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维新救国的教育先锋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与康有为、梁小山等再次北上参加会试。当时正值《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奋。康有为看到“士气可用”，便令梁启超四处活动，鼓动各省举人到都察院请愿，上折反对签约。康有为又集合18省举人起草给皇帝的万言书，梁启超等并日缮写，遍传京师。在这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事件中，梁启超的政治热情和组织才能为众人所瞩目，他作为康有为的助手而成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也因此奠定。

不久，会试揭榜，梁启超名落孙山。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的记载，主持这次会试的主考官徐桐十分痛恨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因而决定对凡是流露有维新倾向的试卷一概摒弃，以堵塞康有为的进取之途。阅卷的副主考李文田看到梁启超气势纵横的试卷，有意录用，但徐桐却断定此卷是康有为的试卷，坚决不同意录用。李文田无奈，遂取梁启超卷，在卷尾批道：“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1]但是，梁启超对此结果并未后悔。清廷政治的腐败导致亡国之危，已使梁启超痛心疾首。他的注意力已完全转到了维新救国的事业之中，他非凡的才华也在这一事业中熠熠闪光。

梁启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他为救国救民而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精神。虽然此时的梁启超才二十三四岁，初出茅庐，学识尚浅，经验欠缺，但他肯学肯干肯卖气力肯下功夫。“公车上书”之后，梁启超随同康有为留在了北京。虽然这次上书未能送达光绪皇帝手中，但在社会上却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巨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看到，要使维新事业真正能在全国形成一股潮流，关键在合大群，开知识，开风气。只有合大群才能力量大，因此，维新事业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教育工作。具体说，就是要积极办报纸，办学会，办学堂。方向一旦明确，梁启超就犹如一支脱弦之箭，全身心地投身于维新宣传工作之中。

梁启超对报纸的宣传作用情有独钟。他认为报刊乃是一个国家的耳目喉舌，西方国家因报务发达，故能做到上下相通，君臣一气，国家因此而日益强盛。如能创办一报刊，通过宣传民众，可以对社会对民众起到“治病”“通神”的作用，以达到开民智而雪国耻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梁启超认为办报应注意从四个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明世界大势，知各国强盛弱亡之原因，而不致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第二要“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认识维新变法的意义；第三要“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欺侮，律法不讲，为人愚弄，能因此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第四要“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不存抱残守缺，死守八股制艺之学。梁启超认为，只要按照这种办法办报，必将达到“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上，人才渐出”^[2]的目的。

正因为此，梁启超对办报倾注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夏秋之际，梁启超与康有为等在北京正式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这在当时是除宫廷报纸《京报》之外唯一的一份民办报纸。其宗旨以介绍西方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思想文化及风土人情为主，达到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的目的。该报纸为双日刊，每次发行1000份，委托《京报》发行者“分送朝士，不收报费”。当时北京尚无印刷机器，《中外纪闻》只能托用他人的粗木版雕印。梁启超具体负责办报之事，每日写一篇数百字的论说，虽然言之肤浅，但对初次办报的梁启超来说，却锻炼不小。一个月后，《中外纪闻》发行量竟也增加到3000份。然各类谣言也同时在社会上兴起，即使免费将报纸送至各家，辄怒目以对，遂致送报人也害怕祸及自身，悬重赏也不肯代送。《中外纪闻》共出版了45期，便因北京强学会被取缔而遭封禁。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来到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共同创办了《时务报》。《时务报》是旬刊，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梁启超担任主笔，专司撰述，这对梁启超是个巨大的挑战。投身于时代改革的洪流之中，梁启超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各色新鲜知识，各种维新主张，经过梁启超的过滤组合之后，便犹如涌泉喷发，从他的笔尖下汩汩流出。据统计，《时务报》共出版了69期，而梁启超在其中发表的文章达60篇之多。梁启超将其激荡的爱国情怀借横溢的才华倾注于笔端，抨击时弊，宣传维新。梁启超的文章，以其纵横捭阖的气势和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为垂危的近代中国吹来阵阵清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时务报》创办之初每期仅印4000余份，半年后便增加至7000余份，一年后达到13000份，最多时竟达17000份，从中便可见《时务报》的社会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南下澳门，在那里创办了《知新报》，由康广仁、何延光任总理，徐勤、何树龄任主笔，自己则兼任撰述。

