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改革的关键影响

1920年3月，梁启超访欧归来，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吾自欧游后，神奇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1]自是，梁启超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他的理想之中去了。年近五十的梁启超正值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他又被一种新的理想所激励，故而他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以全部精力投身于文教事业和讲学活动，想全力推动国民教育事业。

在民国最初几年中，梁启超就深感提高国民素质对于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到欧洲旅游，梁启超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游览法国的王尔莎士、洛林两州，对这个被德国占领49年再失而复得的地方深有感触，其中给梁启超最多刺激的，就是法国人民的爱国热诚。他看到在被德国占领时期，法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无论识字不识字，都把这件事当作私仇私恨一般，痛心刻骨，每饭不忘。法国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站在世界前头，就是靠着这点精神贯注。在梅孜的一座公园，他看到了一座法国兵卒的雕像，这原来是德皇维廉第一的铜像，而现在将其推倒重塑了一个法国兵卒的形象。他十分欣赏这一深长美善的用意，它表示出一国中历史上的大事业，并不是一两位名人做出来的，乃是由大多数无名人做出来的。这也更使梁启超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欧洲的旅游，也使梁启超开始反省自己走过的路，反思中国近代改革所走过的路。他认为从前两派的爱国人士，本心都是为了爱国，却各自走了一条错误之路，那就是只依靠少数人而弃大多数国民于不顾。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这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20年来的种种失败，其原因都在此。他认为，今日若是大家都承认这个错处，抛弃掉那种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抛弃掉那种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从国民全体上下功夫，而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之人下功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2]

梁启超的这一反思是真诚的。民初几年政治活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当时鼓吹国权主义，企图依靠统治集团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自欧洲归国后，梁启超在几年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国民运动，表达了他对救国之路的重新思考。1921年12月，他在对北京高师学生做的一次演讲中坦然地解剖自己：

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一种罪恶！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谙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3]

自此，梁启超鼓动着国民运动，通过加强国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做着预备的功夫。梁启超认为，国民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养成做共和国民的资格。人们如果愿意管理政治，就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意志；人们如果要管理政治，就要靠国民运动来争这个权利；人们如果要学会管理政治，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种技能。所以国民运动的意义在于培养和锻炼国民的政治意识、宪法观念和民主思想。这个观点，实际上强调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根本前提。这一思想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开民智主张，留日期间的新民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但梁启超的国民教育思想又与早期的教育救国思想有所不同。当年他鼓吹开民智，但并没有意识到在旧社会的束缚下，民智是不可能更新的。在旅欧期间，梁启超则认识到如果社会政治不改革，国民素质是不可能提高的。因此，他鼓吹国民运动，也正是想借这一社会运动以推动国民教育的开展。从这一点来看，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显然又深入一步了。

梁启超认为，国民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养成共和国民的资格，就是养成现代国民。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国民？他认为重要的素质应该有三点：第一是政治意识和责任心，第二是自觉心，第三是团结心。而要提高这些素质，梁启超指向了人格的培养。他在给清华大学学生的演讲中说：“现在学校的人，当然是将来中国的中坚。然而现在学校里的人，准备了没有？准备什么样来担任这个重大的责任？智识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断然不可少的。现在时事糟到这样，难道是缺乏智识才能的缘故么？老实说，什么坏事不是智识才能分子做出来的？”^[4]所以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国民素质，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固然十分重要，但加强道德与人格的培养更为重要。

正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必须改革。教育乃立国之根本，如果不行根本改革则社会无望。那么，教育该如何改造？梁启超并未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提出较为系统的意见，他只是在各地的演讲中，在学校上课中涉及了对教育的看法。综合这些看法，给我们一个印象，梁启超对当时学校教育的不满，归根结底，是认为当时教育所缺乏的是精神，是一种足以体现时代特色的教育精神。弘扬一种教育精神既是传统教育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宗旨之所在。梁启超正是在这一点上，追随着近代教育改革的潮流，对如何加强人格培养，大致提出了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人格养成是学校教育的根本宗旨。

梁启超刚回国，1912年10月下旬，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就强调：“普通学校的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他认为这是全教育系统的精神。作为高等学府，其“特别之目的为何？曰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他特别痛恨晚清时期的学风，虽然学制更新了，然以奖励科举出身为诱饵，养成学生以做官为求学的目的，导致兴学十几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且通国学生，不知学问为何物。所以他特别要求学生：“是以鄙人今所更欲为诸君勉者，则望诸君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为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诸君当为学问而求学，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无他种目的，庶不愧为大学生。”^[5]

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梁启超强调根本的目的是学会做人。他明确地说：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所以要教给种种体育。没有几件看家本事，就不能养活自己，所以要给他种种智育。其他一切教育事项虽然很复杂，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6]

