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风暴，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久居国外的康、梁保皇势力显然是缺乏应付与主宰这一新变化的力量。在经过几番努力均告失败之后，康有为选择了抵制袁世凯、抵制共和政体的态度，梁启超则初步接受了共和政体的事实。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基本思路是避免动乱，寻求稳定，在现行国体下实行改革，由此在辛亥革命后他决定采取联合袁世凯并伺机发展的基本策略。这样，梁启超的关注点再一次转入政治活动，从而开始了其长达7年的政治生活时代。
梁启超政治生活的第一个时期是与袁世凯合作的时期。1912年10月，梁启超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祖国。他心里的如意算盘，是想暂借袁世凯之力以发展改良派势力，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诚如他在以后所表述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点建设事业。”[1]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怎么会上梁启超的笼套，他启用梁启超不过是要做出点姿态，装潢点门面，为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增加点砝码。1913年熊希龄内阁组成，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梁启超却无法施展他的才华，连委任下去的司法官员都横遭地方官吏的阻挠而不能到位，他力主健全的各级审判厅被袁世凯列为中国三大害之一。熊希龄内阁辞职后，梁启超还幻想袁世凯能让他出任财政总长，但袁世凯只设了一个币制局，1914年让梁启超担任总裁。梁启超在币制局总裁的位子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货币制度改革方案，最终也只是一纸空文。当了5个多月的司法总长，当了8个多月的币制局总裁，梁启超都只能是以辞职的结局告终。
相反，袁世凯却借助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内阁之力，镇压了“二次革命”，打败了国民党。不久，又施加压力迫使国会在未制定宪法之前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梁启超总认为，给袁世凯戴上正式大总统的桂冠后，便可以专心制定宪法，把袁世凯的权力约束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使国家逐步走上宪政的道路。但是，以专制独裁为目标的袁世凯却不是这么想。在他眼中，国会、政党、内阁都不过是掌中玩物，他一朝大权在手，便悍然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国会因此不足法定开会人数，事实上也无形解散。
梁启超对此十分痛苦。他本想以有限的让步来获取民主理想的施展，但实际上他却只能默认袁世凯所干的一切。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第一次发出了脱离政治的宣言：“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磋，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2]
但梁启超并没能如愿，而是不得已进入到了其政治生活的第二个时期，即“护国战役”时期。其直接原因，一是此时发生的中日交涉事件，二是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获得总统专制大权而停步，反而进一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复辟帝制进程。面对甚嚣尘上的复辟恶浪，避地清华园埋头写作的梁启超终于坐不住了。在1915年8月22日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梁启超愤慨地提道：“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3]他拒绝了袁世凯要他担任政治顾问和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的任命，并向积极参与筹备复辟帝制活动的杨度等人发出了绝交信。他写出了《痛定罪言》《复古思潮平议》《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文章，猛烈抨击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复古逆流，公然与袁世凯彻底决裂。
同时，梁启超又与蔡锷密谋组织，终于发动了反袁护国战争。护国战争的组织者认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干尽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坏事，是背叛民国之罪人，是寡廉鲜耻的窃国大盗。护国战争的目的就是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并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这场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者便是梁启超。在这场运动中，从策划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诸省独立，到促成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成立；从各类通电的起草，军事方略的制订，到经费的筹措，舆论的争取，梁启超在运筹帷幄，指陈方略。在举国上下反复辟的潮流推动下，在反袁护国力量的打击下，仅仅过了83天皇帝瘾的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在全国舆论的唾骂声中，袁世凯于6月6日因羞愤成疾而气绝身亡。
