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计划之一一搁浅固然可惜，但这并未影响梁启超讲学之热忱。梁启超在组织和创办文教事业的过程中，同时也应各方邀请四处讲学。梁启超对此热情高涨，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曾追忆其父：
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34]
这里仅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中的两个材料，便可窥见当年梁启超讲学范围之广，次数之多，题材之博，听众之广，影响之大。有人据《梁启超年谱长编》的内容进行整理，将梁启超在1921年10月至12月以及1922年4月至1923年1月期间的公开演讲列为表格，在短短的13个月内，梁启超的演讲次数多达38场，详举如下：[35]
续表
另一则材料是梁启超于1922年11月29日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期间每周的功课表，兹列表如下：[36]
另：南京各学校或团体之欢迎会，每周总有一次以上。
梁启超的讲学如同他著述一样，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地步。且不说这巡回演讲需频繁的奔波，得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仅讲稿的拟定就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他在南京的讲演，讲稿都是临时编写，仅在第一个月里他所编写的讲稿就达10万字之多。因而梁启超整日不是忙于讲演就是忙于写稿，以致陪同他去南京的张君劢也不得不日日劝他：“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
梁启超对讲学极为认真。凡是约定的讲演，即便是遇上身体欠佳，他也不肯停止或改期。有一次，张君劢发现梁启超身体不适，便请了一位外国医生在讲堂外等着给梁启超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梁启超右心房偏大，脉搏每分钟达90次，医生要求梁启超必须停止一切讲演。但梁启超不以为然，当晚，他又照常去南京法政专门学校上课。张君劢听说后立即赶到该校，把梁启超从讲台上拉下来。第二天，梁启超又照常到东南大学去上课。不料在讲堂门口见着一份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们都已散去。梁启超再一打听，才知张君劢已给各个学校都写了信，将梁启超所有的课都停止一个星期。梁启超坚决不同意。两人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议定东南大学的课照上，支那内学院的佛学课照听，其他讲演一概停止。梁启超这才作罢。但实际上梁启超并未依照这一商定的原则去办，他在1923年1月15日给女儿的信中说：“这几天并未有依医生的话行事，大讲特讲，前天讲了5点钟，昨天讲了4点钟，但精神却甚好。”[37]从南京返回天津后，梁启超也并未履行他对女儿许下的“戒讲演”的诺言，依旧到南开大学去讲课。甚至在正月初二，他去火车站欢迎杜里舒博士，所乘马车被电车撞倒，头部和腿部均负有轻伤，但梁启超仍然没有停止当天在南开大学的讲课。
1925年，梁启超受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他的讲课活动更为频繁了。清华学校兼行导师制，梁启超不仅主动承担导师职务，而且对要求接受指导的16名学生一概应承下来，远远超过了学校规定的指导10人的任务。此外，司法储才馆请他每周六讲一个小时的《人生哲学》，每周五和周六各有两个小时接见学生。燕京大学也请他讲课。国立京师图书馆编辑《中国图书大辞典》和《中国图书索引》，也要求他担任主要角色。梁启超都一一承担下来。这样，他虽然更忙了，但他觉得忙得兴奋。他说：“现在清华每日工作不轻，又加以燕大，再添上这两件事，真够忙了，但我兴致勃勃，不觉其苦。”[38]
梁启超诲人不倦的精神完全出自他对社会和学生的责任感。面对热诚求教的学生，他总是难以拒绝他们的恳求。有时因病耽误了学生的功课，他内心总感到对不住学生们，有一次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上日为北京学术讲演会作四次公开的讲演，讲坛在旧众议院，每次都是满座，连讲两三点钟，全场肃静无哗，每次都是距开讲前一两点钟已经人满。在大冷天气，火炉也开不起，而听众如此热诚，不能不令我感动。我常感觉我的工作，还不能报答社会上待我的恩惠。[39]
梁启超的讲演如此受到社会的欢迎，不仅在于他讲演的内容别开生面，而且在于他的讲演真诚自然，充满感情。梁启超讲演时，“蓝袍青褂，身材魁梧，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起来有许多手势表情，笑得很爽朗。他引书成段背诵，背不下去的时候，就以手敲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下去。敲几次想不起来，就问当时陪听的教授钱玄同、单不庵、杨树达等”[40]。
梁启超的演讲，又因语言、表达的特殊，给学生有趣的印象：“先生时年约五十二三，发秃如镜，已呈苍老态，衣履朴洁，态度严肃。上课时，不携书本讲义，口授大意，命诸生笔记。先生拙于口才，其声调，骤听之，国语也，惟夹杂新会土音及广州方言。北方学生，无法记录，瞠目静听而已。下课后即群趋我粤籍同学处借抄笔记。先生每发言，必连声说‘这个这个’以开端。‘这个这个’之声不绝于耳，学生因赐以‘这个老博士’之嘉名。”[41]
梁实秋先生当年曾亲耳聆听过梁启超讲演，他说：“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说：“先生的演讲，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42]
有次在北师大上课，因那天刚好有师大与清华的一场篮球赛，到场听课的学生只有稀稀拉拉的三四十人。梁启超很不高兴，很感慨地说：“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不，他们不是要跟我做学问，只是要看看梁启超，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有的看一次就够了，有的看两三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也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可是出来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等，一个顶一个！”说完，他逐渐恢复常态，更起劲地讲下去了。[43]
梁启超的学术演讲也允许争辩，并欢迎批评批判。1922年秋，他在北京大学演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演讲分两天，每次两小时。第二天胡适也随同坐在了台上。梁启超的演讲有充分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梁启超演讲后留下一半时间给胡适答辩，胡适事先已看过前一天的记录，在短短的40分钟中将梁启超的论点一一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胡适。这样的讲座，听众的情绪简直达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44]
