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启超见了康有为而无动于衷，那不是梁启超的性格。如果梁启超听了康有为的谈话而没有感到“冷水浇背，当头一棒”，那也不是梁启超的性格。身为举人的梁启超，拜只有秀才资格的康有为为师，是因为当他一接触到康有为，便立即为康有为的见识和眼力所吸引所折服。康有为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传统，并将这一精神贯穿于对古代学术源流、历史沿革的研究中，这给梁启超展示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梦想过的思想天地。康有为强调了传统文化中的修身理想，呼唤“仁”的回归，以之为立人和立国之本，这也给正在探索人生道路的梁启超昭示了明确的方向。康有为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佐证了人类进化的必然性，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呼风唤雨，这种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理论更给年轻的梁启超以振奋。在真理面前，梁启超绝不会因为过去的成绩和已有的身份而故步自封，而放弃追求。这就是梁启超。
历史似乎讲究一种机缘，然而这种机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及时地把握住。有的人因种种缘由而与这一机缘失之交臂，有的人则因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缘而终身受用，梁启超拜师康有为便属于后一种。康有为与梁启超的相遇不仅造就了近代维新运动史上康梁齐名的佳话，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万木草堂的业绩。
继梁启超师事康有为后，又陆续有二十多个青年登门求教，云衢书屋已是人满为患，陈千秋和梁启超便建议康有为另辟校舍。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租得长兴里邱氏书屋（今广州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定名“长兴学舍”。康有为在这里为学生正式确定了贯彻一整套学术和政治理论的教学大纲，即《长兴学记》。随着求学的青年学子日渐增多，两年后，康有为又迁学校于广州府学宫仰高祠，匾书“万木草堂”。
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是这样讲的：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循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每与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学伪经考》，从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从事分纂。日课则《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而草堂颇有藏书，得恣涉猎，学稍进矣。[13]
梁启超最佩服康有为在教学时所表现出的渊博的知识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梁启超说，康有为的讲课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达，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焉。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14]梁启超听课其间，心中感觉犹如春苗沐浴在和煦的春光之中，心中有说不出的畅快和欢喜。时间飞逝而过，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往往是讲者忘倦，听者也忘倦。虽然对康有为的有些理论，梁启超还一时理解不深透，但他认真听讲，细心揣摸，逐渐掌握了康有为关于历史进化的“三世说”和孔子改制的理论，对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尤其感到振奋。
梁启超也格外钦佩康有为的爱国情怀。康有为治学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因而他在教学中总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把求知与议论国事紧密结合起来，以激发学生的忧国意识和使命感。梁启超从康有为身上看到了人格的力量，他后来说，康有为讲课，“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15]。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梁启超及万木草堂的同学自觉地把个人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学习之余，常常聚合一处指天画地，议论风生，慷慨激昂，甚至常以救世者自居。
梁启超还十分佩服康有为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艺术。他说：“其讲演也，如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16]
在万木草堂学习，梁启超惜时如金，刻苦勤奋。按康有为的要求，万木草堂的学生应广泛涉猎古今中外通行之书，对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以及六艺之学、科举之学等都应贯通，包括外国历史、地理、声光化电等知识。梁启超努力地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即使是对于他总是难以领悟的佛学，他也认真努力地去学。当然，梁启超的读书绝不是生吞活剥地广播杂收，而是十分注意在学习中用一种思想去贯穿各类知识，这样知识才能学得活，读书才能卓有成效。他认为读书的关键是锻炼思维。在探讨中国古典经书时，他努力从中揣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立人立国之大义，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在读史时，他致力于以史证经，从历代沿革的史实中去探讨社会改革和人类进化的必然性。由此他在康有为的指导下，读经以《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为主，读史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为主，兼读外国史。
除了刻苦钻研中国的学术文化之外，梁启超还学习了一些西学书籍。他购得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各种星轺日记以及英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等书，如获至宝。每当读西书遇到困难时，梁启超“皆就有为决疑滞”[17]。这样，梁启超终于从对西学一无所知渐渐地转为对西学有了一定的积累。
