文该督抚，令酌拨二千匹头，即交与奉旨派出领兵将弁，解赴川省于成都一带。沿途迎接官兵，事竣后，或应留用，或仍发回本省。交尹继善、策楞酌办。从之。”^[4]

作家申琛在《成都马厂》一文中指出：“大量的军马陆续转运到成都周边的北门二台子（新都三河场松柏村）、凤凰山、营门口、沙河堡等营地，然后分发至各个战场，这些营地逐步成为专门接收、调配、发放、歇息、医疗、圈养、放牧的军马集中之地，这便是后来满蒙驻防马厂的原始雏形。”^[5]

光绪七年（1881），成都将军恒训等奏：“遵旨查明马厂积弊。派员丈出新垦各地一百余顷，应征租银五百余两。拟请援案拨作书院膏火，暨旗员路费，以示体恤，降补佐领札朗阿，年力就衰，请勒令休致。”又奏：“查出成都北门外左右营马厂，新垦水田五百七十九亩、旱地三十五亩。照例升租，并将余款匀散两营，以资补济。”^[6]据申琛考证，当时北门外左右营马厂，分别驻扎在三河场繁阳山（今名五龙山）二台子驿站，以及凤凰山至天回场皇恩寺海滨堰一带，这两处也都是提标的绿营马厂。从奏折也可以看出，清末成都的清军绿营，依然在北门外开垦田土，增加收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备受屈辱的清廷鉴于期间陆军所展示的战斗力低下、作战指挥混乱等情况，下定决心整顿、改编军队，包括陆军和海军。清末光绪帝实施新政，其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就规定“裁减绿营”，清军采用西洋兵制，改用洋枪、洋操。光绪二十七年（1901） 宣布废除武科科举考试制度，“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并裁减旧军，编练新军，“所有各省原有之绿营防勇，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之二三，及上年有事时添募之勇营，亦一并酌量裁撤”。同年九月十二日，清廷发布光绪上谕云：“前因各省制兵防勇，积弊甚深，业经通谕各督抚认真裁汰，另练有用之兵……因念练兵必先选将，而将才端由教育而成。自非广建武备学堂，挑选练习，不足储腹心干城之选……着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7]遂下令由张之洞、聂士成、温处道、袁世凯等牵头创立新式陆军，“习洋枪，学西法”，史称“新军”。

在光绪的推动下，1903年，清廷公布了奏定《新军营制饷章》。次年，为进一步统一军制，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立督练公所，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镇（军区），将军队编为常备、续备、巡警（后备）等军种。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式批准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但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这项计划也没有完成，只编成了十六镇，而当时四川属于暂编陆军第十七镇，驻扎地在成都，主要营地在凤凰山，统制是朱庆澜。

▲赵尔丰是“保路运动”事件中的一个当事者。图为1908年，赵尔丰罕见的戎装照［英］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摄

四川暂编陆军第十七镇，其前身是新军三十三混成协。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总督岑春煊开始筹备四川新军，次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正式着手筹练新军，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锡良呈奏清廷拟编练步队六营，过山炮队两营，工程队一营，马队一营，军乐队一营，并编为第一、第二两协，第一协统程文葆，驻省城；第二协统陈宧，驻北门外凤凰山。1906年7月，因不足一镇，清廷练兵处将其编为第三十三混成协，陈宧任协统，下辖六十五、六十六两协。后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并带走陈宧后，清廷委派了候补知府钟颖接任混成协协统。

关于钟颖，曾任其部下的陈渠珍（后来被称为“湘西王”）在其《艽野尘梦》一书里略有记载：“尔巽在清封疆大吏中，为最明达者。抚湘时，锐意兴学练兵，予等皆受其陶铸者也。其弟赵尔丰督川，将有川边之行，亟需材，尔巽资遣予辈入蜀。至成都，尔丰疑湘人皆革命党，不即擢用。未几，尔巽移督川，尔丰授川边大臣，任命予为六十五标队官，隶协统钟颖部……适钟颖奉旨援藏。予见猎心喜，上西征计划书，于藏事规划颇详尽。钟颖大加称赏，立召余回成都，委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予以眷属浮寓成都，留无依，归无资，送无人，力辞不就。管带林修梅力劝不已。钟颖复馈多金，优给月廪。余感其意，遂行。”并注曰：“钟颖，字鼓明。正黄旗人。父晋昌，尚咸丰妹，官至盛京副都统，以附义和团罪，谴戍西藏军台。行至成都，托病，经川督锡良奏留养病，实慈禧后密旨也。颖于同治帝为表兄弟，故邀慈禧宠眷。光绪三十一年密语假协统衔，于凤凰山训练新军，时年仅十八耳。新军成，钟为协统，率之入藏。时宣统元年也，年二十二。”^[8]

