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预测干预个体身体活动行为的增加,后续研究者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促进身体活动行为的增加做出了贡献,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对上述理论不足之处的弥补。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
第一,以某一模型为主,引入新的变量或将原有变量细分。以计划行为理论为例,有研究者将计划、自我效能、社会支持、障碍自我效能等变量作为意向到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引入TPB,以达到缩小意向与行为之间的鸿沟的目的(Hu et al.,2008;Schwarzer,1992;Sniehotta et al.,2005;李业敏,2010);还有研究者将TPB的态度变量细分为认知态度和情感态度(Taut et al.,2012),结果发现,与认知态度相比,情感态度是促进身体活动行为的更为核心的角色。
第二,关注模型的整合。有研究者(Hagger et al.,2009;Hamilton et al.,2012;Jacobs et al.,2010)将TPB与自我决定动机理论整合,研究结果显示,对身体活动行为的解释力在9%~58.3% (58.3%包括其他健康行为的元分析值)。
还有研究将阶段理论HAPA和TPB整合,研究结果显示,对身体活动行为的解释力在11%~26%(French et al.,2005;董文博,2013;沈梦英,2011)。
第三,对现有模型的整理验证。有研究者对阶段模型TTM进行了检验,最终对身体锻炼行为的解释力在20%~36.09%(Xu et al.,2012;马勇占,等,2012)。(www.xing528.com)
我国学者陆雯(2012)和丁维维(2014)分别对自我决定理论的4个子理论和5个子理论进行了检验,对身体活动行为的解释力分别为69%和18%。
第四,提出或验证新模型。例如,我国学者许昭(2013)将情感因素引入身体活动领域,构建了熟虑与冲动双系统模型,干预个体以促进其身体活动行为的增加(French et al.,2005;史伟锋,2011;许昭,2013),结果显示熟虑系统和冲动系统共解释大学生身体活动行为的方差为14%。
上述理论模型对身体活动行为或身体锻炼行为的解释力处于小到中等之间(R2 =0.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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