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现代化的杰出贡献

1899年，梁启超自日本开始漫游夏威夷等地，心里洋溢着“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的自豪：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1]

由一“乡人”而蜕变为一“国人”，进而为一“世界人”，这就是梁启超追随近代社会改革潮流的形象写照。为时代潮流所簸荡、所冲激、所驱遣，梁启超不故步自封，敢于否定旧我，敢于接纳新知。只有具有事业心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不懈追求，只有胸怀凌云志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蓬勃朝气。

有人因此讥讽梁启超“善变”“屡变”。然而处于瞬息万变的社会改革潮流中，学问根基只具备旧学功底的梁启超，这个“变”正是其不断奋进的人生必然。我们常常看到，在历史发展的转折之处，总有一些人从时代列车上跌落了下来。因为他们的故步自封，因为他们的固执己见，这些人常常因哀鸣潮流的奔腾而归于落伍。但梁启超则以他的“屡变”在不懈地追赶时代的步伐，诚如郑振铎对梁启超的评价：

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2]

在梁启超的“屡变”后面，我们又分明感受到了他的勤奋，感受到了他与时光抗争的努力。晚年的梁启超虽然更深感成就一件事业并非易事，但他绝不肯放纵自己。在一个星期天，当时北京师大的学生李任夫与同学去看望梁启超，并顺便请梁启超写字，梁启超欣然命笔，写下一副对联相赠：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梁启超对李任夫说：“人的一生，都是从奋斗中过来的，这就是力与命的斗争。我们要相信力是可以战胜命的，一部历史就是人类力命相斗的历史，所以才有今天的文明。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汲取力量。”^[3]面对流逝之岁月，面对多难之祖国，梁启超只求颇竭绵薄，只求在职一天便努力一天。他说：

中国病太深了，症候天天变，每变一症，病深一度，将来能否在我们手中挽救活转来，真不敢说。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比个人长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见，都不必管。^[4]

靠着这种责任感，梁启超得以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靠着这种紧迫感，梁启超得以成为中国近代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但是，无论是问政还是著述，也无论是治事还是撰文，梁启超一生的精神追求始终没有离开“开通民智”这一主线。也正因为这一点，奠定了梁启超的近代教育改革先驱的地位。

近代的中国教育，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正面临着一种历史的转折。然而中西文化的碰撞给近代中国人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又使转变中的中国教育常常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几回曲折，数度反复，引发无数志士仁人为近代教育改革奔走呼号，推波助澜。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中日甲午战争使洋务运动改革前途渺茫，顽固守旧势力更为猖獗，中国命运危在旦夕。是梁启超勇敢地站出来，积极协助康有为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他向国人宣告，当今之势，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中国只有推进变法，才可保国，保种，否则只能落入任人宰割的结局。他的呼号给国人以振聋发聩之启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近代改革之历程，也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大造舆论。

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国人愚智这一要害问题，向国人揭示国力强弱之根源所在。梁启超向国人宣告，世界竞争之势，社会进化之本，由力而趋于智，敝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的宣传，给以培养特权阶层为宗旨的传统教育当头棒喝，为近代教育改革摆脱洋务教育的迷茫而转向普及教育指明了方向。

梁启超积极宣传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教育改革主张，向国人树起了“变科举，兴学校”两大旗帜。他向国人宣告，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他向国人宣告，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唯以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由是他提出了废八股、广小学、倡女学、重师范、改革教材教法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开风气之先。

梁启超作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不仅在于他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振臂一呼，更在于他在流亡海外后，认真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将探讨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触角深入到国民性的历史批判上。他以洋洋十余万言汇成《新民说》的呐喊，将中国的希望由寄托于政府的开明而转向于国民的新生。他断定，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何患无新政府，何患无新国家。这种观点，不仅成为新文化运动国民性批判的先声，而且把近代教育改革由物质的层面、制度的层面而开始引向精神的层面。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曾一度沉浮于扑朔迷离的政潮之中，更深感中国的希望在一种全新的国民教育，因而晚年决然弃政从教，以著述和讲学两种形式，倡导国民教育。他强调说：“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的连续。”^[5]如果说前一时期的“新民说”侧重于对国民性的批判的话，那么这一时期梁启超倡导国民教育则是侧重对共和国民资格的重建。这种观点，对中国新教育的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和警示。

