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梁启超30岁了。生日那天，他正行进在日本东海道的路上。汽车蜿蜒向前，使梁启超更有时光荏苒之慨，心中自然流出了四句：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
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33]
“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这里的潜台词分明还是一个少年心态。这倒不是梁启超对时光的抗拒，而是在这三十年间，梁启超的经历过于曲折，然也过于丰富多彩。新的时代，新的世界，令梁启超始终充满着对生命的好奇和期待，使他的心里始终感觉还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冰心惯住热世界，老国从思新少年。”[34]一个月前他在从澳洲返回日本的船上所吟咏的这两句诗正表达了此时梁启超的心情。
少年是敢于奋进的，少年也是敢于不断地否定自我的。正是在这个月，梁启超撰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一文[35]。在康有为影响下，维新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是主张保教的。他当年在给康有为的信札和发表在《时务报》的文章中，都屡次提到了传教和保教的主张。在《复友人论保教书》中，他甚至倡导在各地成立保教大会。他看到推动维新运动的重要举措在成立学会，而保教正可成为合群之基础。但当他听了黄遵宪、严复等人“教不可保”的观点后，思想还是受到了触动，朦胧地意识到一味人为地宣扬保教，对民主的推行和民智的启蒙具有不利的影响。[36]在流亡海外，经过三年多欧美学说的洗礼后，梁启超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重新加以审视。因此他在文章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这就是梁启超对待真理的态度。
梁启超在文章中首先质疑了“保教”这个口号的真实性问题。梁启超指出：“近十年来，忧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帜以疾走号呼于国中，曰保国，曰保种，曰保教。其陈义不可谓不高，其用心不可谓不苦。”然三者之中，保国才具有实质意义，保国才能保种，“国能保，则种自莫强；国不存，则虽保此奴隶牛马，使孽生十倍于今，亦奚益也”。至于保教，于保国和保种并无直接关联。况且，“保教”意念本身，乃在将某种思想视为正统，而排斥其他思想，并以此主导社会和世人，这与近世文明法律之信教自由原则相违背。从中国历史看，这种保教的口号长期以来都成为思想专制的旗号。
梁启超指出，人类文明的进步，根本原因在于思想自由。欧洲近代的进步乃于“古学复兴，脱教会之藩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中国战国时期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然秦汉以后，思想窒于一家，特别是独尊孔子后，每一朝都在行使着“表章某某，罢黜某某”，“以为一贯之精神”，其后果便是思想的专制，“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在专制政治的钳制下，于是学术界“暧暧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稍有在此范围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这样的保教哪里是在尊孔，根本就是违背孔子自由之精神。梁启超气愤地说：“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岂孔子之罪也？呜呼！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尤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梁启超看到，至近代以来，人们为取近世新学新理，皆以孔教附会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夫孔子生于二千年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梁启超指出，这种做法实质上是“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这些人将新学新理比附于孔子，“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
梁启超的分析是击中要害的。孔子的学说是无须通过保教来得以推行的，只要它具有生存价值，它就必然为世人所瞩目所推崇。梁启超强调，孔子的教育学说，根本点在“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孔子的教育学说在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必占一最重要之位置。除非“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论者，盍高枕而卧矣”。
梁启超的观点倾向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追求思想自由，思想解放。特别是在追求一个新时代和新世界之时，思想解放尤为重要。他明确宣示：“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兹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这就是梁启超对自己的宣战，以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宣战，以成长之我对幼稚之我的宣战。“今是昨非，不敢自默”，这就是梁启超。
当然，梁启超对自己的宣战，客观上也是对康有为保教主张提出了挑战，因而引起了康有为极大的不满。为此，梁启超数度给康有为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这些信的内容看，梁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目前各地华侨的尊孔保教的活动看，主要还是停留在办庆诞、建孔庙一类的无谓之举，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若以之投入其他公共事业，会有益多多矣。第二，从近代欧洲发展的历史看，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由于一味强调保教，反而会阻碍思想的解放。思想不自由，民智终不得开，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近代欧洲因为有培根、迪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思想家，敢于冲破宗教的禁锢，他们的思想才大有造于欧洲。第三，正因为此，中国社会的变革更需要新学说引领，而保教口号只会阻碍新学说的引进。梁启超强调：“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护之，是北行南辕也。”[37]
康有为对梁启超的不满，不仅在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更重要的还在于梁启超此举违背了“师道尊严”的古训，大有另立门户之趋向。因此在与康有为探讨理论问题的同时，梁启超特别强调了师生之间的自由与服从关系。梁启超认为师生之间行事需服从与自由二者兼备，但对思想而言则惟有自由一条，不能以服从来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弟子凡是有利于国民的主张就应坚持，而不应为迎合老师的观点作违心之论。如果弟子观点荒谬，老师教诲之，弟子乐于接受；如果只是简单地指责弟子有心立异，弟子则不敢认可。梁启超向康有为明确表示：“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38]而要冲破旧罗网，首先要冲破自己思想中的固有成见，即使是自己当年所信奉所宣传过的主张，如与现时所接触的先进思想不符，也要勇于服从真理。梁启超并说，当年万木草堂的许多弟子今天也正是这样，对孔教的认识都开始有所突破，这其实正是要纠正以前认识上的一些偏颇。
对于这次与康有为思想的分歧，梁启超在后来还曾经论及。他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他认为：“中国思想之痼疾却在‘好依傍’及‘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同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39]
梁启超知道，当年保教党的骁将，今天成为保教党的大敌，这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也必然会引起他的先辈与故人恶其反复，诮其模棱的责难。对此梁启超很坦然，他坚定地宣告：“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40]
年轻的梁启超就是这样在厄运之中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他以那蓬勃的朝气追随着时代的潮流，搏击在风口浪尖以展示其救国救民的志向。他以他自己的学习和自我更新，以宣传民众开启民智的呐喊，昭示着国民素质自新的近代教育改革的方向。梁启超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他在1901年写的《自励》诗中立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穷，海天寥廓立多时。[41]
【注释】
[1]梁启超：《去国行》，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5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09页。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3页。
[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3102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16页。
[1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www.xing528.com)
[12]梁启超：《灭国新法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13]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18页。
[14]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3页。
[1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6]梁启超：《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1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1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1页。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20]冯自由：《革命逸史》，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2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2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2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26]超观：《记梁任公先生轶事》，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2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
[28]胡适：《四十自述》，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30]彬彬：《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31]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4—885页。
[3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3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3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35]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65—770页。
[3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页。
[3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183页。
[3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3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101页。
[40]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70页。
[4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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