因为出身皇亲国戚，钟颖以混成协协统在凤凰山训练新军时，年才十八岁，二十岁就成为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后来，陈渠珍入川，被赵尔丰任命为六十五标队官（连长），随即跟随钟颖入藏。后来，钟颖因在西藏谋害罗长裿一案，1915年被袁世凯正法于北京。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宣伟对清末的四川新军发展与演变有较为详尽的研究。据其研究，宣统元年（1909），四川新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已编成第六十五标第一、二、三营和第六十六标第一营，每营612员，驻凤凰山，混成协马队（营）已编成一队，79员，马63匹。炮队已编成两队（营），154员。宣统三年（1911）二月初四，四川总督赵尔巽奏称第三十三混成协基础已固，陆军部遂同意四川暂编为陆军第十七镇，宣统元年随赵尔巽入川的朱庆澜被任命为镇统制，并发展成第三十三、三十四混成协两协。第三十四混成协下辖第六十七、六十八标，均为新编。第三十三、三十四协统分别是施承志、陈德麟。^[9]

后来，四川暂编陆军第十七镇的士兵，大多成为川军的翘楚和风云人物，尤其是出自凤凰山的第三十三混成协第六十五、六十六两标，如周道刚、程潜、刘湘、杨森、马德斋、陈万仞、唐廷牧、王缵绪、李根固、贺国光、张邦本、周骏、黄成璋、邓锡侯、陈宦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广安人秦炳、内江人“喻大将军”喻培伦同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三个川籍烈士之一的重庆大足人饶国梁，1909年就曾充任四川新军六十五标见习官。但由于当时四川的清政府对革命党防范严密，于1908年就由黄兴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积极从事反清活动的他，深感报国无门，不久即弃职赴重庆，又经昆明转奉天。1911年4月27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又名黄花岗起义）爆发，饶国梁与川籍同志熊克武、喻培伦、秦炳等被编为一个分队。突围时，饶国梁率敢死队员在莲塘街口截击清军，负伤被捕。“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在法堂上，其怒斥敌人，并索取纸笔写下了流传于世的《绝笔书》。4月30日，饶国梁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三岁。

作家张义奇告诉我，第十七镇新军就驻扎在凤凰山南边与沙河今双水碾境内的八里桥之间。“双水八里桥路188号，从清朝就开始驻军。”原站东村七队的钟惠根也说，“八里桥原来是木桥，后来是水泥桥，2000年后，又重新扩宽了。”

2019年3月30日，尹显根、周安林、潘成新三位大爷特意陪我去看八里桥的时候，在周安林的提议下，我为他们在桥上照了一张合影。在他们的脚下，有着一座独特的桥。

2015年，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部编的《成华坐标》写道：“在（双水）村北的沙河上有一座木桥，那是连接南北交通的咽喉。民国初年，前清四川督抚赵尔丰在成都策动兵变企图复辟时，尹昌衡调动凤凰山驻军入城平叛。那些士兵跑步路过此桥时，木桥剧烈震动。因为该桥相距城区八里路程，所以该桥被称为八里桥。”^[10]剧作家萧赛在《沙河——有我最难忘的地方》一文里也说：“八里桥的那一营兵，在关键时刻，修不修改历史，都要由他们来决定。”以“八里桥”为代表的双水碾，因此被萧赛先生称之为“革命的前哨”^[11]。