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感到疲倦了。当黎元洪邀请他入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梁启超拒绝了。1916年7月6日，他在复黎元洪电中声称：“自审才器所宜，觉今后报国之途，与其用所短以劳形于政治，毋宁用所长以献身于教育。”[4]8月10日。他在与报馆记者的谈话中说：“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5]第二次向社会宣告欲脱离政界。
但是不久，梁启超又不得不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的第三个时期，即“复辟战役”时期，其直接起因便是张勋的复辟。1917年上半年，张勋伙同康有为等人，依仗社会上残存的复古势力，再度掀起复辟恶浪，并于7月1日从故宫中拥出清废帝溥仪，宣布恢复大清帝国。这一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天津的梁启超立即发表了《反对复辟电》，旗帜鲜明地维护民国，反对复辟，维护资产阶级立宪政治，反对君主专制。随即，梁启超随段祺瑞立即赶往马厂，组织武力，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梁启超直接参赞其事，出谋划策，起草各种重要电文，讨伐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失败后，1917年7月，梁启超参加了段祺瑞的内阁，担任了梦寐以求的财政总长。梁启超雄心勃勃，不仅延揽了得力助手加强了班底，而且制订出“改革币制，整顿金融”的八字方针，并使出浑身解数为实现这一方针创造条件。但段祺瑞政府并不想实现国家民主政治，极力阻挠国会的恢复，梁启超于此采取了支持纵容的立场。这一行径遭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士和南方各省的竭力反对。8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从此，南北两个政权的公开对立和战争便开始了。梁启超为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不放弃改革财政的美妙幻想。而且，面对各路军阀开出的巨额账单，梁启超只有摇头叹息。虽然他竭智尽力，以谋挽救，但怎么也维持不了财政现状。梁启超上任不足4个月，又一次失望地从政界引退。
自1912年归国，梁启超一腔豪情，期望将满腹经纶付诸实践，化为政绩，但在经历了与袁、段两次合作的失败后，他的政治理想终成了泡影。其功其过，在当时、在当今都众说纷纭。然就梁启超本人来说，其主观愿望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从政行为及其政绩，为改革政治、纯洁社会尽一份责任，其报效祖国的献身精神是真诚可贵的。
1913年9月，他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便有很多昔日同学、同志请他照顾、安置，梁启超公开发布《告乡中父老书》，向全社会宣告：“启超顷以时局艰难，勉负职任，只图负责，不敢怙权。顷在中央整躬率物，谢绝请托，破除情面，翼励末俗，成与维新，仰乡中父老兄弟人等，共体此意。”[6]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每据一个岗位，梁启超总是尽心尽责，坚持改革。他担任司法总长，坚持“司法独立”的改革方向，强调严肃法律和严选法官，主张司法官与行政官分开，坚持审判专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他日以继夜，白天到部工作，夜间则伏案拟撰法案，努力把司法工作引上正轨。即使辞职之时，他还将一篇体现其改革中国司法主张的《呈请改良司法文》呈递给袁世凯。对币制局总裁这一闲职，他也一丝不苟，潜心钻研，在任内8个月时间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理论和措施，希冀借此能对改革中国的币制金融有所建树，有所贡献。
1917年7月，梁启超就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为了推动国家政治的廉正，在宪法研究会的大会上，梁启超宣布了他的“入阁主义”：“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尤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7]
袁世凯为了阻止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先是托人贿以梁启超二十万元，梁启超婉言谢绝，退回送来之款，并将该文录寄袁世凯。接着，梁启超收到了不少的匿名信，袁世凯又再度派人登门，希望梁启超放弃此举，并威胁说：你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自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听罢坦然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也。”来者语塞而退。[8]
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谈判“二十一条”，避地天津的梁启超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写出了痛斥当局出卖中国主权的8篇文章，无情地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和袁氏政权的卖国行径。日本当局大为恐慌，陆续派人到天津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梁启超一概予以严词拒绝。日本当局恼羞成怒，通过其报纸诬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故意袒护德国，有的报纸还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对此坦然斥之。虽然梁启超对日本怀有特殊的感情，但这种情感一旦与国家利益发生碰撞，梁启超便毫不犹豫地让位于后者。他义正词严地说：“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9](www.xing528.com)