除了运用报纸这一宣传阵地之外，梁启超还充分发挥了学校这一教育阵地的作用，宣传维新主张，培育维新人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在经元善、谭嗣同等人支持下，在近代中国第一个发起倡设女子学堂。他在《倡设女学堂启》中呼吁解放妇女，指出美国、日本等国因妇女平权而富强，强调“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他计划先在上海开办女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至各省府州县。他设想在女学堂中开设算学、医学、法学三科，另设师范科，以后还可根据需要开设纺织、绘画等科。在梁启超及维新人士的感召下，澳门何廷光创办的澳门大同女学堂于1898年正月正式开学，上海经正女学也于同年农历四月正式开学，广东潮州饶平也在不久开办了一所女子学堂。1897年冬，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由上海来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这是梁启超第一次直接参与新式学校教育，他借鉴万木草堂的经验，将时务学堂办成一所宣传维新思想、培育维新人才的新型学校，在湖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关于组织学会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中国人一般来说还没有达到参与政治所必要的智力水平，利用学会这种形式是将他们联合起来学习的最好办法。而且，从增强国家凝聚力这个角度讲，学会是构成国家建设的一种组织纽带。各种学会形式不仅能将各个不同阶层和职业群体的成员组织起来，而且能通过共同学习使这些成员获得共同的思想，达到“齐万而为一”的目的，这样便可将复杂多样和组织松散的中国社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正因为这样，梁启超积极协助康有为进行了学会的组织工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强学会，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宣传作用。他不仅负责起草了强学会的组织章程，而且还担任了书记之职。在康有为离京之后，梁启超实际上主持了强学会的日常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梁启超再次进京，协助康有为促成维新运动的高潮。三月初，梁启超与麦孟华联合广东、广西、贵州、浙江等省的百余名举人向都察院上《拒俄变法书》，力言不可割旅大给沙俄。三月下旬，梁启超又协助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梁启超在保国会第二次集会上发表了动人心弦的演说，呼吁四万万同胞各竭聪明才力，奋起救亡。(www.xing528.com)

除了以上维新宣传工作之外，梁启超还直接参与了戊戌变法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梁启超联合在京百余名举人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御外侮。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后，梁启超由徐致靖引荐，奉命在总理衙门查看章奏，正式参加新政的筹划工作。五月十五（7月3日），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听取了梁启超关于提倡西学和设立学校的意见，命他将《变法通议》呈上。光绪皇帝对梁启超的才华和见识大为赞赏，当场赏他六品衔，专办大学堂译书局的事务。不久，光绪皇帝批准了梁启超拟定的译书局章程，以及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的章程和奖励工艺、奖励新器的章程。此外，梁启超还以李端棻的名义，起草了一些推行新政的奏折。

匹夫之责，拳拳之心，梁启超认定的就是维新救国这么一个理。这些年，梁启超处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漩涡中心，而他本人也围绕着维新变法轴心在不停地旋转。他在不断地鼓动国人同胞为救国而竭尽全力，而他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无论是办报、办学、办学会，他是拼尽全力，义无反顾，例如他在《时务报》担任主笔时就是如此。据梁启超自己回忆：

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一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3]

梁启超在这种忘我的工作中锤炼着自己，而他的名声也由是噪起，诚如他自己所评价：“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4]梁启超的评价并不夸张，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任公文笔原是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5]连反对维新运动的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也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札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6]后来的郑振铎在评价他这一时期的文字时说：“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7]

这些成就来自于梁启超的工作热情，来自于梁启超的爱国信念。1898年夏，他一次饭后与同人约定：

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8]

年轻的梁启超就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走向成熟，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也是在这一信念的主导下初露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