▲双水碾境内的重要地标八里桥　青青容颜摄

1911年6月，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9月7日上午，赵尔丰在督署诱捕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彭兰棻和邓孝可、江三乘、叶茂林、王铭新等九人。蒲殿俊等被捕之后，成都府学教授蒙裁成、四川高等学堂毕业生阎一士自请逮捕；赵尔丰亦逮捕了胡嵘。顿时成都全城震动，数万群众拥向总督衙门示威，清军开枪，当场打死三十二人，伤者无数，造成“成都血案”。当夜，同盟会员曹笃、龙鸣剑、朱国琛等连夜于成都南门农事场以木板制成“水电报”，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会速起自救”，投入锦江，传遍川东南。各地纷纷响应。

作为亲历者，四川井研人、同盟会会员王右瑜正是在1911年的8月26日，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后，回到了风雨飘摇的成都。此时的成都，保路运动正如火如荼：

入城见到久别后的成都正通城罢市，市民每家门口，都供奉了一个黄牌位，各街还扎得有许多黄牌楼，初犹以为是在打清醮。迨住旅店后，始询知川人为了反对铁路国有，有保路同志会的组织，各家门口所供的是光绪帝的牌位，表示遵循他准许川人自办川汉铁路的遗旨，与当时清廷以川汉路权抵借外债事相对抗，成都因此全城戒严。其时我除了急于向兵备处正式报到外，对于保路同志会的行动，因还欠缺认识，不敢轻于过问。报到以后，我暂时移住在兵备处候差。

当时成都的新军是第十七镇，由朱庆澜为统制，尚未组织完成，仅有完整的步兵两标及炮、工兵各一营。我于此期间由朱庆澜率领见赵尔丰后，被委为六十七标的教练官，遂搬到标本部去住。当时标统孙和甫率兵在外，我到标本部后，曾一度奉命到北路慰劳前线的军队。我到广汉前线接触到的军官，众口一辞地说：“保路同志军真不容易对付。”我亲自见到：清军如果进攻，起义农民就都散在田地内从事耕作，一有机会，就出其不意地突然展开袭击。当双方交锋的时候，遍山遍野，都在喊杀，声势极为惊人，随时随地都为清军安排下了覆灭的命运。^[12]

“铁路国有，失信天下。”当时的王右瑜不会想到，此次川人发起的运动，清廷制造了“成都血案”，并派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武昌空虚，为辛亥革命首役武昌起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可谓直接催生了辛亥革命，葬送了沉疴已久、病入膏肓的大清政府。

但保路运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四川保路同志军，四川新军并没有像湖北新军那样积极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由于极深的门户之见，四川新军之中高层多被外省籍军官所把持，造成朱庆澜带来的外籍军官和以周道刚、尹昌衡等为代表的川籍军官不和，并导致同为外籍的同盟会员方声涛、姜登选、程潜、叶荃等人，虽是中高级将领，但在新军中却并没有什么威信，以致保路运动发生后，革命党人试图发动凤凰山新军革命，没有成功，“涂传爵亦携黄兴书返蜀，驰抵成都，走凤凰山以书予方声涛，声涛在新军势微，不敢轻举”。^[13]保路运动中，四川新军大部分只是保持了中立，但更有甚者，据保路运动史料记载，四川新军也多有参与镇压各州县保路同志军的行动。学者席萍安在《辛亥革命期间的四川新军》一文中就指出：“从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至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的三四个月时间内，整个四川新军八千余人，除李银安率三十人于 9月份参加川西同志军，及夏之时于1月率驻龙泉驿新军一队的二百三十余人反正之外，绝大多数新军没有任何实际上的革命行动。甚至不少新军，并包括不少是同盟会员任军事领导的新军部队，对同志军采取了敌对态度。”^[14]当时，李银安是驻守温江的新军排长；夏之时时任驻省城的新军步兵排长，1911年10月22日率步兵一队随东路卫戍司令驻防成都市龙泉驿。

“夫川人以争路与政府相抵抗，猛厉进行，万死不顾。不二三月，闻天下土崩，各省次第宣告独立，吾川灿烂光华之大汉独立军政府，亦于今日告其成。”1911年11月27日，以一场铁路纷争为开端，四川这个大清帝国人口最多的省份，终于宣告独立，建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布四川自治文》，蒲殿俊发布《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书》，蒲殿俊任都督，原陆军统制官朱庆澜为副都督。但并不大懂政治的广安人蒲殿俊，此时在秩序不稳、人心惶惶之际，却非常不明智地宣布旧军队放假十天，以致12月8日，独立后的四川就发生了“成都兵变”（省门之变），军政府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落荒而逃。

