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育近代化的革命倡民权者

时务学堂的学生获益匪浅，除了得益于新颖的教学制度外，更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时务学堂的办学精神。梁启超从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经验中得到的真传便是在学堂的教学与管理中注意灌注进一种精神，一种不同于传统官学的富有时代气息的精神。而这种办学精神又分明染上了梁启超蓬勃的朝气，因而时务学堂较之万木草堂显得更为激进更为意气风发。

梁启超在《蔡松坡遗事》中提道：

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灵气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11]

梁启超又在《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中提道：

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等同承乏讲席，国中学校之嚆矢，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讧，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12]

事实确是如此。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有一个意气风发的团队。至今我们还能看到一张当年时务学堂教习们的合影（独缺梁启超），从左至右依次为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虽然照片已历时一百多年，经多次翻拍，但我们依然可感受到这群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和踌躇满志。这是一百多年前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中最智慧、最有担当的那一点精英，他们为了祖国的富强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和才智。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绝笔高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走向刑场。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失败，高吟着“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熊希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遭清廷革职管束，民国后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李维格在变法失败后成为汉阳铁厂的主要开拓者，成为我国钢铁冶金界的先驱。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着维新教育事业。

梁启超有着这样一个志同道合的团队，他才可能在讲堂上，在给学生札记的批答中，宣传着民权主张，鼓动着革命思想。他向学生鼓动说：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矣。”

“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盍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集成书，亦大观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者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13]

梁启超的民权革命思想，给投身到时务学堂的有为学生以极大鼓舞。他们在国运维艰、前途渺茫之时，能到这样一所具有维新思想的新式学堂读书，感到格外的兴奋。在梁启超和其他教习的教导下，时务学堂的学生积极参加了维新活动，许多学生参加了南学会，许多学生在《湘学报》上发表文章。他们通过时务学堂的学习和维新活动的实践，思想开始倾向反清革命。据唐才常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一文中所述：当时学堂中有的同学的救国意念相当坚决，如李炳寰同学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林圭同学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诸人掌握兵柄，苟举义旗，则倾覆清室，反掌事耳。舍此不为，坐失良机，宁非大错！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蔡艮寅同学说：“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教之精蕴，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决不可随俗沉以自污！”^[14]

时务学堂学生的进步，得到湖南力主变法官僚的支持。黄遵宪对时务学堂的学生相当赞许，他在给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蔡锷、唐才质的赋诗中鼓励道：“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15]

时务学堂的学生在这样的学习中，思想非常振奋，假期回家省亲，将读书札记示以亲友，传播反对清政，以及主张学术革命之积极言论。于是引起湖南社会的震动，旧派哗然，大肆讥议。他们纠合起来，联名上书，指责维新派大倡民权。王先谦聚合一班守旧人士上书，直斥“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16]。宾凤阳等人在上书中说：“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为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他们憎恨梁启超的民权平等说，“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由是他们上书官府，主张对时务学堂从严整顿，他们认为，辞退梁启超，则全省幸甚，学校幸甚。^[17]叶德辉等甚至将时务学堂课艺中梁启超等人的批语逐条批驳。“民有权，上无权矣，欲附会六经，六经安有此说？”“兴民权只速乱耳，安得不亡？”^[18]足可见当时新旧势力斗争的激烈程度。

湖南守旧势力的反扑终于使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难以为继。加之过度的劳累也使梁启超积劳成疾，这样，1898年2月11日，梁启超离开长沙回到上海休养治病。维新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也终于被迫停办。支持维新变法的一班湖南官员陈宝琛、黄遵宪、江标、熊希龄等全部被革职查办。梁启超半年的主办学堂实践就这样画上了句号，但梁启超的教育才能与时务学堂却因此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www.xing528.com)

[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269页。

[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6]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7]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0—336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9]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306页。

[10]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1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1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1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288页。

[14]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356页。

[1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

[16]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17]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278页。

[18]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