由此看来，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在近代中国留下了这么一个轨迹：第一步，鼓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推动教育内容、方法、制度的改革；第二步，深入到精神的层面，以对国民性的批判为“矢”，直斥传统教育对人的摧残之“的”；第三步，则结合时代特点，进一步提出共和国民品格的重建问题。三个环节一环紧扣一环，恰好形成一个整体。

梁启超教育改革思想的发展始终以人的改造为核心。对人的关注，对转折时代人格的关注，这是梁启超教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尽管近代教育改革思想无一不是出发于对人才的渴求，但由于对人的看法不同，导致了各派教育思潮的差异。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比当时洋务派的先进之处，在于洋务派只看到了人的才能因素，而梁启超则看到了新时期人的素质因素、人格因素。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比康有为的先进之处，在于康有为过多地强调人的素质中传统性的一面，而梁启超则更注重人的素质中时代性的一面。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之所以会独树一帜，关键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发展始终以社会改革为契机。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剧烈时代，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始终以救亡图存为主线。因此，人们常常用“教育救国论”来概括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指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主张。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概括并不是很准确。梁启超对国人素质与品格的关注，并不主要是从一个政权的更替需要出发，更重要的是从社会进步的需要出发。他把救亡图存看做是中国汇入世界资本主义大潮的必然途径，因而，救亡图存就不仅仅是某一个政权存亡的需要，而且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梁启超所呼吁的国民性改造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而定位。

梁启超教育思想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其教育主张始终放在中西文化并重这个大背景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确实给近代中国人带来了诸多的烦恼和迷茫，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诚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要么如国中那些老辈，敝见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要么如某些沉醉西风的人，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梁启超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而要发挥中国的传统文化，则非借西方的文化做途径不可。这种中西结合的文化观，意在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基础，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把它化合成一种新文明。这个总思路是对的。

梁启超教育改革主张的这三个特点，体现了梁启超对近代教育改革的追求始终围绕着新教育精神的构建这一轴心而展开。近代新式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学校体制的不同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教育宗旨、教育价值取向的不同上。近代教育改革没有以一种新的教育精神为主导，所有的改革成果都可能成为新瓶装旧酒的标榜，所以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核心课题就是中国新教育精神的重构。梁启超的这一意识是清醒的，这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关注着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因，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在近代社会始终都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但是，梁启超最终没能找到构建新教育精神之路。虽然梁启超关于人格修养的主张不乏闪光之点，关于建树新文化的观点也不乏启迪之处，甚至关于办学的设想也多有让人期盼的成分，但所有的这些观点，都显得零碎，甚至显得空泛。从教育角度看，这些观点既缺乏理论的系统性，更缺乏实践的导向性。总之，梁启超关于构建新教育精神的呐喊未能在社会上形成力量，缺失了震动人心的号召力。

其原因，梁漱溟曾经做了这样的分析：梁启超全盛时代乃是他在清末留日时期，广大社会俱感受到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至民国他登台秉政之年，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这时他的著述与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6]这个评价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示。(www.xing528.com)

旅欧归来的梁启超曾经是那么兴奋，晚年的梁启超在办学、讲学、著述等方面又是那么的勤奋，他认为中国儒家的人生哲学，一经发扬光大便可疗治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便可成为主导新教育发展的精神支柱。于是，不管是在著述中，还是在讲学中，梁启超都致力于以儒家道术的修养做底子，一面求知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力求二者结合闯出一条新路。梁启超认定，自古以来天下事都是靠士大夫或领袖人才造出来的，靠着人格的力量便可感化天下。他就是凭借着这一信念来支撑着他的教育梦想。但他的这些努力未能奏效，给他带来的只有势单力薄的悲哀。他不得不承认，想靠极少数人打出一条血路，实在是不容易，这么大的事业，一个人是很难为力的。

梁启超人生遗憾的原因或许已深藏在他的这种悲哀之中了。

梁启超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政治家的情结。或许因为他自青年时代就投身政治活动的缘由，做一个政治家始终是他排遣不开的心结。即使是在宣布绝意政治的情况下，梁启超始终都还在从政与从教之间徘徊。他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7]，因而他的关注教育，他的从事教学，根本的还是为了政治。正如他所说：“我对于政治上责任固不敢放弃，故虽以近来讲学，百忙中关于政治上的论文和演说也不少，但时机总未到，现在只好切实下预备功夫便了。”^[8]政治家情结的后面，是英雄史观的作祟，是“先觉觉人”的自命，这一点与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心灵其实是相通的。政治家情结对梁启超的根本影响，就是将教育视为政治的工具，“政教合一”的传统观念还是深深地左右着梁启超的教育取向。

