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著述办学：精神支柱与硕果

奋发向上的人生观是梁启超晚年的精神支柱，也给他最后10年生命历程增添了累累硕果。为了对思想界尽些微力，梁启超在这10年间，笔耕不辍，勉力从事于著述。他在对《申报》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19]梁启超十分重视理论创造的力量。早在1902年，他就发表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20]一文，他在文章中强调，欧洲近代的崛起，根本的动力来自于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由于思想大开，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全欧精神，为之一变。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闻所见，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学术来者耶？所以他坚信，我国的学者也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这种信念一直支撑着梁启超，他认为，贡献即使绵薄，也要竭尽全力。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国的学术影响世界，贡献世界？梁启超看到，当时文化界有一种现象，有些人总是把中国传统作为靶子，喜欢借助欧美学说的一鳞半爪，作为抨击之资。对此，梁启超认为他的责任，就是“在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21]。要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在科学发达、中西交汇的变动时代，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调和问题，二为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

他认为人生中不可没有物质生活，也不可没有精神生活。但是，物质生活不过是维持精神生活之一种手段，绝不能以之占人生问题之主位。如果一味地排斥科学，高谈古代精神，那终究必被物质所压迫而全丧失其效力。但如果奖励人心专从物质界讨生活，则无异于以水济水，以火济火。这个问题在近代欧美学说中没能解决，梁启超希望能运用儒家之均安主义，探讨出一种既能使人人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又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的方案。梁启超认为这是他对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关于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梁启超认为这二者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妨碍。特别是在大规模组织涌现的现代，如何不至成为以机械的条规整齐个人，使个性丧失。而能使以个性中心之“仁”的社会，与时势骈进而时时实现。梁启超希望能以儒家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为宗旨，用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的理论加以破解，这也是他对本国乃至全人类之一大责任。

梁启超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途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22]

抓住这两个关系来探讨人格养成问题，来解决新时代人生观问题，确实是接触到了新文化建树的要害问题。梁启超的这一思考是理性的，他确实看到了中国近代化已步入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那就是精神文化层面的改革。但其思想的倾向性也是十分明显，那就是要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近代社会变革的种种失误，特别是欧洲游历的感触，使梁启超益发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可贵，因而对新文化建树的侧重点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转移。

为了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梁启超自告别官场后，着力把生活习惯努力改变。每晚坚持八时就枕，每日未明而起，潜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每日能写两千字以上。旅欧归来后，梁启超更是以一种忘我的精神投身于著述之中。久负盛名的《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仅用一周时间便交稿，《陶渊明年谱》是三日杀青，《戴东原先生传》用一昼夜一气呵成，《戴东原哲学》则连续34小时不睡觉赶成。1925年秋冬之交，梁启超开始讲授《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口敷笔著，昼夜不停。到了1926年春间，因积劳而病倒，《中国文化史》全书卒未完成。差不多过了半年，梁启超稍微康复，又在清华重开《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讲座，每周两小时，绵延到1927年5月底。虽再接再厉，扶病登坛，但已无力撰稿，乃指定一两位同学速记，经他校阅后，编成讲义，刊载于《清华周刊》。^[23]

正是以这样一种狂热之情，梁启超得以在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律、教育、宗教等诸多学科致力开拓。其涉猎之广，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在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无一人能望其项背。尤其是在史学、佛教、中国古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等方面，梁启超以其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洞察力，为社会留下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也奠定了他在近代学术界的先驱地位。

梁启超对于著述简直达到痴迷的地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著述之兴不可遏”^[24]。虽然因过度劳累而经常病倒，但梁启超绝不肯有丝毫的松懈怠慢。他在辛勤的笔耕中，领悟到的不仅是学术创作的满足，而且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对梁启超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因病而中断写作。他把因病住院叫作过“老太爷”式的生活，精神上实在痛苦。1928年他因病住院，在院中仍托人寻觅关于辛稼轩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症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于是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的写作。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25]

为了扩大理论宣传和文化普及，梁启超又积极创办各类教育机构，甚至不惜自己捐资以维持教育设施的运营。1920年4月，梁启超发起成立了共学社。共学社的主要工作，一是出版杂志，将《改造》杂志作为共学社的刊物，以加强社会舆论工作；二是倡导图书馆事业，将为纪念蔡锷而设立的松社迁至北京，扩大规模，更名为松坡图书馆，梁启超自任馆长；三是选派留学生；四是编译新书，分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等10类，由共学社成员编译出版。梁启超认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著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26]为了使共学社更好运作，他将所著《欧游心影录》一书的稿费全部捐出，以支持共学社开展活动。

梁启超发起创办的松坡图书馆，因为是私立，经费无着落，自任馆长的梁启超决定卖字求生存。每天晚饭后，梁启超休息十分钟，抽支烟，然后开始写字。如有人需求索梁启超的字，只需自提供宣纸，自提要求，梁启超都能一一满足。一个大字卖八块钱，这样的卖字，每月可得二三千元。^[27]

