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子山：望乡台与凤大人墓的历史考察

在成都北门，以前有一个著名的地标，叫望乡台。虽然早在初唐，公元669年的重九，王勃入川，就和朋友卢照邻、邵大震一起登临梓州的玄武山（今四川中江境内），“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把玄武山称之为“望乡台”，但对于当时成都本地人来说，北门的那个可以望远的高台，才是他们心目中的望乡台。

王勃、卢照邻九月九日登高望乡约一百年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的初夏，五十三岁的杜甫携家离草堂南下。从草堂离开后的杜甫，在辗转去京城和回故乡的路上，又逗留了五年。他分别在夔州和沅江上，想起成都的望乡台。“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诸将五首》之一）秋天，在夔州待了两年的诗人，仰望巫峡，想起已经去世了的好友严武，想起曾陪严武于北门的望乡台共迎宫中特使的往事。行船沅江的时候，他遥望恍如云山的故乡，想起待了五年的成都，不禁悲从中来：“京洛云山外，音书静不来。神交作赋客，力尽望乡台。衰疾江边卧，亲朋日暮回。白鸥元水宿，何事有馀哀。”然而，“力尽望乡台”仿佛一句谶言，杜甫终于没法抵达京城，抑或故乡。公元770年，大历五年，一个冬天的早上，家人们发现杜甫死在了湘江岳、潭之间一条孤独的船上。

杜甫或许是第一个把成都北门望乡台诗化的人。在他之后，望乡台相继进入了武元衡、陆畅、雍陶等人的诗句里。

从元和二年（807）到元和八年（813），剑南节度使武元衡治蜀七年，一次送朋友柳郎中裴起居出川：“望乡台上秦人在，学射山中杜魄哀。落日河桥千骑别，春风寂寞旆旌回。”一个外来的中原人立在望乡台上，他仿佛听见了子规在远方的学射山中感伤地唤人“不如归去”！“莫厌客中频送客，思乡独上望乡台。”陆畅这首诗同样是在成都望乡台送别友人费冠卿。可见，从杜甫开始，到武元衡、陆畅，在唐代，北门的望乡台都是成都人送行或回望故乡的地方。于是，望乡台就很奇妙地连缀起了昨天（诗人自己过去的故乡）和明天（友人要投奔的美好未来）。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从江府（今广西桂林）赴成都任所，到了北门的望乡台这个小山坡上，他蓦然回首，就以望乡台为题，吟诗一首：“千山已尽一峰孤，立马行人莫疾驱。从此蜀川平似掌，更无高处望东吴。”此时，“望乡台”已和故乡牢牢地连缀在了一起。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在二人往来的诗词中，“望乡台”的方向，就是回不去的故乡西蜀眉山，“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苏轼《南乡子·集句》），“我亦漂流家万里，年来羞上望乡台”（苏辙《次韵李公择寄子瞻》）。

而在晚唐成都双流人雍陶的眼里，“望乡台”则实实在在是他破碎不堪、悲痛万分的家国象征。大和三年（829），南诏权臣王嵯巅率领大军攻唐“邓、戍、嶲三州，陷之，入成都”，在成都大肆劫掠，掳获女子百工等数以万计，南解至大渡河时投水死者不计其数。

雍陶不但写下《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组诗，还在《蜀中战后感事》中泪眼婆娑：“战后悲逢血，烧馀恨见灰”，“家贫移未得，愁上望乡台”。

宋人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录南朝梁李膺^[1]《益州记》曰：“升仙亭夹路有二台，一名望乡台，在县北九里。”这是史志里关于成都北门“望乡台”最早的记载。夹路，即列在道路两旁，李膺这句话是说在通过升仙亭的路上，亭子附近道路两旁各有一个高台，其中一个就叫“望乡台”，此望乡台，在成都县北，距城九里，而升仙亭，当离升仙桥（即驷马桥）不远。学者孙琪华辑注《益州记》指出：“升仙亭位于升仙桥畔，桥跨升仙水，后人称为驷马桥，谓是汉司马相如遗迹。又谓升仙桥北，长林苍翠，曲涧潺流，非人间世境，乃昭觉禅寺，则二台应在昭觉寺（今尚在）与驷马桥之间。”^[2]

晚唐大中九年（855）卢求在《成都记》里说：“望乡台，隋蜀王秀所筑。”他说北门的望乡台是隋朝蜀王杨秀筑造的。这句话传达出一个信息，在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第四子杨秀被分封为蜀王之后，杨秀镇守蜀地时，或对望乡台有意识地筑造和打理过，强化了从北门出城和从中原方向入城，其作为一个地标的仪式感和官方意义。

