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名维新志士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梁启超得日本友人相助，于1898年10月乘日本军舰逃离天津。
第一次乘舟泛海，第一次步出国门，但梁启超心中绝无浪漫之情可言。维新变法的失败，成为朝廷通缉犯，未来前途的渺茫，这些突兀而至的厄运横亘于年轻的梁启超面前。浩瀚的渤海，奔腾翻滚的海浪，在落日余晖中更显一派苍茫无际的景象。忧虑与激愤之情也犹如这无边的海浪，在梁启超心中翻腾，一首悲壮的《去国行》便随着东去军舰的颠簸而自梁启超心田中缓缓流出：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
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1]
虽然面临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之惨况，虽然前面又是山高水深，风雨满天，但梁启超依然喊出了“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的时代强音。这绝不是书斋的抒情，也绝不是戏剧舞台的亮相。如果没有真诚的救国志向，身处这等厄运之中，是难以唱出如此豪情的。梁启超曾在这年10月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中表白道：“每念地球各国变法之始，无不流血满地，今弟等虽遭此变，而心愈奋锐也。”[2]这种“奋锐”之情来源于梁启超坚定的救国之志，他说：“先生与吾，志在救世，不顾身家而为之，岂有一跌灰心之理。”[3]
这种奋锐之情，也来自他的妻子对他的深切理解与支持。戊戌事变，梁启超的家庭也因之遭难，其父及妻子避难澳门。妻子李蕙仙虽然出身仕宦高门，却深深理解和支持丈夫投身维新事业的壮举。梁启超从康有为处得知其妻在遭难之后的态度，大为感动，他在与妻书中动情地说：“南海师来，得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公闺中良友矣。”面对横来之祸，身处患难之际，梁启超与爱妻虽然远隔重洋，却肝胆相照，矢志不渝。在最困难的日子时，他们凭借鸿雁频频传递书信，相互勉励，相互倾注无尽的思念与真情。李蕙仙关心着梁启超的起居饮食，安危冷暖。梁启超担心着李蕙仙的烦恼忧愁，家庭重负。每封信去，梁启超都要关切地询问：“卿日来心绪何如，烦闷否？望告知，想必烦闷不待问矣。然我深望卿之不烦闷也。”李蕙仙想东渡日本，亲自伴随梁启超共渡流亡生涯。梁启超再三考虑，认为身处患难之中，行踪无定，眷属自随，殊为不便。加之家中父母兄弟需人照料，劝李蕙仙暂不东渡。李蕙仙理解了。不久，梁启超也有意让李蕙仙来日，但正好接到康有为要他赴美洲发动海外华侨的信，梁启超两相权衡，对李蕙仙说：“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李蕙仙理解了。每念及此，梁启超更是对李蕙仙一往情深。他由衷地说：“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在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上，梁启超虽然倍加思恋亲人，但他总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对李蕙仙说：“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虽相思甚切，不敢涉私情也，惟望信甚急，乞即写回信，至要。”[4]情真意切，从中可窥见梁启超博大的胸怀。(www.xing528.com)
梁启超是幸运的，时代赋予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面对高压而不气馁、不退缩。梁启超是幸福的，爱妻给予了他的真挚情感，使他身陷灾难而能勇气倍增。正因为他的勇往直前，使他在流亡国外期间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情和奋斗目标。他没有过分地沉湎于变法失败的阴影之中，也没有长久地陶醉于维新英雄的荣耀之中。新的环境，新的世界，使梁启超广泛接触到资本主义文化。过去只是从人们的传闻中，从上海的租界里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如今却真实地展现在他的面前。过去只是从各种小册子中获得各种新鲜的知识，如今是汹涌而至，目不暇接。这一切令梁启超眼界大开，令他兴奋不已。他有如饥渴的学子，贪婪地吮吸着资本主义文化养料。梁启超在赴日后的五年间，又先后出访了檀香山、澳大利亚、美国等地，每到一地他都会为新的兴奋点而激动。对比祖国的现状，反思救国理想，梁启超在不断地更新视野校正方向，他在踏上美国土地后写道：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5]
这种日新而日进的学习使梁启超更为充实，眼界更开阔，使梁启超由一南国边远地带之“乡人”一变而成了“世界人”，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潮流的震撼，立志改革中国的信念更为坚定。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自日本横滨登舟，开始了横渡太平洋之旅，他的心情十分激动，高声唱出《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亚洲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尽瘁国事不得志，断发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读书尚友既一载，耳目神气颇发皇。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6]
梁启超最可贵的品质在勇于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他乐于否定自己，调整自己。如果说在维新运动时期他的主张观点还主要是依据康有为的思想，主要是在发挥着康有为的主张的话，那么流亡国外后，他开始运用所接触到的新的现代意识、现代理论去阐发自己的见解。即使这些见解较之国内时期的看法已有矛盾，已有修正，但他绝不固守成见，故步自封。这时人们所见到的梁启超是激进的，是坚定的，是朝气蓬勃的。不少的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宣传，才接触到一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才开始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他学习新思想之时，勇于否定自己。他自己说：“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在这一方面，梁启超与他的老师康有为截然不同，正如他所分析的：“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仍在彷徨求索中。”又说：“（启超）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7]正是这种不固执成见，服从真理的精神，使他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壮心不已，他的《志未酬》便道出了他的这种心声：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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