怎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做人，梁启超有一个核心的观点：“我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它体现出来。”^[7]就是说，在学知识做学问的过程中，加强人格修养。正是在这一视角下，梁启超对当时的学校教育状况十分不满。他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了当前学校教育的弊端：一是全国学风都追求急功近利，各级学校竞相以片断的智识相夸耀，谈到儒家道术的修养，都以为迂阔不入耳；二是学校活动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上课下课，闹得头昏眼花；三是大多数学生只是为文凭而来，谈不上所谓意志。他指出，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以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许多教员从外国回来，充满了知识，都在此发售。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学生在教室里若能买得一点，便算好学生。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知识的增加，从不注意修养方面。整天摇铃上课，摇铃下课，尽在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中间转来转去。梁启超的这些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他在各地的讲学中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力争扭转这种趋势。

第二，人格养成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作基础养料。

为什么人格修养要以中国儒家道术来做底子，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发展的深刻问题，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具有真正促进人格发展的基因。他说：“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至于中国先哲则不然。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夙皆归于人生这一途。”^[8]

他以人生观的建构为例。梁启超认为，人格的养成，很重要的一条是树立一种高尚美满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它能主导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并能制约人的物质生活，使人的精神生活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古人所谓“浩然之气”便是此意。那么，美满人生观的建构应以什么文化作养料？1923年1月，他在行将结束东南大学讲学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人生观向同学们做了介绍。他强调，他的人生观主要是从儒家经典和佛教学说中受到启悟，儒学与佛学的理论在两个方面对他的人生观很有帮助：

第一方面，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所以《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由此，方知人们的活动，人类的努力也永不会停止。现在的宇宙，离光明处还远，不过走一步好一步。因而人生不能不活动，有活动，就不必往结果处想，尤其不可有奢望。因为宇宙和人类的进步绝非一步升天。只要去做去努力，即便有所失误，也不必忧虑。

第二方面，人不能单独存在。其物质构成与精神组合都与他人、与社会紧密相连。所以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要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达，是要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就是立达自己。孔子之“毋我”，佛教之“无我”，都是在强调要免除私忧，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就可以达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应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他人、为人类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谓免烦恼。

由于梁启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取了人生观的养料，获取了生活的动力，他感觉十分愉快。他对同学们说：“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9]

第三，人格养成要从知、情、意三方面构筑。(www.xing528.com)

关于人格养成，梁启超还提出了一个意见，即要从知育、情育、意育三个方面来构筑完整的人格。梁启超认为，现在学校普遍提倡智育、德育、体育，其实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窄，不能真正对人格养成有帮助。梁启超从近代心理学的知、情、意三要素，对应上中国传统人格的知、仁、勇三要素，遵照孔子“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古训，提出人格养成要通过知育教人不惑，通过情育教人不忧，通过意育教人不惧。1922年12月，在对苏州学生联合会的演讲中，梁启超具体阐述了人格养成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途径。

怎样才能做到不惑？梁启超认为关键要养成学生的判断力。这至少要做三方面的功夫：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的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梁启超认为，这三件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样才能做到不忧？梁启超从分析“仁”字出发，指出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看出来，要通过彼此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一个人的人格才能实现。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仁”的人生观，他才会感觉不到孤独，感觉不到悲观，他才会时时进取，才不会去忧成败，忧得失。因为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才永远容得我们去创造进化，才使我们永远没有成败、得失的感觉。这样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就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样才能做到不惧？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如果意志力薄弱，即便既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即便既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那么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第一要心地光明，平时养浩然之气；第二不要为劣等欲望所牵制，人一旦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这就需要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这便是意育的目的，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梁启超指出，现在的学校教育，情育和意育完全没有，剩下的知育，也只有所谓的常识和学识。至于用总体智慧来养成根本的判断力这一条，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店”的教育，根本就是耽误学生的人生前途。^[10]

第四，人格养成要以科学精神作修养的工具。

那么，依据什么原则来加强人格修养？梁启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那就是用科学精神来作为人格修养的工具。1922年8月，在南通科学社年会上，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有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几千年来，受“道本器末”传统观念的影响，多数人认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是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算耻辱。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很多人只看到了科学研究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大家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不懂得各种学问是靠科学精神才能研究出来。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11]

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梁启超给它下了一个定义：“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对这个定义，梁启超从三层进行了解读。第一层，求真智识，即对一事物的性质要有真知灼见；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智识，即要探求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推彼，得出所已知求出所未知，求得事物的普遍性和因果律；第三层，是可以教人的真知识，即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其方法能普及社会，使人人都可以学会研究问题，人人都可据此发明。具备了这三层含义便是科学精神。^[12]