北门外，除了“望乡台”，还有一个著名的地标“昭觉寺”，二者相距不远。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印的清释中恂、罗用霖编《重修昭觉寺志》载有一张地形图，图上可看出成都北门有一座小山，叫“羊鹿山”。其具体地点，位于成都北郊驷马桥附近、今成华区双水碾街道羊子山路一带。志上说，“羊鹿山，寺西里余，循落凤桥而下，与青龙岗对峙，即寺之右砂”，该志从风水的角度认为，“羊鹿山”是昭觉寺、青龙场的“白虎”。清初，丈雪通醉重建昭觉寺，一路上溯水源，他发现，“上流之水，由太和场（今郫都区团结镇）直达凤凰山，经狮子庵过羊鹿山下，入驷马桥大河”。羊鹿山这个名字，在《重修昭觉寺志》里，是第一次见诸史料，或许是清末时期北门外人烟稀少，而羊鹿山上有野鹿野羊出没，因而得名。而当地老百姓则俗称“羊子山”，因为有大小两个小山包，分别叫大羊子山和小羊子山，所以羊子山实是大、小羊子山的合称。

这两个小山包，不免让人想到“升仙亭夹路有二台”。大羊子山，是否就是以前蜀人一次次在北门望远的“望乡台”呢？

答案是肯定的。

双水碾的老人们讲，从成都北门出城，如果往凤凰山走，羊子山是必经之路。以前在羊子山山脚下住过的沈良富，是原双水村的老村支书，20世纪80年代还当过村办企业的主任，他告诉我说，去凤凰山的老路，是一条大路，经过羊子山，只有这一条路，北门出来，经过驷马桥—横桥—大小羊子山—方家仓—蛮婆店—落凤桥—赖家店—火烧店，再翻凤凰山。以前，羊子山上有一个刘家幺店子，还有个皇坟，当地人称为凤大人墓。山上还住着何家、谢家，人不多。民国的时候，当地有几个大户人家。他记得，羊子山上还有个碉堡，村民轮流上去值守。“以前我父亲就去上面值过班，当保丁。从凤凰山那边推鸡公车上成都来，也要经过羊子山。”沈良富说。沈良富的父母是从金堂搬到龙潭寺，到凤凰山，再到羊子山脚下住。从金堂、龙潭寺、凤凰山到羊子山，也是父母亲带着沈良富他们一步步走向成都城的迁徙史。沈良富1942年出生，以前在凤凰山、羊子山，都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后来，“解放了，就分了房子了，开初分了一间，后来复查又分了一间，分的地方是蔡家院子”。在蔡家院子，1952年，满了十岁的沈良富，才开始上学读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刻本《重修昭觉寺志》载“昭觉全图”，可见双水碾境内的羊鹿山及周边的凤凰山、驷马桥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古时的羊子山和升仙桥挨得很近，经过羊子山，再过升仙桥，才正式上川陕官道，所以说往北，羊子山和升仙桥都是必经之路。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据考证，秦时成都城北门的位置约在今北较场一带，离今天的羊子山、驷马桥正好十里左右。所以，常璩的记载是确切的。随着后来成都城的扩大，羊子山、驷马桥离成都北门则越来越近，距今北门大桥只有三四公里了。

▲羊子山路　冯荣光摄

现在，我们可以来画一张草图。曾经的大羊子山，实际上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回字形三级四方土台，土台用土砖砌成三道墙，内填土夯实，土台高10米、边长103.6米，后来岁月更替，成了一个在川陕公路西侧、北距驷马桥二里路程的土丘。旁边还有一座小羊子山。一条曾经叫升仙水的小河，从西北方向的凤凰山而来，迂回绕过羊子山后，过成都城东入锦江。

1952年8月，修建宝成铁路时，前西南文教部宝成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征集小组，第一次在羊子山进行了考古调查。次年7月8日，见该山附近建设砖瓦厂，当时的西南博物院遂抢在砖瓦厂开工前，开展了数次抢救性的发掘。于是，在大、小羊子山上，共发掘、清理了战国、汉、晋、魏、唐、宋、元直到明代墓葬211座。主要表现在，大羊子山的西北面多西汉土圹墓，北面多东汉及晋代砖室墓，规模均不甚大。小羊子山则多东汉及晋代墓葬，墓室规模较大。在土台台址下层，还发现5件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据考属于公元前1.3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之间。证明了早在1万多年前，成都平原上就有了人类的活动。羊子山早期遗址也堪称成都平原上最为古老的古蜀文化遗存。

