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读书和办学，梁启超在救国维新的活动中，干得最欢，也是影响最大、最有成效的事业还是办报。梁启超的优势在宣传，而得以让他施展拳脚的最好舞台便是报纸。梁启超借助这些阵地，用他那支生花之笔，热情宣传着欧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宣传着中国维新变法理想，宣传着时代青年意气风发的人生追求。
光绪二十五年（1898）冬，梁启超到达日本不久，便依靠华侨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的资助，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清议报》为旬刊，每10天出一期，每期40页，内设栏目有日本及泰西论语、万国之近事、政治小说、杂文、诗文等。按梁启超在该报第一期所刊《清议报叙例》中所说，《清议报》的宗旨有四：一、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中国人之学识；三、交通中国、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9]
这个宗旨比较平和。当时康有为还在日本，他规定报章只可抨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等，不得攻击清政府。然而实际上，随着梁启超思想的奋进，《清议报》的锋芒所向，直接抨击着清朝政府和君主政治。于是这里出现了一段小插曲。有一次，《清议报》刊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以及一篇译述日本人的文章，内有排斥清朝的论调，为康有为所见，于是命令将报纸撕毁重印，并且告诫梁启超切勿忘了清朝皇帝的圣明，以后切宜谨慎从事。待到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梁启超与欧榘甲等人渐渐与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等革命党相往还，意气日盛，因而高唱自由平等学说。此后梁启超的文章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卖国、独裁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与此同时，他还大谈民权，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讲破坏，谈革命，其思想激烈程度与革命派的主张几乎一致。梁启超因此自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颇为世人欢迎。原来梁启超有别号曰任厂，至是亦改称“任公”，以示脱离康氏羁绊之义。“盖康门徒侣多以厂字相称，即为源出康门之标记，梁此举即所以表示其决心也。”[20]
也正由于此，《清议报》行销日本、南洋、朝鲜、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地，在中国本土虽遭清政府禁止，但其销售量也一直居首位。该报共出100期，而梁启超在其中发表的文章在100篇以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第100号，梁启超在该号发表了《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阐述了《清议报》的四大特色：
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
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予万一而已。
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探幽，得其真相，指斥汉奸，一无假借。
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21]
当然，这样激进的宣传也自然带来了报纸的被迫关闭。梁启超后来说：“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驰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22]
《清议报》停刊不久，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梁启超此时的思想正值巅峰，《清议报》的成功更使梁启超信心倍增，一往无前，力图要在办报事业上再上一个台阶，要将《新民丛报》办出新的特色，为中国报界树立一个榜样，闯出一条新路。梁启超在创刊号的告白中写道：“其果能有助于中国之进步与否，虽不敢自信，要亦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矣。”[2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梁启超阐述了三条办报宗旨：(www.xing528.com)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根本。
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24]
这一宗旨较之《清议报》，其宣传民众、开启民智的意向更为突出。在栏目设计上，梁启超注意了教育的广泛性，以适应人们的多方需求，比如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国闻短评、名家谈丛、舆论一斑、杂俎、问答、小说、文苑、绍介新著、中国近事、海外汇报、余录，等等，呈现着知识面广、形式活泼的鲜明特色。
《新民丛报》每半月一期，遇朔望发行。为了真正实现开启民智、振奋民气的目的，梁启超不遗余力，积极为其撰稿。他自己曾说：“此间自开《新民丛报》后，每日属文以五千言为率，因此窘甚。无论何处之书，动多阁不能复，诚无如何也。”[25]此话不假，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时，热情十足，精力过人，他撰写文章常常是几天不睡，直到完成才休息睡觉。每篇论文字数常常达到数万言，乃至十数万言，经常手持文稿笑着对弟子辈曰：“汝辈玩了两日，吾乃成书一本，吾睡觉去矣。”平日里喜欢邀集弟子数辈，围坐杂谈，谈必竟夕；先从文艺以迄学术源流，古今人物，世界趋势，最后乃及于鬼物一二事。至此众人皆莞尔相对而笑，知其话箧将尽，此时天亦大亮了。仆人端点心进，乃各啖毕归休。[26]梁启超正是以这种忘我的工作，借助这一宣传阵地，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社会改革实际，标新立异，别开生面，逐渐构筑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从而也奠定了梁启超20世纪初文化伟人的地位。
在文章形式上，梁启超也力求活泼新颖，不落俗套。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说过：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焉。[27]
梁启超的话并不夸张，平易畅达，纵笔所至，笔锋常带有感情，这就是梁启超的文风。胡适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28]黄遵宪当时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也对此予以了高度的赞扬：“《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29]更有甚者，“时科举方改试策论时务，故应试者亦多借《新民丛报》为蓝本。其文字之势力，乃遍于学堂之学生，科场之士子。厥后报纸繁兴，凡杂志上作长篇论文者，大抵规抚梁氏，即在今兹之日报中，梁氏文脉之余势增未尽衰”[30]。
这些评价证明了梁启超的努力是成功的。他以求新善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新民丛报》的影响力大大扩展。《新民丛报》自1902年至1907年共出版96期，销售量直线上升。《新民丛报》发刊不久，每月销量便按1000份的速度递增，至1903年已增加到9000份，后又达1．4万份，仅国内发行点就有97个，遍布各地49个县市。
几乎和《新民丛报》同时，1902年10月，梁启超又创办了《新小说报》。以刊载小说为专门职能的刊物，这在中国还是第一个。梁启超认为，自古以来，小说对社会观念和人们的思想影响巨大。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因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31]这个观点颇有见地，梁启超正是想发挥文艺这个武器，鼓吹革命，维新国民。他自己也曾在《新小说报》上以小说体裁发表了《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中的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理想的开国纪元在1912年。其所设想的第一任大总统取名为罗在田，第二任大总统取名为黄克强。梁启超后来说：“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把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周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借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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