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独立进取，推动社会进步

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民”形象，最可贵的品格就是独立性。梁启超说：

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予公法上不认为公国。嗟乎！独立之不可以已如是也。^[7]

梁启超之所以推崇独立性这一品格，是因为这一品格对推动社会进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梁启超认为，人有三等：有困缚于旧风气之中者，有跳出于旧风气之外者，有跳出旧风气后能造新风气者。梁启超赞赏推崇的是第三种人。虽然这些人终其身立于独立境界，又往往为举世目为狂悖，常常为世俗非笑之，但世界之不衰不灭而进化，全赖这些能造新风气之人。所以，独立性乃是孕育世界之原料。反之，如果人人缺乏独立性，人人皆依附于古人，依赖于他人，则全世界之人皆为土木偶，人类也无复一人了。由是，无独立性，乃是毁灭世界之毒药。

梁启超之所以推崇独立性这一品格，还因为中国人特别缺乏这一品格。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养成了人们甘心为奴的服从心理，养成了人们“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的思维定式，导致了人们缺乏责任心，遇事望人不望己的依赖心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不成为独立国者，以国民乏独立之德而已：言学问则倚赖古人，言政术则倚赖外国；官吏倚赖君主，君主倚赖官吏；百姓倚赖政府，政府倚赖百姓；乃至一国之人，个个放弃其责任，而惟倚赖之是务。究其极也，实则无一人之可倚赖者。譬犹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究其极也，实不过盲者倚赖盲者。一国腐败，皆根于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独立。”^[8]

因此，一个人独立品格的培养，就绝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需要，而是时代和社会的要求。梁启超认为：“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9]梁启超的这句话讲了两层意思：其一，个人之独立是为了促进全体之独立，道德上之独立是为了争取国家之独立。其二，全体之独立有赖于个人独立之程度。由是，个人独立品格的培养，既是个人的行为，又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有机的统一体。

欲达这一要求，梁启超认为树立独立精神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独立精神？简言之，就是自由。梁启超认为，所谓自由就是权利的表征，是人之精神界之生命。“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夺，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10]追求自由实质上就是争取权利，争取个人的平等权利。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梁启超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一种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中国的先哲们总是教导人们要忍耐，要犯而不校，要以德报怨，这就无形中剥夺了人们的权利。梁启超认为，民有权者谓之为有权国，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自由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权利观念，必须从个人始。所以自由的获得，既表现为物化形态的，又表现为精神形态的。如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上的自由，民族上的自由，生计上的自由，它不仅是为了争取人之应有之权利，而且是为了争取人的思想之尊严。要实现这一境界，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中向人们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曰勿为古人之奴隶，二曰勿为世俗之奴隶，三曰勿为境遇之奴隶，四曰勿为情欲之奴隶。梁启超认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

自由境界的获得，需要具有争自由的勇气和为自由奋斗的决心，这就必须诉诸行动。而且，梁启超认为，争取自由并不仅仅是要争取个人之自由，更主要且更重要的是争取团体之自由。人不能离团体而独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由是，独立品格的培养不能只停留于口头上书本上，也不能局限于个人狭小的私利。在梁启超看来，独立者，实行之谓也：“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11]没有为团体为民族而孤军奋战的信念，没有这种必死之志，决斗之气，处处只望人之助，处处只仰人之庇，根本谈不上人的独立性。梁启超期盼：“人人各断绝倚赖，如孤军陷重围，以人自为战之心，作背城借一之举，庶可扫拔已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可以脱离此后四百兆奴种之沉沦。”^[12]

孤军奋战之勇气，不仅是意志的体现，更主要的是信念的体现，这个信念便是敢为天下先。梁启超认为，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则是为身也，非为天下也，这是独立者之志。只有具有这样的胸怀，这样的志向，才可能奋其身以入于世界之中，磊磊落落，独往独来，才可能正视失败。梁启超说：“盖为天下先者，未有不败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败而惮先，天下遂以腐坏不可收拾。”^[13]这就是梁启超提倡独立之德的真髓所在。(www.xing528.com)

为此，梁启超呼唤进取冒险精神。每每读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史，梁启超总是会为哥伦布、马丁·路德、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人物所深深感染。他佩服这些人“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所不敢为，其精神有江河学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气魄有破釜沉舟一瞑不视之概；其徇其主义也，有天下地下惟我独尊之观，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其成也，涸脑精以买历史之光荣，其败也，迸鲜血以赎国民之沈孽”^[14]的气魄与胆识。面对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世界大潮，身处救亡图存开创新世界的时代，梁启超热情地呼唤着进取冒险精神。

梁启超说：“进取冒险之性质何物乎？吾无以名之，名之曰浩然之气。”^[15]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它生于希望与理想，如果只是饥则求食，饱则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则进取之念消，冒险之气亡。它生于热诚，如果可爱者而不知爱，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危，则无人性可言。它生于智慧，如果甘心为教守之奴隶，为先哲之奴隶，为习俗之奴隶，为权势之奴隶，则重重缚轭，奄奄就死。它生于胆力，如果遇难气先衰，遇难心先畏，则畏缩不前了。梁启超认为，这种精神乃是立人立国之本。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16]

使梁启超感到可怕的是，中国人正好缺乏这么一种精神。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宣扬着一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无多言，多言多患；无多事，多事多败”“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孝子不登高不临深”等处世哲学，浸之亿万辈，导致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完全扼杀了进取冒险精神。梁启超说：“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国亡何以立也！”^[17]

进取之气的养成，须根柢深厚，非器性薄弱之人所能假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著有《尚武》一文，主张人们必须从三方面下功夫。

第一是心力，即立定志向，抱定必死决斗的信念。心力涣散，勇者亦怯；心力专凝，弱者亦强。在面临外侮之时，就要敢于以硬碰硬，以恶对恶，人以恶声加我，我能以恶声返之，人以强力凌我，我能以强力抗之。这样才能排御外侮，屹然自立于群虎眈眈之场。今外人逼我，其圈日狭，其势日促，直不啻以百万铁骑，蹙我孤军于重围之中矣，舍突围向前之一策，更无所谓生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应抱定报大仇，雪大耻，定大计，任大事的信念，激其热诚，鼓其勇气，无奄奄敛手以待毙也！

第二是胆力。天下无往非难境，惟有胆力者无难境；天下无往非畏途，惟有胆力者无畏途。胆力来自于自信力，它是智慧与勇气的结晶。国之兴亡亦然，国民自信其兴则国兴，国民自信其亡则国亡。吾望吾同胞奋起雄心，鼓其勇气，无畏首畏尾以自馁也。

第三是体力。体魄者，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自古开拓世界之伟人，皆能负荷艰巨，耐非常之苦。而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弱为美称，以嬴怯为娇贵，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其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