就像当地村民传说的“凤大人墓”一样，最初，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座“皇坟”。1956年2月，随着砖厂取土，羊子山变小，露出了中心部分，约有40米见方、高7.5米的土堆，原来猜测的大墓一直没有出现，这时候考古人员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土台建筑。据前西南博物院王家祐和杨有润1957年所著《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记载：这是一座方形的三级土台，每层还有登台的台阶，总体积达3万多立方米！^[3]

然而，虽然已经意识到这里可能是一个古蜀人的祭台，但由于当时缺乏文化遗址保护意识，此后不到三年时间，羊子山中心的黄泥土台被烧制成砖块，镶嵌进了成都城市建设的肌体里，而大、小羊子山则被夷为平地。

当时，驷马桥羊子山的这个砖瓦厂，当地人称“二砖厂”。据沈良富讲，跳蹬河多宝寺一带为第一砖瓦厂和第三砖瓦厂，驷马桥羊子山为第二砖瓦厂，因羊子山附近制砖的主要原料黄土用完，后来在遗址的旧址上，就修建了“羊子山汽修厂”，并盖成了仓库。

今成都市总工会网站上，刊登的1954年、1955年、1956年、1957年成都市第五届工厂、企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劳模名单上，都有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的获奖者，他们也无意间成为羊子山土台最后的见证者：

唐珍儒　男　26岁　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修配工

王金鉴　男　52岁　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烧窑技工

杜建新　男　32岁　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工具组长

苏银贵　男　22岁　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装窑工

扬古成　男　59岁　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护坯工人

王汉清　男　35岁　成都第二机制砖瓦厂工人

民国时期，成都曾经兴办了新华、蜀华、华西三个砖瓦厂，并称“三华”。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川的大型企业、院校相继搬走，成都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三华”相继倒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城市建设和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成都的建筑业，“一五”时期，四川省就建成地方国营砖瓦厂61个，其中就有驷马桥羊子山旁的“二砖厂”。之所以“二砖厂”选择在羊子山附近，当与这一带有大小羊子山、荆竹坝、冯家垉、欢喜坡等土堆、坡地有关，它们都是可以用来烧制砖瓦的黄土。

本书所说“望乡台”“赛云台”的“台”，脱胎于古汉字“臺”，“从至，从之，从高省，与室屋同义”，本义是用土筑成的方形的高而平的建筑物。《说文》说：“臺，观四方而高者。”

考古学家林向先生认为，夯土的高台建筑是先秦时期的建筑特色之一。他较为系统地梳理过文献中关于夏、商、周建“台”的记载：“夏启有钧台之享”（左昭四年）；夏桀作“琼宫瑶台”（《竹书纪年》）；殷封筑鹿台（《史记·殷本纪》）；周文王“经始灵台”（《诗经·大雅·灵台》），到了东周高台建筑更多，如晋灵公的“九层之台”、楚灵王的“章华之台”、赵武灵王的“野台”与“桑台”、燕昭王的“黄金之台”、吴王夫差的“姑苏台”……^[4](www.xing528.com)

其中，《诗经·大雅·灵台》记载了周文王时期，先民从四方赶来，按照规划设计一起筑灵台的场面：“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其统一业绩，就曾经在山东琅琊（古作琅邪，后也作琅玡，今作琅琊）山上，“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5]李斯为之书《琅邪台刻石》，其遗址如小山丘，地临黄海，气象恢宏。

灵台和琅琊台，都让人想起古蜀人神秘地立在成都平原上的羊子山台。清黃廷桂编《四川通志》卷二十六载：“望乡台，在县北十里，蜀王秀所筑。”“读书台，在县北二里。《寰宇记》：孔明相蜀，筑此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今为乗烟观。”“云台，在县北门外，俗名‘赛云台’，即玉局观。”“望京台，在县北十五里，唐韦皋筑。”古时的成都北门外，分别有读书台、望乡台、赛云台和望京台。

