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旅欧回来观感，揭示欧洲危机与大战起源

1919年10月中旬，北京还是秋高气爽的好节气，法国的巴黎却已是一派穷冬闭藏的景象。天空总是阴霾霾的，欲雨不雨，间或从层云叠雾中闪出一些太阳的光线，更增添了天地间一股寒冬的肃杀之气。离巴黎不远的白鲁威是巴黎人的避暑胜地，然节令已过，这时也是满天地的萎黄凋谢，黄沙荒碛。梁启超与他的考察团就住在这里。院落很大，楼房也雅致，但避暑的别墅未备有御寒的设施，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煤炭紧张，御寒只好靠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煤气厂蒸取过煤气的煤渣。梁启超和他的同伴们就这样整日坐在一间丈把平方的屋子里，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方亦圆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地做着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在这样的冬天完成的。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会，梁启超决定以私人的名义参加这次会议。梁启超的想法是，一方面自己想求点学问，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以拓一拓眼界；另一方面，他还在做着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于是想以私人的名义将国家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也算尽了一二分国民的责任。另外，梁启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从政坛引退之后还是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做一些探索，为中国的发展寻求一个药方。他由北京去上海与同行的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等人汇合，与同伴们畅谈了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了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28]。他们怀着这样的目的与愿望登舟远航，希冀着在西方的考察中能获得某种启迪。

1919年1月，他们到达伦敦，在那里他们列席了英国国会下院旁听，并四处参观访问。接着去了法国，旁听了正在进行的巴黎和会，参观了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德战场，凭吊了凡尔登要塞。6月，他们又游历了布鲁塞尔、都灵、米兰、罗马等20多个城市，之后返回了巴黎。沿途的自然风光，各地的风土人情，一次大战的战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都给了梁启超以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有必要将西方国家的新情况介绍给国人，有必要让国人从中能把握住世界趋势。其实他自己也想坐下来将这思绪理一理，冷静地思考一下对策。于是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就在那个他们称之为深山道院的寓庐，梁启超写下了自己旅欧的所见所闻所感。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危机。大战虽然结束，但战争的隐患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因战争而元气大伤，贫富阶级对立加剧，罢工风潮此伏彼起。梁启超看到：“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

那么，这一切变化的原因何在？梁启超分析了两点：一个原因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尤其是生物进化论和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产生后，更使“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则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的金科玉律。于是，个人崇拜势力，崇拜金钱，国家则推崇军国主义，推崇帝国主义，社会的一切祸根便由此而起。梁启超断言，这次全世界的国际大战争便是由此而起，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也必然由此而起。另一个原因便是人们过分相信科学万能。近代科学的发达，将整个社会生活从根底上翻新，这使人们益发相信科学能带来黄金世界，而全然不顾什么宗教、哲学、道德。人们认为人类精神也是受着那“必然规律”所支配，所以无所谓善恶无所谓责任。剩下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军阀、财阀、强权主义都是从这条路上产生出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据此，梁启超告诉国人，由于自由放任主义，由于相信科学万能，膨胀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压抑了人们的道德束缚和精神追求，引发了社会的竞争行为，导致了贫富悬殊，从而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人类的灾难。

那么，欧洲近代文明会不会走向衰亡？梁启超的答案是否定的。他通过对欧洲的考察，认定近代欧洲文明不会灭绝。他分析道，欧洲历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梁启超的这个判断，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向了精神力量。他认为近代欧洲的进步是由过去的贵族文明转向了今天的群众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现在的欧洲人还在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地在那里反抗，日日精进。所以欧洲近代文明不会衰亡。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看到，欧美科学家依据“个性发展”的动力因素，从科学上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在社会学方面，就有俄国科尔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说，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相代兴”；“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这些新理论，强调了人们的互相扶助，就是发展自己的唯一手段。而人类心理的性能，完全是在适应外界中而渐次发达。这就是“意力和环境互相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

这些新理论给梁启超以巨大的启发。他从中领悟到，只有个人的人格发展与社会环境的进步相结合，是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他认为，只要努力提升每个人向上的“人格”，就能抑制人们的物质欲望，就能够消除弱肉强食的竞争，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的灾难。梁启超指出，这“人格”离了各个的自己是无所附丽的，但专靠各个的自己也不能完成。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化合而成，因此，想要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各个自己的人格向上。归根结底，人格的力量乃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

梁启超终于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药方，那就是人格修养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他兴奋地指出：“这些见地，能把种种怀疑失望，一扫而空，给人类一服‘丈夫再造散’。”他告诉国人，这个理论的实践普及，受到这次世界大战的阻挠，未能再进一步。欧洲人经过这次战争的剧痛后，一定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29]

那么，中国人该怎么办？梁启超洋洋洒洒地谈了13条意见：第一，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第二，我们万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第三，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势力渐行改革，乙派要打破固有势力；第四，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第五，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第七，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第八，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第九，现今在南北军阀蹂躏之下，固然无政治可言，但军阀终究会倒的，倒了过后政治就会改良吗；第十，地方自治；第十一，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第十二，国民运动；第十三，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这些意见的核心点，梁启超用了一个很时髦的词：思想解放。这里讲的思想解放，是要求人们摆脱一切思想的诱惑，求出个真知灼见。要摆脱一切思想的诱惑，就是不许有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做到空洞洞如明镜照物，既不可拿孔孟程朱的话作金科玉律，也不可盲目地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金科玉律。梁启超指出，“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愈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过一番选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是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批评岂必尽当，于是必然要经过一番审视，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启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梁启超强调，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衡量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古人为今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梁启超指出，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

面对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要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如果那些年轻人的话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如果那些年轻人的话危及人心世道，就请痛驳起来，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见个分明。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做法，能够成功吗？他强调，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30]

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近代社会在经历了物质与制度层面的变革之后，已经进入精神层面的变革，中国新文化的建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课题。梁启超也敏锐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新契机。但他绝不承认那些高喊“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闯将们所开的救世药方，他亲自到欧洲游历就是想为自己的理论寻求根据，寻求子弹。这个目的他达到了。这次旅欧，梁启超看到当年高喊科学万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深陷于各种灾难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并不是理想的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也并不能根本解决深刻的社会问题。相反，西方许多思想家开始从东方文化中寻求疗治社会弊病的药方，这便使梁启超大为振奋，多年来他一直忧虑的文化危机感顿时释然。他觉得有必要、有责任来承担这么一项事业，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用之于救中国，而且要用之于影响世界，拯救世界。

按梁启超的设想，中国新文化的建树就是要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国的文明，又拿我国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把它们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

梁启超的热情是无可非议的。他一旦认定一个目标，就视其为一种事业，就视其为一种责任，就视其为一种救国救民的使命。他希望全国的青年能够顺应这一潮流，自觉承担起构建新文化新文明的历史责任。他要求青年们，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文化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构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梁启超满怀信心地表示，我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尽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份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也对不起自己。^[31]

【注释】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页。

[2]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6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4]梁启超：《复黎大总统电》，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6页。

[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535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www.xing528.com)

[9]梁启超：《中国时局与鄙人之言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4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11]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8页。

[12]蔡锷：《盾鼻集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8页。

[13]梁启超：《国民浅训》，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6页。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页。

[16]梁启超：《政治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96页。

[1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页。

[1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

[20]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0页。

[21]贾士毅：《民国初年几任财政总长·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22]梁启超：《辟复辟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6页。

[23]梁启超：《反复辟通电》，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5页。

[24]经堂：《康有为与梁启超》，转引自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页。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

[2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27]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4页。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2—563页。

[2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6—2977页。

[3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0—2981页。

[3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5—29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