梁启超读书十分讲究效率。他认为追求读书效率的最佳方法就是勤做笔记，他不仅在听讲时认真做笔记，而且读书必做笔记，诚如他自己所说：
读书莫要于笔记。朱子谓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经学、子学尤要。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18]
在勤做笔记的基础上，梁启超比较早地开始进入理论创造和实践阶段。康有为让梁启超和其他学生参与校勘和编纂著作的工作，就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把读书与创造结合起来。梁启超很好地注意了这个学习环节。康有为让他担任学长，他在组织和指导同学学习的同时，注意锤炼自己的分析能力，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梁启超在就学期间还去东莞县冬馆讲学，第一次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思想。据当年就读冬馆的张伯桢说：“梁先生于光绪十九年冬癸已到吾乡讲学，城内墩头街周氏宗祠内，时余才十七岁，从之游。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19]梁启超在东莞讲学，也采用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课后将读书笔记写入作业簿中。有一次他看到张伯桢的一篇作业很有见地，便批上“贴堂”二字，号召其他同学向张伯桢学习。
康有为对梁启超虚心好学的精神也特别欣赏。他最早安排了陈千秋和梁启超担任万木草堂的学长，让他们协助自己组织和管理万木草堂的教学活动。为了使他们更快成长，康有为又让陈千秋和梁启超组织部分同学参与校勘、编纂《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工作。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和《大同书》的初稿写成，也首先让陈千秋和梁启超秘密阅读。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据有人考证，李蕙仙真名叫“李端蕙”，然梁启超一直称呼她为李蕙仙，以“仙”为称，可见梁启超对妻子的喜爱。[20]李蕙仙出身官宦家庭，久处京师，与梁启超结婚后，归里谒祖，能谨守妇道，乡党称贤。梁启超家乡茶坑村十分僻陋，但“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诚可嘉也”[21]。
对梁启超的结婚，康有为当然是满心欢喜，但他又担心年轻的梁启超会因此纠缠于卿卿我我的家庭小日子，而忘却救国的理想。于是在梁启超启程前夕赋诗相送，语重心长地写下了《送门人梁启超任甫入京》三首：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
荡上天门。(www.xing528.com)
登台惟见日，握发似非人。高立金刚顶，飞行银汉滨。午时伏龙虎，永夜视星辰。碧海如闻浅，乘槎欲问津。
悲悯心难已，苍生疾苦多。天人应上策，却曲怕闻歌。冰雪胎终古，云雷起大河。系辞终未济，吾道竟如何？[22]
诗中“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贾生正年少，
荡上天门”，“系辞终未济，吾道竟如何”等句，既是康有为忧国忧民情怀和改革社会志向的真情流露，又倾注了他对梁启超的殷切期待和重托。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了四年。应该说，这四年是他思想骚动的四年，是他一生思想发展奠定基础的四年。从旧学体系中挣脱出来，并形成比较明确的新的思想体系，这需要有一个学习、适应、消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感到最幸运的就是得到了一位好老师，一位能从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给自己以帮助关怀的良师益友。
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生涯，对梁启超一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他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而且学到了一些他以前不曾学到的外国历史文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这四年的学习，使他明确地树立了参与政治、改革中国的伟大抱负。梁启超于1894年的一首诗中写道：
奇士在世间，即造一世福。
履崇与处庳，所愿乃各足。
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
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
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
去去复奚为，芳草江南绿。
采掇当及时，无为自穷蹙。[23]
梁启超对万木草堂的生活是终生难忘的。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之时代，当千百万学子还埋首制艺，戮力竞进于科举之途时，梁启超能在这样一所新型的学校获得新生，这对梁启超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与康有为相比，虽然梁启超也是在经历了一番周折求索之后才找到了顺应时代潮流的人生目标，但他毕竟比康有为幸运多了。康有为的求索经历充满着孤独困苦，大有孤掌难鸣之凄凉，而梁启超则在年轻时就遇上了康有为这位良师的指点，因而他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是刻骨铭心的，是终生难忘的。
三十多年后，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中对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还有一段深情的描写：
吾侪之初侍先生于长兴也，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趻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堂中有书藏，先生自出其累代藏书置焉。有乐器库，先生督制琴竽干戚之属略备。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个个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向晦则燕见，率三四人入室旅谒，亦时有独造者。先生始则答问，继则广谭，因甲起乙，往往遂及道术至广大至精微处。吾侪始学耳，能质疑献难者盖少有之，则先生大乐益纵，而所以诲之者益丰。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噫嘻！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而此乐最殊胜矣。[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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