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时客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9]
好学的梁启超面对这意外之喜，真有因祸得福之感，他如饥似渴，全力投身于知识海洋的遨游之中。
为了能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理论，梁启超费时半年首先攻克了日文关。罗孝高在《任公轶事》中提到，当时梁启超欲读日本书，却深受不懂日文的困扰，于是拜罗孝高为师。罗孝高既深通中国文法，又熟练掌握了日文。梁启超请他融会两者求得捷径，因相研索，订出若干通例，使初习日文者能以中国文法颠倒读之，十可通其八九。在这个基础上罗孝高著有《和文汉读法》，虽未美备，然学者得此，亦可粗读日本书。梁启超借助这种方法学习日文，收效颇大。[10]语言关一旦突破，梁启超犹如一只增添了一副能搏击长空翅膀的苍鹰，在知识的苍穹下尽情翱翔。
梁启超的学习内容十分广泛，凡是他认为有关广民智强国基之急务的学科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西方学术专著，他都尽可能地找来阅读。对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康德、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休谟、哥白尼、瓦特、牛顿、富兰克林等许多著名学者的学说，他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梁启超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我等读日本书所得之益极多极多。他日中国万不能不变法，今日正当多读些书，以待用也。”[11]在此基础上，梁启超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实际，从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科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改革理论。
梁启超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认定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政治学理论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资产阶级立宪制取代专制政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按之公理，凡两种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争，争则旧者必败，而新者必胜，此理势所必至也。他所期望的理想的国家组织，应有利于养成国民之自觉心，应有利于保障人道、人格的尊严，应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应有利于唯才是举，参掌政权，应有利于发扬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
梁启超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热盼能在中国发展富有活力的民族工业、商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建立一套平等、自由的竞争运行机制，实现竞争制约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据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中国大力传播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他强调，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始盛于欧洲，仅150年便达磅礴烨灿、如日中天、支流纵横的程度，而我中国人非惟不知研此学理，且并不知有此学科，则其丁兹奇险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
先进的西方文化给了梁启超一种全新的追求，他在知识海洋的遨游中，为一种新的理想新的世界所感染所亢奋。梁启超真切地感受到，从到日本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他兴奋地说：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12]
但梁启超心目中的新理想、新世界，绝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绝不是照搬照抄的全盘西化，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和更新，他明确指出：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13](www.xing528.com)
在文化观上，梁启超始终坚持“中西并重”的原则，主张在吸收西方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给中国文化注入活力。他说：“盖大地今日只有两个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足矣。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14]正是抱着更新中国文化的愿望，梁启超争分夺秒地学习着。
原来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有蔡锷、范源濂、林圭、李炳寰等11人，为了追随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历尽千辛万苦，先后来到日本。梁启超设法将他们安顿下来，组织他们读书学习，共同探讨改革中国的途径。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里记述了这件事：
到了戊戌政变，时务学堂解散，我亡命到日本。当时那些同学，虽然受社会上极大的压迫，志气一点不消极。他们中有十一人相约出来找我，可是到上海后一个人不认得，以费了许多手续，慢慢打听，才知道我的住址，能够与我通信。后来我听说松坡到上海住在旅馆的时候，身上不多不少只剩下一百二十个有孔的铜钱。他在还没有得到我的回信之前，也曾进南洋公学，在那里一个多月。其后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凑点盘费，让他们到日本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正是一个亡命的人，自己一个钱都没有，不过先将他们请来，再想方法。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叶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艰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15]
这是一种患难与共的师生情，更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师生情。这些莘莘学子秉承着时务学堂的精神，践履着在时务学堂所立定的志向，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坚忍卓绝，义无反顾，追寻着真理。1900年唐才常在武汉组织自立军起义，他们中有十人毅然回国相助，其中有八人遇难。侥幸得免的蔡艮寅逃回日本后，将名字改为“锷”，立志“砥砺锋锷，复仇雪恨”。
从这群时务学堂学生的身上，梁启超看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而他在加强自我学习的同时，还积极创办学校，以招收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和各地华侨子女。在这之前，华侨邝汝磐和冯镜如于光绪二十五年（1897）冬在横滨创办了一所大同学校，当时曾邀请梁启超前往任教，因康有为反对而未果。梁启超亡命日本后，经常与当年万木草堂的同窗、现任大同学校校长徐勤共同商讨办学方针。其后，梁启超又与神户华侨麦少彭等于光绪二十七年（1899）春在神户创办了同文学校。梁启超热心办学的目的，完全是为多多培养人才而考虑。他看到来日本商旅的中国人达数千之众，如能办一所学校，让华侨子弟读书其间，“近采泰西、日本教育之法，立学横滨，号以大同，庶几孔子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之治，萌芽于兹。以孔子之学为本原，以西文、日文为通学，以中学、小学章程为课则”[16]，那么他们在学业期满后，还可入高等学校、大学校、海陆军学，以通其专门之学。杨维新在回忆中说：“日本横滨、神户两埠华侨子弟教育，先生提倡者甚多。横滨之大同学校，神户之同文学校，均于先生亡命到日本后设立。”[17]
1899年9月，梁启超又得华侨郑席儒、曾卑轩等资助，于东京开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在《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公启》一文中说：
政变以来，内地学校停废过半。而海外忠义之士，愈增蹈厉，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继之，其余筹划开办者，各埠响应。中原文献，盛于海隅，斯实诸君子好义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国家转弱为强之起点也。
然就学者期于大成，任事者贵在进步，合群并举，则声气易通，拾级以升，则高才益功。故今者大同总学校之设，有不容缓者盖四端焉：横滨学校开设既已经年，生徒精进，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师有限，未能多分班数。故当设高等学校，使高才生以次递升，则教者不致太劳，而学者亦易获益，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于一也。神户及南洋、美洲各埠，学校相继踵设，其规模与横滨略同，一二年后卒业生徒，皆尚递进，不可无一校以容之，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一总区，选其英才，伴得卒业，此高等学校必宜设者三也。内地俊秀子弟怀奇才拖远志，自备资斧游学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辈大率皆已通中国学问及寻常普通学者，必有专门高等学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学校之必宜设者四也。[18]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由梁启超亲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任总干事。教师除了梁启超、徐勤等人外，还聘有六名日本人任教。学校所开课程有世界文明史、政治学、伦理学、泰西学案、人群发达史、中外哲学、中外时事、日本语言文字学、诸生札记、日本各学校讲义等。梁启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向学生传授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开拓学生的眼界。此外，向学生传授中国历史，也是梁启超的重要教学内容。例如，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写成的《中国之武士道》，采用新理想以评论中国古代人物，以作为学校课外讲读之教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