还有一次，1922年3月，梁启超在北京大学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座。过了几天，梁启超收到一份来自学生的“判决书”。这是一份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将任公先生列为原告，将《老子》列为被告，以“在座各位中之一位”的身份“受理”任公先生的诉讼，进行判决：“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启超见了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反而赞许地说：“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45]
在南京讲课期间，梁启超还同时在南京支那内学院当过学生。其起因是梁启超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唯识浅释》，大概文中有将佛学列入宗教的鬼神迷信的内容，遭到了支那内学院长欧阳竟无的批判：“我绝非轻视你梁启超，而是你的文章对青年传染力强——把佛学导入宗教的鬼神迷信。试想想，我们这一代应担负何等罪过？”欧阳竟无的批评使梁启超受到很大的震动，当他得知欧阳竟无开讲的《唯识抉择谈》课程又开始讲第二遍，梁启超于是每天到内学院随班听讲，风雨无阻，小病也不旷课。[46]
谦虚好学，诲人不倦，这就是梁启超的风采。有人曾这样评价梁启超的讲学：“惟其与青年接近，循循善诱，日事研磨，一有所问，无不详答，现时中国无论南北，能如先生之以学识文章，负当代之盛名，而以慈祥和蔼之态度，携提后进，诚恳指导者，恐再无第二人矣，先生实绝代之文宗良师也。”[47]
【注释】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8页。
[3]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0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5页。
[5]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8页。
[6]梁启超：《教育与政治》，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5页。
[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4页。
[8]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9页。
[9]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1页。
[10]梁启超：《为学与做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4—4066页。
[11]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6页。
[12]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6—4008页。
[1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页。
[14]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1页。(www.xing528.com)
[15]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3—3964页。
[16]梁启超：《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1页。
[17]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5页。
[1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0页。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20]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7—560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2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7—628页。
[23]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8页。
[2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26]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7页。
[27]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743页。
[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6页。
[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31]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3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633页。
[3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5页。
[3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3页。
[35]转引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497页。
[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3页。
[3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3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8页。
[3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
[40]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
[41]江父：《忆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42]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
[43]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
[44]陈雪屏：《用几件具体的事例追怀适之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注释。
[45]郑伯麒：《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46]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6页。
[47]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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