只要不是刚愎自用，其实以“先觉觉人”自命也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民国后的梁启超，其政治理念已趋于迷茫，导致其对现代教育精神的追求不可能走得太远。梁启超认识到如果社会政治不改革，国民素质不可能根本提高，这本来是很合理的。但他却在社会政治改革问题上无所措手足，诚如他自己所言：“吾今体察既确，吾历年之政治谈，皆败绩失据也。”“吾尝两度加入公开之政治团体，遂不能自有所大造于其团体，更不能使其团体有所大造于国家，吾之败绩失据又明甚矣。”^[9]

政治引导之路走不通，梁启超又开始寻求一条以道德引导新教育精神之路。然而，他在建构新道德新文化的问题上又陷入了迷茫。由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弊病的判断失误，导致了梁启超将学问知识生硬地割裂为两个部分，即将数理化知识视为物质性的，将道德修养知识视为精神性的，并且将这两部分内容割裂为东西方学问的内核。他认为：“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而他强调：“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10]这种观点又重新回到了“中体西用”的老路。

为了强调道德的力量，晚年的梁启超谈及历史发展的动力，已很少强调物质的力量，很少强调科学的力量，很少强调竞争，很少强调优胜劣败，而一味地将其归之于道德力量。他在给清华大学的学生谈话中概述了近代社会进化的历程和原因。他指出，近代德高望重者是曾国藩，在世道坏极之时，他联合一班朋友严厉约束自己，待由他们出来掌权，实行道德改造政策，咸丰以后全国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理想道德社会。而继起者李鸿章则实行功利改造政策，专门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袁世凯更是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提拔一批不讲人格的政客，天下便大乱特乱了。这样一方面是内乱不止，另一方面又从外国舶来了什么党，什么派，什么主义，中国便一直乱到现在^[11]。梁启超的这一历史观实质上是在告诉人们，道德乃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教育只有以儒家道术来拯救精神，才能救国于根本。

梁启超的儒家道术拯救精神论，根源于近代中国人在构建新文化体系时所产生的文化危机感。面对道德沦丧和价值失落，他们企图采用既不同于复古思潮，又不同于西化思潮的立场，将科学与民主纳入儒家文化系统之中，想以这种体用关系的拼凑来构建一个新的文化系统，以达到文化和教育民族化的目的。但他们没有看到，作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产物的儒家文化，在整体上与它所滋生、生长的社会基础同质，其价值导向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关联的个人主动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以贵族化特权化为特征的儒教也就根本不可能提供现代教育所需要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文化养料，教育的民族化实际就成为一句空话。他们没有看到，教育的民族化也不等于儒教化，教育的民族化也并不仅仅是古代文化的弘扬问题。他们陷入这一误区之中，所能做的只是将古代的东西来附会世界潮流，因而整个的思想便又重新回到了一切都古已有之的老路。

然而，就在梁启超感到势单力薄之悲哀的同时，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呈现着如火如荼的势头。新文化运动深化了对传统教育的批判，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学说的输入已呈百花竞妍的态势，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在各级学校正闹得红红火火。虽然，这时的教育改革实验还停留于以引进为主的阶段，还没有注意到从本国国情民性的实际出发对西方教育进行取舍，但这却是中国教育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必然阶段。没有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就不可能真正改造中国教育；没有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向，中国教育就不可能走向民族化；没有民主化和科学化，也就不可能真正构建中国新教育精神。这就是中国教育近代化潮流所昭示的方向。

梁启超终未能跟上这股教育改革的潮流。他总是在做着要将西洋人导入我们老祖宗这条路的梦，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探索不可谓不艰辛。或许是时机未到，或许是方向有误，总之他在寻找构建新教育精神之路上明显表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迷茫。这于梁启超个人来说，确实是个颇为遗憾的人生结局。但从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来看，梁启超的探索，包括他的迷茫，却是极富价值的。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上下求索，这就是历史上无数先驱们的功绩所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对梁启超怀有深深的敬意。诚如梁漱溟所指出的：“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12]至于梁启超在开拓中国教育新路时所陷入的迷茫之处，不也正是昭示给后来者的历史启示？

【注释】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7页。

[2]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9页。

[3]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7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9页。

[5]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6页。

[7]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0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9]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5页。

[10]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9页。

[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6页。

[12]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