12月4日，“巡防军即在武侯祠开会，酝酿倒蒲；尹昌衡、周骏、宋学皋、彭光烈等于是晚复在北门外开会，商定计划，决定积极扩充武力，抓取实权”。这是后来据王右瑜口述的一个历史的细节。^[15]

士兵哗变，按照计划，精明的尹昌衡飞奔出城，一路跑到了北郊凤凰山脚下，与日本陆军学校中国队第六期步科的同学、原新军暂编第十七镇第六十五标标统周骏商议，第二天带着周派出的三百人入城平乱，那些士兵跑步路过八里桥时，木桥剧烈颤动。

这里要分别介绍一下两个人，尹昌衡与赵尔丰。

尹昌衡，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尹昌衡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保送赴日本留学。其在日本陆军学校中国队第六期步科的四川同学，除了成都金堂人周骏，还有重庆杨廷赙、江津丁慕韩，以及同属成都的林爽、刘存厚、邱志龙、绍祺等。1909年，尹昌衡毕业回国，任广西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小学堂教习。次年返川，任四川督练公所军事科长，后升任编译局总办、教练处会办、陆军小学堂总办。1911年11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任军事部长。同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正在东较场参与阅兵的尹昌衡从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向同学周骏借兵。据其后人回忆说，其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泪如雨下：

“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于是，尹昌衡率领学生军策马提枪，进入成都一举平定暴乱。那一年，尹昌衡才二十七岁。^[16]

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派兵包围旧督署，擒获已经交出了巡防军的“赵屠户”赵尔丰，拉到明远楼下皇城坝公审，当众尽斥其罪，并令部下当场将其枭首示众。

赵尔丰，赵尔巽之弟，字季和，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人，祖籍山东蓬莱。初任山西静乐、永济知县，河东河道监事同知。1903年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官封永宁道，镇压会党起义。1905年，任建昌道，率兵入西康平定土司叛乱。次年加侍郎衔，任督办川滇边务大臣，实行改土归流。1908年任驻藏大臣，率兵入藏，屡败叛军，阻止了英国北进阴谋。1911年4月调任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被清廷撤职，被迫让政权于大汉四川军政府，后为都督尹昌衡所杀。

后人评说，赵尔丰最大的功绩是“治边”，其稳定了藏区，以至于虎视眈眈的英军没有得逞。尚秉和《辛亥春秋》一书赞其“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听闻赵尔丰被杀，章士钊的《将军叹》也肯定了赵尔丰“治边”之功绩：“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www.xing528.com)

然而，保路运动的枪声，导致他成为“赵屠户”“赵屠”。

一步棋走错全盘皆输。东较场兵变，乱兵们在城中疯狂洗劫时，“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那时候，赵尔丰手里还有三千巡防军，“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他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滇边务大臣”，布告上，他无印可盖，据说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然而，正是这张布告，成为他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意图复辟的证据。他无奈地写下《为防军变乱辩诬文》，试图为自己辩解，虽然已经百口难辩：“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他说，如果我要破坏你们，早就破坏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我没有权利的这个时候？

那一天，面对他和兄长赵尔巽兄弟俩提拔的尹昌衡，赵尔丰很爽快地就交出了三千卫队。12月22日清晨，尹昌衡发兵，包围了赵尔丰住所，敢死队把还穿着睡衣的赵尔丰从床上抓了出来。据后来尹昌衡回忆，六十五岁的赵尔丰平静异常，走下台阶时，看到他时问他：“能相活乎？”尹昌衡答：“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

天亮时分，看热闹的人们纷纷汇集而来，成都城几乎万人空巷。尹昌衡当众宣布赵尔丰罪状：“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曾是赵尔丰属下的秦枬在《蜀辛》一书中记载，尹都督斩杀赵尔丰前，在成都至公堂喝令：“谁是赵屠户即尔丰，擒到快斩！”赵尔丰问：“与尔何冤？”尹都督答：“无冤。”赵尔丰又问：“斩我何罪？”对此尹都督却不答，转而问众人：“谓之何？”众人异口齐高声：“斩！斩！斩！”