梁启超强调，这种科学精神的运用，不但要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就是说，学问研究与人格修养本是合二为一的。例如，当研究一个问题时，态度应如何忠实，工作应如何耐烦，见解要如何独立，整理组织应如何洽理而且细密，这既是求知识的推求，又是求道术的修养，两者是打成一片的。1927年初夏，梁启超在与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中要求大学生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用科学精神来作人格修养的工具。他强调，这个人格修养，不是参禅打坐式的空修养，而是如王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炼。比如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比如朋友间相处，比如一切的应事接物，都是我们用力的机会。梁启超以自己为例：他说，他来清华任教的目的，主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做人的方法，为社会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为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扩充，吾自少到现在，一点不敢放松。”梁启超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学问研究，通过对学生研究方法的指导，包括自己的起居谈笑，让同学们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自己训练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肯放过，不肯懈怠，给同学们以相当的暗示或模范，使同学们得到许多的勇气。

梁启超希望学生们不要浪费时光，在学校期间就要加强人格的磨炼，加强自己力量的锻炼，加强自己责任的担当。他说：“实际上你有多少力量，尽多少责任就得。至于你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社会的一分子，你也尽一分子的力，我也尽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将来无论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会事业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设你预期的新事业，造成你理想的新风气，不见得我们的中国就此沉沦下去的。”^[13]

第五，人格养成要以上等趣味为引导。

关于人格修养，梁启超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要以上等趣味来引导人生。他说，他恨不得将一天的24小时变为48小时，一年到头不歇息，为什么？“忙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1921年12月，他应哲学社之请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讲，说过这么一段话：

请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件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件事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14]

1922年4月，梁启超以《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为题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次演讲，对趣味问题做了专题的阐述。他说“趣味教育”产生于欧洲，但他们是将它作为手段，而他则要将它视为人生的目的。他强调：“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趣味干竭，人的活动便跟着停止。好像机器得不到燃料，总要停摆，停摆过后，机器还要生锈，产生许多毒害的物质。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的时候，便是生活得不耐烦，便是行尸走肉。倘若整个社会都如此，那便是痨病的社会，早已被医生宣告死刑了。

但趣味的性质却有上等和下等之别。凡是上等趣味，都是促人向上的，积极的。反之，凡是那种见不得人的，或以别人的苦痛换自己快乐的，都属于下等趣味。于是教育的责任也因此凸显。“人生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是最浓的，成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如果教育不得法，学生在学校里找不出趣味，就会从校外、课外寻找他的下等趣味。所以，教育的责任就是要趁儿童或青年趣味正浓而方向未定的时候，引导他们获得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事业，从积极方面说，全在唤起趣味；从消极方面说，要十分注意不可摧残趣味”。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摧残学生的趣味？梁启超指出，一是不可采用注射式的教育，把课本里头的东西叫学生强记，像从前教八股那样；二是课目不可太多，导致学生走马观花，应接不暇，结果任何趣味都不能养成；三是拿教育的事项当手段，像当年拿八股当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也把砖给抛弃了。“我们若是拿学问当作敲门砖看待，断乎不能有深入而且持久的趣味。”只有各人选择他趣味最浓的事项做职业，自然一切劳作都是目的，不是手段，越劳作越发有趣。^[15]

论及此，梁启超特别以教师的职业趣味为例来说明。1922年8月5日，梁启超对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学员演讲，强调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而教师不应该有厌倦之感。为什么？他指出：“教育家日日做的终身做的不外两件事，一是学，一是诲人。学是自利，诲人是利他。人生活动的目的，除却自利、利他两项外更有何事？”^[16]既能利己，又能利他，所以教育事业是一项十分有趣味的事业。在许多领域都前景不明的当时，教育领域却是一条光明大道，因为国家的托命在人民，未来国家建设的栋梁现正在学校读书。只要教育者“鞠躬尽瘁”，好生把他培养出来，不愁国家不眼见中兴大业。他强调：“在教育界立身的人，应该以教育为唯一的趣味。”他说：“一个人若是在教育上不感觉有趣味，我劝他立刻改行，何必在此受苦？”另外，教师还有一件特别便利的事，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师的教人与研究学问是分不开的。一面教育，一面研究，两件事完全打成一片，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所以梁启超以孔子的名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勉励教师：“独有好学和好诲人，真是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若真能在这里得到了趣味，还会厌吗？还会倦吗？”^[17]

梁启超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追求是在为人类为群体的奉献中获取人生乐趣的人生观。他认为人人都应该做到天天想向上，努力在人格上磨炼及扩充，人人都应该为社会有所作为。尽管人的地位及能力有所不同，但只要是社会的一分子，就应尽一分子的力。他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说：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何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