1926年夏，教育部聘梁启超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但经费全无。初时维持，靠以前图书馆积蓄的一点钱，梁启超也将馆长工资全部捐出。但到冬天，积蓄用完，图书馆已达到无煤升火，无纸糊窗的地步。工作人员入内，冷风飕飕，如同进入殡仪馆。梁启超本身也不宽裕，但仍然将其本人的五万元人寿保险单，向银行抵押，才解决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发薪、生火、糊窗事宜，馆中人皆腾欢，暖如挟纩。^[28]

1920年9月，梁启超发起成立了讲学社。讲学社的宗旨是聘请“国外名哲”来华讲学，每年一人。在以后的几年中，讲学社先后聘请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文学家泰戈尔4人来华讲学。这4人中，杜威在华停留时间达2年2个月（第一年由北京大学聘请），其余3人在华时间都有1年。他们的讲学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思想、教育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梁启超的这种办学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夭折在经费短缺上。1919年，中国公学校长王敬芳请梁启超莅校演讲。王敬芳当时还兼任河南福中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无暇顾及两头，便有意让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梁启超对此正求之不得。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吾将以此为终身事业，必能大造于中国。”^[29]他让执弟子礼的张东荪出任中国公学的教务长，并要求蒋百里、舒新城等人直接参与公学的工作。按梁启超一派人的设想，是将中国公学办成培养本派人才的大本营，此基础一旦稳固，便可向社会扩展影响。梁启超在给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的一封信中指出：“我所最感苦痛，是吾党人才缺乏，若贪多必至失败。从前因公学飘摇未定，我亦感此举之必要。今形势已变，窃谓当以全力注公学，此举只认为将来发展之一阶段，公等谓何如？”^[30]但是，经费筹措的无奈使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梁启超原希望华侨林振宗能捐50万，然后再向其他方面筹捐，便能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可惜这一筹划也没有结果。梁启超又希冀得到政府的支持，但除了徒怄气之外便是无可奈何了。这样，中国公学每年只能从王敬芳的福中公司得到2万元的拨款，使中国公学处于进退两难，不知如何维持之境地。但梁启超鼓励同仁，只要勉强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

在承办中国公学的同时，梁启超的关注点又转移到了南开大学。1921年秋，南开大学聘请梁启超主讲中国文化史。该校张伯苓校长十分推崇梁启超的学识，意欲将南开的整个文科交予梁启超主持，梁启超闻此异常欣喜。按梁启超的设想，是想将南开文科的基础立定之后再图进展。他主张让张君劢当主任，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各任一门，如能请上梁漱溟，加上他本人，六人共同努力必可使南开大学文科光焰万丈。梁启超希望经过三年努力，形成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的局面。(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清华学校校长一职空缺，有人提出让梁启超出任，又使梁启超欣喜不已。他真希望此计划能够落实，则清华、南开两处共同作用，必能在全国形成影响。

但这些计划终因心余力乏、人才缺少而一一搁浅。

1923年1月，梁启超又计划发起创办文化书院，以实现弘扬中国文化，造就新国民精神的宗旨。其发起动机，人们说：“昔梁任公先生在金陵讲学，见一般学生，只知埋头伏案，研究科学上的原理原则，而于精神上之修养，并不感其重要，故毅然欲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以补救现代机械式教育之缺憾。”^[31]弘扬中国文化的意义及必要性，梁启超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一文中列举了数条：

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

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爬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

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

启超确信我国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价值，与泰西作品接触后当发生异彩，今日则蜕变猛进之机运渐将成熟。

启超确信中国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有绝大意义，其资料之丰，世界罕匹，实亘古未辟之无尽宝藏。今日已到不容扃镢之时代，而开采之须用极大劳费。

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

启超确信当现在全世界怀疑沉闷时代，我国人对于人类宜在精神的贡献，即智识方面亦宜有所持以与人交换。以上五事之发明整理，实吾侪对世界应负之义务。

启超确信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32]

正因为此，梁启超自觉担当此任义不容辞。他自任院长，计划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文化书院内设本班、研究班、补习班、函授班4种。本班招收中学毕业生，研究班招收大学及高等专门毕业生，或经特别测验后认可者，补习班招收高师毕业生，专教导以国史、国文之教授法，函授班招收不能来院者。

梁启超的这个设想在社会上还是获得一定的反响。诸多名流纷纷来信表示愿意慷慨捐助，也有学生因仰望梁启超而致信表示愿意受教。有张正禄者，早年毕业于某军医学校，已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然始终感觉精神生活贫瘠。在报纸上看到梁启超欲开办文化书院的告示，他立即给梁启超致信表示报读文化书院的函授班，“决计舍去一切职务，专业肄志受业于先生之门，以终身从事”。他高兴地说：“今而后始，获受业之机会，或者能遂平昔之壮志，不虚生于人世乎。”^[33]

可惜，此项计划最终也因经费的困难而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