护国战争期间，梁启超先是坐镇上海，遥控指挥，后来决定亲自南下，策动广西、广东独立。为了防范袁氏密探，梁启超一路上只能日夜蛰伏在船舱底锅炉旁一间贮邮件的小房中。船外大雪纷飞，舱底小屋的梁启超却挥汗如雨。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梁启超还坚持写作，起草了通牒、宣言、公电等文件10余份。中途折道越南，在一农场躲避，等待广西使者到来，这10天是梁启超一生中最为艰辛的10天。这里无香烟可买，书亦读尽，况且一灯如豆，亦不可读，被褥污秽，跳蚤横行。更可怕的是，他未听主人以黑布裹头的劝告，被烈日炙脑，患上一种极危险的热病。晚上病卧床上，灯火尽熄，茶水俱绝，直到第二天人们以一种草药急治，才幸免于难。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梁启超还赶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以作社会教育之教材。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窘耳。更念吾友受吾指挥效命于疆场者，其苦不知加我几十倍，我在此已太安适耳。”[10]
在筹划军务院之时，广东军阀龙济光缺乏合作的诚意，将梁启超的使者在会谈现场枪杀。为了壮大护国力量，梁启超亲自前往，企图靠精诚感动龙济光。前一日梁启超与龙济光苦口婆心谈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晚上，龙济光设宴欢迎梁启超，几十名龙军将领亦带枪出席。酒过三巡，龙的部将破口大骂护国军和护国将领，凶相毕露。梁启超拍案而起，横眉怒目龙济光等人，说道：“龙都督，我昨夜跟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11]一席话，正气横厉，声若响雷，将龙部悍将给镇住了。
蔡锷曾经钦佩地说：“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于动天下也。”[12]
梁启超的这些从政努力终归是失败了。他于这失望之中，更深刻地感受到国民性改造的紧迫性。他看到：“盖我国民事事都不让人，独有视国家事当作闲是闲非不愿多管之一念，实为莫大病根。此病根不除，国家终无振兴之日。国家不振，而欲身家安全发达，此必不可得之数也。”[13]所以在他从政失望之时，从教的念头便不时会萦绕心头。从政还是从教，这一矛盾在他的从政生活中始终困扰着他。
1913年4月，梁启超对从政倍感失望，心中苦恼至极，在给女儿的信中告知：“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14]
1915年正月，中华书局发行的《大中华》杂志出版。梁启超为该杂志第一期撰文再次表明了“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的意愿，并在这期的“发刊辞”上，历数亡国的种种现象，指出：“既未尝从社会方面培养适于今世政务之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15]
在该杂志的第二期上，梁启超又发表了《政治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文章认为，实行现代的政治，必须具有相当数量的“器量学识才能誉望皆优越而为国人所矜式”的政治家，必须要有分门别类、各有专长的专家。政治家须“皆有相当之恒产，不至借政治为衣食之资”，又具有“水平线以上之道德，不至掷弃其良心之主张而无所惜”，还应该有力量镇压或纠正“特别势力”破坏法制的行为。而且，人民“既能为政治家之后援，亦能使政治家严惮”。要达到这一要求，“舍社会教育外，更有何途可致？”[16]
护国战争时，他由沪至桂，在隐匿帽溪牧场的日子里，用三天三夜完成一部三万余字的《国民浅训》。这是梁启超用于国民教育的通俗教科书，它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近代社会的许多政治学问题：如何爱国，何谓立宪，为何立宪，什么叫自治，地方自治的内容，租税及公债、征兵、调查登录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乡土观念和对外观念的关系，什么叫自由平等，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中国的前途，等等。从这些条目就可看到梁启超对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
护国战争结束后，1916年8月，梁启超在一次与报馆记者的谈话中再次提道：“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功夫，则宪法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言，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17]
后来，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谈及当年与蔡锷共谋举义时，曾约定事成之后退隐，以带头矫正国中竞争极烈之风，他说：
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举义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绝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功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今蔡君既以养病闲居，吾亦将从事于吾历年所经营之教育事业，且愿常为文字以与天下相见，若能有补国家于万一，则吾愿遂矣。[18]
这个退隐决心终于在一年多后付诸实施了。1918年10月，梁启超在与《申报》记者的谈话中，论及政治、著述不能两用的困惑。他说，如果涉足政治，势必荒芜了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愿加入”[19]。但在梁启超的内心深处，其政治情结依然如故。他很坦率地说：“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20]有人后来回忆说：
民国七年以后梁先生绝意不再做官，致力于教育事业。那时我因为有点私事到天津去，顺路拜访他，和他漫无目的地谈起旧事来，偶然问他近来有没有政论发表，他回答我说：“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说闲话。”说得非常谦虚，弦外之音，却包含了无限的感慨，真够耐人寻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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