望乡台（羊子山土台）最早，赛云台或为汉代遗迹，甚至更早。汉代，天子筑于洛阳南宫，以其高起于云，故曰“云台”。《淮南子·俶真训》记载说：“云台之高，堕者折脊。”《后汉书·马武传》云：“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可见，云台是纪念功臣的地方。成都北门外西北方向，在五块石附近的赛云台，或许也是汉代四川地方政府，纪念有功之人的场所。今天，赛云台是成都金牛区临近双水碾花径路社区的一个地名。双水碾原站东二队的官金保，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爱好摄影的他抱来了一本老相册，其中，就有一张1965年他儿时拍的照片。他介绍，合影后面的背景是一座皇坟，叫赛云台，上面有石马，以前上面还有一个碉堡，他还曾经去上面玩。因为成都城周边山丘很罕见，所以成都人会把一般的土丘，都传说成“皇坟”。赛云台上，曾有玉局观，《资治通鉴·后唐庄宗同光六年》记，“蜀主诏于玉局化设道场”，传说为张道陵得道之所。《明一统志》卷六十七记载，道观在城北二十里，盖明初别建，非故址。官金保老人儿时看到的石马，或许是明代玉局观旧物，或许更早。唐韦皋筑的望京台，已不可考，大约在川陕大道的路上。而诸葛亮造的读书台，当在簸箕街一带，或许就是曾经的诸葛武侯祠处，今成都八中校园内。

事实上，蜀人筑台，在西汉扬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都有记载。只不过，是秦灭蜀前的故事，仿佛一个传说：

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压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侯台。蜀王亲埋作冢，皆致万石，以志其墓。（扬雄《蜀王本纪》）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常璩《华阳国志》）

（梓潼）县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见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压五丁及五女，因氏山为五妇山，又曰五妇侯，驰水所出。（郦道元《水经注》）

《汉志》说，梓潼有五妇山。《寰宇记》谓山在梓潼县北二十里。那么，这个五妇侯台，是否就在梓潼的五妇山呢？“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侯台。”“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于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前一句，是扬雄的记载，但似乎蜀王登台，在“望之不来”的成都或成都北郊，他登临之处，后来“因名五妇侯台”。而常璩，则更进一步演绎，成了蜀王登梓潼的五妇山，于山之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如果蜀王灭国之前，开明鳖灵的后裔，所登临的是成都北郊的五妇侯台，这个“望之不来”的“思妻台”，是否就是北门外驷马桥附近的蜀人祭台“羊子山土台”呢？

2016年，成都市文物信息中心编制《成都市中心城区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时，把羊子山断代在商末周初时期，并指出：“这种土台是奴隶主贵族做祭祀、饮宴或观象之用。”该书录“青龙场”条时，也涉及了“羊子山”的解读：

青龙场以青龙包而得名，青龙包在昭觉寺（唐代建元寺，后更名为昭觉寺）正门左侧。按古习惯，“左青龙，右白虎”，与青龙包相对数里有一山丘，称为羊子山，原名白虎山，山上山下荆竹遍地，是有名的成都古文化区。1953年建厂发掘出众多古墓，表层为明墓，以下分别为宋、唐、晋、汉和战国墓葬，最底层是一座由上百万块土砖砌成的土台，估计为蜀人祭天地的祭台遗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参与过考古的专家记述，羊子山土坯边墙的砌筑规模宏大，中心一台，平铺齐缝叠砌，黏合剂用灰白色细泥浆，黏接紧密，填土夯筑后浑为一体，数千年后清理时边墙依然整齐，可见当时蜀人高超的土坯工程技术。王家祐、杨有润《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认为该土台的用途是“观望，或者为集会、祀典之所”。林向指出：“羊子山的祭坛，是又一处古代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神圣场所。”李明斌进一步阐释：“将羊子山土台视作祭祀成分的盟誓遗存更为妥帖，主要是用于盟誓活动。”^[6]李复华则认为：“成都羊子山土台之功效为灵台，是古代帝王得民心得天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建筑。”^[7]大、小羊子山，或许都是古蜀人人工建造的通天之台。而据研究，羊子山土台的设计方向，和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的方向一样，都是北偏西55度。^[8]

《山海经·南山经》里，有一座成山，其形正是“四方而三坛”：“又东五百里曰‘成山’。四方而三坛，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勺，其中多黄金。”成都北门外羊子山的方形三层土台，是否就是古蜀人的“群玉之山”“成山”呢？

在三星堆遗址里，有青铜大立人的塑像，他是蜀王，抑或祭司，手握着神木杖，木杖上穿着玉璧或玉琮，在他的咒语里，在他挥舞着神木杖的舞蹈里，大地山川、万物生灵中，从三星堆、金沙、羊子山，蜀人一路走来。《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羊子山土台，当一次次见证了蜀人通天时的“天人合一”。