相机的闪光里，赵尔丰的头颅被定格在历史里的档案里，定格的还有他的绰号“赵屠户”。为此，尹昌衡在发布军政府成立通告中，历数了赵尔丰的罪行：

查成都自七月十五逮治为首争路抗捐诸人，并督署枪毙市民之后，激成众愤，川西南同志军纷起问罪。赵尔丰不知自反，竟派兵四出剿杀，众情益愤，愈剿愈甚，苦战者七八十日，糜烂者数十州县。以血肉之躯，与快枪利炮相薄（搏），死伤丧亡，尤难缕述……然赵尔丰身拥重兵，驻省城者不下万人，而横残之田征葵所辖防军，实居多数。民党手无寸铁，虽屡谋冒险举事，而障碍多端，细审事势，亦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非徒无益，且滋民害，乃不得已而求和平之解决。

后来，在《自记》中，尹昌衡试图为自己杀赵尔丰这个事情辩解，他认为自己是在四方势力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

尔丰固刚愎，诈殿俊等十九人入署议，皆捕之。四民号泣，咸戴德宗主环督署而吁，哀声动天地。尔丰怒，发巨炮击之，洞胸折股者数十百人。尸于市，民益汹汹。郊野闻之，扶老携幼……尔丰恚甚，诬为叛，纵兵屠之。浮尸十里，闾舍荡然。……民军闻清祚既改，尔丰之未诛也，四方来集，郊野皆盈。曰：覆清我首功也，伐赵我初志也。首功不赏，初志未酬，奈何即罢？环城远近，凡数十万众。张培爵在重庆，谢汝翼在宁远，及李绍伊、周鸿钩皆以此收民心，谋伐成都。傅华封令于军曰：赵督犹在成都，河鱼腹疾，可克也。东犯日急。^[17]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个正在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的学生叫郭开贞，后来，他在《反正前后》一书里，回忆了那场兵变：“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他也想起了那颗被示众三日的头颅：“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18]

1912年2月2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成立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尹昌衡任都督。同年7月，尹昌衡领兵西征，三个月平定康藏叛乱，改任川边经略使。后被赵尔丰的亲家袁世凯骗至北京，以“亏空公款”罪，处以九年徒刑。1916年袁世凯死后方得出狱，从此闲居，大半时间在成都城内的忠烈祠南街的止园，种花弄草。

1911年10月30日，当赵尔丰把扣押的立宪派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释放后，他们立即发表了《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他们说，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作废，保路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19]然而，已经没有人能够听清他们的话了。

自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为四川都督府那天开始，抑或三百新军从八里桥上跑过的那一瞬间开始，乃至更早之前北门尹昌衡、周骏、宋学皋、彭光烈的一次密会，历史就开始在凤凰山脚下、双水坝上，书写着此后混战二十年的四川军阀、抗日出川方才一战成名的川军，从此时、从此地开始登场。不管有过怎样的腥风与血雨，家国、民族，后来都压在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注释】

[1]清末吴好山《成都竹枝辞》九十五首之一，见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2]清末民国邢锦生《锦城竹枝词钞》二十首之一，见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3]《清实录》康熙朝“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四，中华书局，2008年。

[4]《清实录》乾隆朝“高家纯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三十，中华书局，2008年。

[5]申琛：《成都马厂》，来源于道客巴巴。

[6]《清实录》光绪朝“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2008年。

[7]《清实录》光绪朝“德宗景皇帝实录”之四百八十五，中华书局，2008年。另见朱寿朋编纂《光绪朝东华录》。

[8]陈渠珍：《艽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

[9]马宣伟：《清末四川编练新军》，《文史杂志》，2003年第3期。

[10]成都市成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部编：《成华坐标》，新华出版社，2015年。

[11]冯广宏主编：《成都沙河话古今》，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

[12]王右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前后》，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内部发行，1961年。

[13]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重庆出版社，1989年。

[14]席萍安：《辛亥革命期间的四川新军》，《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15]唐宗尧、向楚等：《摊开事实看四川立宪派》，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16]李思忆、张立东：《尹昌衡：皇城斩首赵尔丰》，《四川日报》，2011年10月10日。

[17]曾业英、周斌编：《尹昌衡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8]郭沫若：《沫若文集》第六卷《反正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9]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