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近代化中的新民道

梁启超思想上的突飞猛进，促进了他对近代教育改革问题的深入思考。当是之时，清朝统治者迫于时代潮流而宣布“新政”，并相应地开始了近代学制的构建。如此，近代教育改革终于呈现出阶段性成果，似可大功告成了。然而，梁启超敏锐地看到，中国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新的学校体制的建立，而是新的教育精神的构建。清廷领导下的教育改革所缺乏的正是这么一种精神，他们只是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在粉饰着教育改革进程，以图达到以新卫旧的目的。梁启超尖锐地指出：

夫一国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养成将来之国民也，而今之言教育者何如？各省纷纷设立学堂，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皆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其学生之往就学也，亦不过曰此时世妆耳，此终南径耳，与其从事于闭房退院之诗云子曰，何如从事于当时得令之ABCD！考选入校，则张红然爆以示宠荣（吾粤近考取大学堂学生者皆如是），资派游学，则苞苴请托以求中选。若此者，皆今日教育开宗明义第一章，而将来为一国教育之源泉者也。试问循此以往其所养成之人物，可以成一国国民之资格乎？可以任为将来一国之主人翁乎？可以立于今日民族主义竞争之潮涡乎？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不能则有教育如无教育，而于中国前途何救也！^[1]

梁启超的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此中所提及的国民之资格，一国之主人翁，实际上触及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新教育精神的构建。新教育精神构建的核心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培养奴隶还是培养独立之人，是培养臣民还是培养国民，这是当时新旧教育较量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开始深入到观念层面的改革。

从开民智的呼喊到伸民权的鼓动，梁启超最终把思考的焦点落到了国民素质上。美、欧之游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深入考察，使梁启超更深刻地认定，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是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强盛的根本原因。他看到，西方强国都经历了一个思想自由的过程，一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的崛起，深刻地影响了民众的素质提高，导致了国力强盛。学校的林立，教育的普及，国民文明程度的提高，导致了国基的稳固。梁启超看到，政府及官吏的素质，对国家的强盛固然关系极大，但国民素质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国民文明程度不高，难以产生高素质的政府及官吏，即使有明主贤相执政，也只能是一时而兴，人亡而政息。如果国民文明程度很高，即使偶有暴君污吏，则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维新之本在于新民，苟有新民，则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如不抓根本，只是今日变一片，明日易一人，则无济于事。所以欲其国之安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又总结了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教训，他认为变法数十年而成效不著的原因，在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梁启超曾在《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认为中国人心风俗之愚陋，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他说：“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务，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绣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2]

梁启超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在中国近代较早地提出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在文章中，列举中国人心风俗之愚陋，将其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为“奴性”。中国封建制度据国家为一家私有，其余则皆奴隶也。长期以来，吾民也习惯以奴隶自居，形成了倚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的奴性，呼之不敢不来，挥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因此，虽日日为奴，而不觉其苦，反觉其乐，不觉其辱，反觉其荣，忍气吞声，视为固然。如此，生如无生，人而非人，更未遑论国家为何物？由是，非敌亡我，系我自沦，斯害不去，国其灰尘。

第二为“愚昧”。堂堂中国，四万万人，能识字者不满五千万，能阅报者不足二千万，能著文者不到五百万，能略知中国古今事故者不足十万，能略知五大洲事故者，不够五千人，而其中能知政学之本源，考人群之条理，求所以富强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特别是遍布全国的缙绅先生，只会咿哑占毕，欺骄乡愚，不知亚细亚、欧罗巴是何地方，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然全国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皆出自于这帮教书先生之手。以此等民智参与今日脑与脑竞争之世界，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第三为“为我”。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中日之战，实际上只是以直隶一省敌日本全国，其他各省督抚只是侥幸战祸不及于己辖，借设防为名，以观成败而已。八国联军入北京之日，上海依旧笙歌箫鼓，熙熙焉，融融焉。“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深入国民脑筋。于是四万万人遂成四万万国，亡此国而无损于我，则束手以任其亡，亡此国而有益于我，则出力以助其亡。以此而立于人群角逐之世界，欲以自存，能乎不能？(www.xing528.com)

第四为“好伪”。君臣上下，官民士友，无论何人，无论何地，无论何时，皆以伪之一字行之。大半官位无事可办，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八股墨卷诣为圣贤之微言，弓刀箭石谓为干城之良选。所谓清流名士者，常有忧国之容，哀时之语，却无任何实际行动。如此，举国之人而持一伪字以相往来，则只是一虚伪泡幻之国而已。即使没有外侮，凭此立身于天地之间也是不可能的。

第五为“怯懦”。中国民俗，以冒险为大戒，以柔弱为善人，至有“好铁不打钉，好仔不当兵”之谚。欧西、日本之诗，无不言从军乐者，中国之诗，无不言从军苦者。一勇一怯，相去何远？无怪乎中日之役，绿旗、湘淮军数十万，皆鼓声甫作，已弃甲曳兵而走也。中国世俗，曰百忍成金，曰唾面自干。数千年来误此见解，使勇者日即于消磨，而怯者反有所借口，导致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奴隶之性，日深一日，国权由兹而亡。

第六为“无动”。老子有言：“无动为大”，此实为千古之罪言也。以致今世持论者，凡安静、持重、老成，皆誉人之词；凡喜事、轻进、纷更，皆贬人之词。故而办事遵奉依成法，查旧例，务使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中国官场乃至社会民间信奉六字秘诀：多叩头，少讲话。是故污吏压制之而不动，虐政残害之而不动，外人侵害之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在眉睫而不动。若是乎，此无动为大之中国，竟长此而终古也，是则可忧也。

如此国民性，何来国家之强盛？如此国民性，何来民族之复兴？面对国势危蹙，假如是“我责人，人亦责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万万人，遂互消于相望之中，而国将谁与立”。为此，梁启超指出：“吾请更以一言正告我国民：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国之兴也，非当局诸人遂能兴之也，国民兴之而已。”^[3]梁启超把决定一国之兴亡，乃至维新之成败的主要因素寄望于国民，寄望于国民本身的文明程度，这确是独具慧眼。与前一时期维新派把变法的希望主要寄托于当权者的开明相比较，梁启超的这个观点显然是一大进步。

据此，梁启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新民”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学术，技艺固然重要，但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源。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那般可笑的做法。欲抓根本惟有从新民做起。梁启超说：“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4]也就是说，新民是求全体国民自新，按照时代精神各自提高自己的素质，不要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

梁启超看到，国民性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传统问题。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5]国民性乃是一种文化传统的积淀物，是一个群体长期生活而认定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它所具有的特质是由它的文化传统所规定的。应该说，其内核其根基是这种由一个群体或一个民族经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独立精神，构成了一个群体或民族宏大高尚完美的特质。它深入到人们的思想血脉之中，渗透进道德法律乃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这种特质是不可丢弃的。对这种传统应提炼其精华，保存其底蕴，发达其真髓。同时，传统的人格又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更新，才能适应时代。所以，所谓新民者，既非心醉西风，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墨守成规，死守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而不思进取，而是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以创构一个符合时代特色的人文精神。梁启超指出：“新民之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6]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人格中最缺乏的，便是国民之资格。他认为，自古以来吾民常视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都淡化了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而处于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国人缺乏国民之资格，必然难以胜任于这一时代而自立于天壤。因此，新民的目标在强化国民的意识，提高国民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