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梁启超：维新变法救国信念成熟

梁启超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通过万木草堂的学习，维新变法以救国救民的信念在梁启超心中渐趋成熟。在康有为的影响和指导下，他开始注意寻求和联络志同道合的人，以共同传播维新思想，为未来的变法进行组织上、舆论上的准备。他认为广求同志开张风气是当时最为紧要的事情。1891年，梁启超上京结婚应考，他牢记老师康有为“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的嘱托，结识了汪康年、夏曾佑、麦孟华、江孝通、谭嗣同等一批具有改革愿望的年轻学者。梁启超与他们多有交往，相互探讨理论，交流看法，议论时政，共同追求着救国的理想。1894年春，梁启超又一次赴京准备明年的会试。对这一次北上的真正意图，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此行本不为会试，弟颇思假此名号所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25]这一次在北京他依然与那些朋友们沉浸在理论探讨之中。“甲午客京师，交夏曾佑、谭嗣同。曾佑主今文学，嗣同喜经济，先生以大同义与之往复，思心益辟理。”^[26]梁启超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起那交往的一幕幕：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夏曾佑）——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谭嗣同），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27]

这是一群血性方刚的年轻人。他们处于历史转型的时代而努力寻求救国的真理，他们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而争论不休，他们的心完全为他们所设计、所憧憬的未来而激动不已，也为自己一个又一个幼稚的想法而苦恼。梁启超的新鲜想法也特别多，他曾经想从理论上闯开一条路，以启蒙国人，但却流产于半途。他于1892年在一封给汪康年的信中讲述了他的彷徨：“仆性禀热力颇重，用世之志未能稍忘，然周览天人，知天下事之无可为，惟欲与二三同志著书以告来者，目前之事，半付之青天白云矣。”^[28]

继而在与诸同志读书并纵论时变后，梁启超又产生了新鲜的想法。他认为中国人士寡闻浅见，反对革新，主要原因是由于铁路不通，如果“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阻扰，然后余事可以徐举，而大局可以有为”。想归想，但该怎么办，梁启超还是陷入迷茫之中，他对汪康年说：“今诸公衮衮因循观望，而我辈坐论莫展一筹，一手一足是岂能挽江河哉？”^[29]

然而，年轻的梁启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勇于追求真理。他的热情，他的蓬勃向上，他的无私无畏，都是根源于这一品质。年轻的想法虽然幼稚，但思想的成熟正是从这幼稚的蜕变中产生的。1924年，当夏曾佑逝世时，梁启超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还深情地回忆了这一动人情景：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真“浪漫”得可惊，不知从那里会有恁么多问题。一会发生一个，一会又发生一个，我们要把宇宙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30]

在探讨新学新理的驱动下，金榜题名在梁启超心目的地位已退居次席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已经成为梁启超所关注的头等大事。这一变化是惊人的，于梁启超来说又是必然的。假如梁启超无缘结识康有为，未曾经历万木草堂的熏陶，也许他只能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假如梁启超缺乏爱国心和责任感，他也就不可能卷入近代中国变革的波澜，而走上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但是，历史不是“假如”。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难而无动于衷，面对依旧醉生梦死弃国家命运于不顾的清朝统治者而不拍案而起，那他就不是梁启超。

1894年，当梁启超与他的同志们沉浸在苦苦追寻救国之路的读书之中，中日战争爆发，日军步步进逼，清军节节败退。日军相继攻占辽宁、旅顺、大连及辽东半岛，亡国危险迫在眉睫。然而，清廷上下却依旧歌舞升平，甚至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而大兴土木，设景布点。梁启超们目睹这一切，心急如焚，义愤填膺，但人微言轻，无处表达爱国义愤。另一方面，朝廷一批守旧官员不仅不思进取，反而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肆攻击，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的罪名要求朝廷缉拿康有为。梁启超闻讯更是大为吃惊，他赶紧运动了一批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僚，为康有为开脱。这场政治风波虽然因此没有进一步酿成灾难，但梁启超从中却领略到了朝廷政治的腐败和变法的艰难。

社会现实就这样将梁启超们浪漫而幼稚的理想击得粉碎。就梁启超而言，刚刚步入社会，这第一门社会实践课就给了他深切的体会。1894年，22岁的梁启超在一首诗中愤怒地写道：

怅饮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冠俦，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弊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阍呼不闻，高谭复何益。^[31]

诗中忧愤时局，慷慨悲歌，然而又深感人微言轻，报国无门。面对这一黑暗的政治现实，梁启超的人生选择就显得艰难而悲壮了。在这一问题上，没有热情显然不行，但仅有热情也绝对不行。梁启超这时期写下的一首《水调歌头》，很真实地反映了他进行人生选择时的理性思考和志向：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著悲歌。三百年来王气，满目山河依旧，人事竟如何？百户尚牛酒，四塞已干戈。

千金剑，万言策，两蹉跎。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销磨。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32]

好一句“愿替众生病，稽首礼维摩”，它是梁启超忧国忧民的人生宣言。如果说，梁启超的救国热情和维新理想，在来北京之前还多少是出于年轻人冲动的话，那这时则已在现实的土壤中立定了根基。这一年的深秋，梁启超怀着一种郁结、愤懑的心情离开了北京。半年的北京生活虽然短暂，但它使梁启超开始真实地体验了康有为维新理想的社会价值，开始真实地认识到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人生价值。梁启超开始成熟了。

历史证明了梁启超的这一人生选择是认真而严肃的。他一旦决心将理想付诸行动，便犹如一支脱弦之箭，勇往直前。

【注释】

[1]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7页。

[4]佳木：《梁启超故乡述闻》，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www.xing528.com)

[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0]梁启超：《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2]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8页。

[13]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8页。

[14]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15]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2页。

[16]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485页。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9页。

[18]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0]夏晓虹：《梁启超墓园的故事》《阅读梁启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5页。

[21]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22]康有为：《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

[2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4]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2页。

[2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6]刘盼遂：《梁任公先生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7]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7页。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30]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7页。

[3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2]梁启超：《水调歌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