这个土台，是杜宇时期就已经筑成，还是开明鳖灵时期？考古学家对于其断代众说不一，早在商代，晚在战国时期开明建都成都时。至于废弃年代都认为在战国晚期或公元前316 年秦灭蜀后。孙华认为，最晚也不会晚于秦国所封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蜀侯被废、巴蜀完全改用郡县制之时。^[9]

“秦王诛蜀侯恽，后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扬雄和常璩记载的蜀人祭祀蜀侯恽的故事，从羊子山土台到为蜀侯恽立祠，或许只是他们因祭祀而转换了一个场地而已。

然而，不知是哪一天，被统治者有意或无意地，在挖掘护城河或疏浚河道的时候，把多余的泥土挖掘出来，堆在了蜀人的祭台周围，逐渐把这个祭台堆成了北门外的一个小山坡。

这也反向证明，羊子山土台以前根本就不是山。否则，战国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张仪和成都郡守张若按照都城咸阳的规划修建成都城时，为了筑城，会到更远的学射山（今凤凰山）、磨盘山一带取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万岁池即今城北十里凤凰山东南白莲池。在唐朝留学及任官的新罗（今朝鲜）人崔致远著《桂苑笔耕集》记载：“蜀地无土，昔张仪筑子城，辇土于学射山，日役往返，九载后始成。”张仪筑城的时候，秦军占领成都才五六年，因为羊子山土台在蜀人心目中的位置特殊，他们那时候还不敢打这个土台的主意——羊子山那时候只是一个祭台，还没有被泥土覆盖，也不是一座小“山”，所以张仪筑城只能舍近求远去凤凰山一带取土。

从通天祭台到望乡台，尽管世事如烟，蜀人都还记得城北的这里是个关乎灵魂的“高台”。直到清末，十月初一送寒衣，做寒衣会，成都府、成都县和华阳县三城的城隍庙，都要到城北北关一起举行送寒衣的法事与仪式，而每年清明节，则有城隍至北门按照旧例祭孤魂的习俗。清成都人杨燮《锦城竹枝词》就曾记载：“寒风十月念泉台，五色褚衣费剪裁。送去不愁强鬼夺，三城隍按北关来。”吴好山也有一首竹枝词道：“驾出三神万众观，北门门外赏孤酸。年年到得寒衣会，穷鬼齐添一段欢。”定晋岩樵叟作《成都竹枝词》数十首，也有“北郭城隍神至尊，清明旧例赏孤魂”之语。^[10]

从通天祭台到望乡台，随着迁徙和交流的步伐，古蜀人后裔的目光从神秘的上天逐渐转向了遥远的似乎并不存在了的故乡。而随着元蒙铁蹄的入川，望乡台自宋以后，似乎就在诗文里悄然失踪了，加上经历了明末清初张献忠剿四川和清军的蹂躏，就只留下一个清末民国时期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有山羊野鹿出没、农人可以放羊的羊子山，但后来，终于连泥土也被烧制成了一块块厚厚的砖块，以一个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名字，被遗憾地镶嵌在了一份考古的报告里。

不过，幸运的是，今天，在双水碾街道荆竹社区，还有一条名叫“羊子山路”的街道。在我采访的时候，荆竹社区的吴中华、杨秀兰、钟良秀、郑治江等几位居民，非常希望在羊子山原址范围，即今驷马桥公交站西侧，能够建起一个以示纪念的“羊子山遗址公园”。我想，这个要求，也是创造了长江上游灿烂而瑰丽的古蜀文明的古蜀人的愿望。通天与望乡，在子规声中，在凤凰山上，在这里的沙河旁、荆竹坝、双水碾，都是他们投向盆地之外的炽热目光。

【注释】

[1]南朝梁李膺，生卒年不详，字公胤，广汉人，有才辩，为南朝梁官吏。西昌侯萧藻为益州，以其为主簿。后得到梁武帝萧衍赏识，为益州别驾。著《益州记》三卷行于世。

[2]孙琪华：《益州记辑注及校勘》，巴蜀书社，2015年。

[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4]林向：《羊子山建筑遗址新考》，《四川文物》，1988年第5期。

[5]［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6]李明斌：《羊子山土台再考》，《古代文明》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7]李复华：《关于羊子山土台遗址和几件出土文物的历史价值问题》，《四川文物》，2010年第1期。

[8]张义奇：《沙河流年》，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

[9]孙华：《羊子山土台考》，《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

[10]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