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恐怖信息的缘起
网络恐怖主义是在恐怖主义与网络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下产生的；网络恐怖信息是网络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记载的首次网络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1997年，当时，泰米尔猛虎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简称LTTE）通过大量电子邮件炸弹袭击了斯里兰卡驻外使馆，并在邮件中宣称“我们是网络黑色猛虎，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扰乱你们的通信”[41]，这封邮件导致使馆工作人员的焦虑和恐慌。此后，恐怖分子利用网络传播恐怖信息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13年9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甚至直接利用Twitter对袭击过程进行了直播。为了便于传播恐怖信息，现在由恐怖组织架设的网站多达6 000余个[42]，这些网站成为网络恐怖信息传播的重要来源和渠道。
如何界定网络恐怖信息与网络恐怖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学界对网络恐怖主义的理解存在狭义与广义之争。狭义上，网络恐怖主义是指网络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对计算机系统、互联网和信息存储系统的非法的攻击或以非法攻击作威胁，胁迫或迫使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实现其政治或社会目标”[43]。广义上的网络恐怖主义则是“恐怖组织或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推进实现他们的目标，包括使用信息技术来组织和执行攻击互联网、计算机系统和电信基础设施，或利用互联网交换信息或制造电子威胁。例如侵入计算机系统，在网上传播病毒、丑化网站，以拨号服务方式进行攻击，或利用电子通信设备制造恐怖主义威胁”[44]。通过对网络恐怖主义行为的解构可以看出，网络恐怖主义存在“目标恐怖主义”（target-oriented）和“工具恐怖主义”（tool-oriented）两种行为取向，它们传递的恐怖信息有所不同。目标恐怖主义希望通过对网络的攻击实现特定的政治或社会目的，攻击所造成的后果本身即恐怖信息；而工具恐怖主义则将网络作为恐怖信息传递和交换的工具，并不单纯追求攻击网络。
（二）网络恐怖信息的内涵
传播恐怖信息并非新的现象，中国在200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三）》中就通过增加“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来预防和处罚传播恐怖信息的行为。该罪名认为，“‘虚假恐怖信息’是指以发生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劫持航空器威胁、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为内容，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共安全危机的信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恐怖信息是指“使人产生恐慌和不安的事情”[45]，也有的学者将恐怖信息界定为“信息应包含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内容，能够制造恐怖气氛，足以造成公众恐慌”[46]。这些定义偏重于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名的解读，并不完全适用于网络恐怖信息的传播。笔者认为，网络恐怖信息是指以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形式展示并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的，能够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或损害的，足以造成公众心理恐惧的信息。这些信息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www.xing528.com)
首先，网络信息发布的便捷性使恐怖信息传播变得去中心化。网络恐怖信息的传播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恐怖信息的发布者。比起经过精心策划的传统传播方式，网络恐怖信息传播具有突发性的特点，使网络监管部门防不胜防。
其次，网络恐怖信息传播的动机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传统意义上的恐怖信息一般与宗教、政治和分离运动相关。据统计，因宗教原因发动的恐怖袭击从2000年的250件猛增到2013年的1 500余件；因政治原因和分离运动原因发动的恐怖袭击则分别保持在每年250件左右[47]。然而，网络恐怖信息则受到经济、种族、地域差异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其传播动机并非仅限于宗教、政治和分离运动，甚至有些网络恐怖信息的传播完全是出于传播者的无知。
最后，通过网络传播恐怖信息比传统的传播方式具有更大的破坏力。网络恐怖信息契合“恐怖分子需要的是很多人去听去看，但并非要这些人去死”[48]的传播目标。通过网络的大规模信息扩散，加之媒体在报道恐怖信息时的议程设置作用和放大效应，使网络恐怖信息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反复破坏。
从发布斩首视频，到直播袭击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再到编造子虚乌有的费城恐怖威胁，网络恐怖信息产生和传播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公众产生恐惧和不安。当下，网络媒体呈现出个体化和碎片化的信息传播特征，网络恐怖信息公开或隐匿在杂乱的各类信息中，与新闻报道和谣言等共同营造出无序的传播环境。如何利用教育、引导、威慑和惩罚等治理手段建构有序的传播秩序是应对网络恐怖信息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就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四个角度厘清网络恐怖信息的传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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