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传播治理：理论探讨和国际经验

互联网治理作为全球性的课题，已有不少国家对其进行了探索性实践。薛恒等考察了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国家的网络谣言治理政策，提取其中的通用性策略，提出中国治理网络谣言应从依法治理、行业自律、信息透明、网络伦理、科学管理等方面着手^[68]。另外，王孔祥也对近年来互联网治理的一系列国际实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包括国际会议机制、国际组织机制、国际条约机制和软法机制。

在互联网治理的探索之路上，应考虑中国与各国的国情、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之路。

总体而言，互联网治理研究已越显重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互联网政策、法律法规及其重要性的探讨；传统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治模式的转向研究；探讨新兴互联网产品传播机制、新技术防治手段，并提出治理建议；规范主体与规范内容兼顾等方面。

但是，互联网治理研究尚有需改进的地方：第一，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出台较之互联网实践的发展仍稍显迟缓，解决具体问题的规范多，宏观性的指导规范少；第二，互联网治理研究亟须将新闻传播学与法学、情报学等多学科结合，从跨学科视角出发，审视治理政策，调整治理手段，拓展治理技术，以求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第三，对国际经验的推介和应用的研究应得到更多深入关注。

因此，未来的互联网治理研究应延续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聚焦，重视多元主体的协同力量，运用多学科视角，将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对比，提取更适合中国的治理方法，有效地解决互联网传播问题。

【注释】

[1]F.Musiani，“Practice，Plurality，Performativity，and Plumbing：Internet Governance Research Mee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cience，Technology&Human Values，2015，40（2），pp.272-286.

[2]“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WGIG），”June 2005，p.4.参见ICANNWIKI词条“Internet Governance”，http：//icannwiki.org/Internet-governance。

[3]W.Kleinwachter，A.F.Virgilio Almeida，“The Internet Governance Ecosystem and the Rainforest，”IEEE Internet Computing，2015，19（2），pp.64-67.

[4]Virgilio A.F.Almeida，“The Evolu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Lessons Learned from NETmundial，”IEEE Internet Computing，2014，18（5），pp.65-69.

[5]Daeho Kim，“Internet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Journal of Internet Computing and Services，2015，16（4），pp.111-120.

[6]参见K.W.Grewlich，Governance in“Cyberspace”：Access and Public Interest in Global Communications，Kluwer Law Intl，1999。

[7]Marie d'Udekem-Gevers，Y.Poullet，“Internet Content Regulation，”Computer Law&Security Revie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Practice，2002，18（1），pp.11-23.

[8]邓小兵、刘晓思：《中英网络治理的行业自律比较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5页。

[9]“The Future US Role in Internet Governance：7 Points in Response to the U.S.Commerce Dept.s Statement of Principles，”Concept Paper by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Project，2005-7-28，http：//www.internetgovernance.org.

[10]K.A.Cameron，L.F.Salazar，J.M.Bernhardt，N.Burgess-Whitman，G.M.Wingood，R.J.DiClemente，“Adolescents'Experience with Sex on the Web：Results from Online Focus Groups，”Journal of Adolescence，2005，28（4），pp.535-540.

[11]Juris Dilevko，Lisa Gottlieb，“Selection and Cataloging of Adult Pornography Web Sites for Academic Libraries，”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04，30（1），pp.36-50.

[12]R.A.Spinello，“Code and Moral Values in Cyberspace，”Ethics&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1，3（2），pp.137-150.

[13]参见L.Denardis，A.M.Hackl，Internet Governance by Social Media Platforms，Pergamon Press，2015。

[14]J.F.Chisholm，“Review of the Status of Cyber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Preven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ducation，2014，25（1），pp.77-87.

[15]K.C.Jones，“Tools Help Families Combat Cyber Bullying With Alerts，Tips，”2017-01-07，http：//www.informationweek.com/government/cybersecurity/tools-help-families-combat-cyber-bullying-with-alerts-tips/d/d-id/1072531？.

[16]参见Adam Thierer，Who Rules the Net？：Internet Governance and Jurisdiction，Cato Institute，2003。

[17]参见Jovan Kurbalija，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Governance，Diplo Foundation，2010。

[18]参见Lech Janczewski，Internet and Intranet Security Management：Risks and Solutions，Idea Group Publishing，2000。

[19]参见Adam Thierer，Who Rules the Net？：Internet Governance and Jurisdiction，Cato Institute，2003。

[20]Stephen Saxby，“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Interprets Key Aspect of Database Directive，”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Practice，2005，pp.1-2.

[21]参见Adam Thierer，Who Rules the Net？：Internet Governance and Jurisdiction，Cato Institute，2003。

[22]J.Hart，“The Governance of Cyberspace：Politics，Technology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Information Society，2001，17（2），pp.143-144.

[23]参见Lech Janczewski，Internet and Intranet Security Management：Risks and Solutions，Idea Group Publishing，2000。

[24]参见Russell G.Smith，Peter N.Grabosky，Gregor Urbas，Cyber Criminals on Tri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5]参见Eva Sørensen，Jacob Torfing eds.，Theories of Democratic Network Governance，Palgrave Macmillan，2008。

[26]L.Dahlberg，“The Internet，Deliberative Democracy，and Power：Radicalizing the Public Spher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Cultural Politics，2007，3（1），pp.47-64.

[27]Tim Wu，“Network Neutrality，Broadband Discrimination，”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3（2），p.141.

[28]卢春天、权小娟：《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第66—80页。

[29]邹军：《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新趋势及启示——解析“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37期，第53—57页。

[30]王梦瑶、胡泳：《中国互联网治理的历史演变》，《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27—133页。

[31]洪宇：《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博弈式的国际融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S1期，第109—114、129页。

[32]巫思滨：《互联网不良信息综合治理研究》，北京邮电大学2011年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www.xing528.com)

[33]陈力丹：《互联网的非线性传播及对其的批判思维》，《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第48—55页。

[34]方兴东、张静、张笑容：《即时网络时代的传播机制与网络治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64—69页。

[35]孙宇、戴盈盈：《网络电影：分众传播、产业融合与联合治理》，《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47—148页。

[36]方兴东、张笑容、张静：《中国微博发展与社会对话新机制的形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95—100页。

[37]王昀：《礼物、娱乐及群体交往：网络视频文化的公共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9期，第62—79、128页。

[38]赵瑜：《互联网电视的规制及其政策张力》，《新闻大学》2016年第3期，第1—10页。

[39]付玉辉、翟京京：《网络中立：塑造美国互联网治理格局的关键——2010年美国互联网治理困局分析》，《新闻大学》2011年第3期，第90—96页。

[40]曾润喜、蒋欣欣：《媒介议题、公众议题与政策议题的转变及关系》，《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69—74页。

[41]方兴东、张笑容、张静：《中国微博发展与社会对话新机制的形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95—100页。

[42]汤景泰：《我国网络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与研究主题——基于CNKI（1998—2014）的数据分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9期，第65—71页。

[43]张涛甫：《风险社会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舆论风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第97—101页。

[44]喻国明、王斌、李彪等：《传播学研究：大数据时代的新范式》，《新闻记者》2013年第6期，第22—27页。

[45]周葆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研究：概念、议题与创新》，《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15—122页。

[46]付玉辉：《2015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综述》，《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期，第28—41页。

[47]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一概念最早来自他所著的《塔西佗历史》，其中有一句他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所说的话：“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为一种社会现象，即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它们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48]芮必峰、张冰清：《建立国际网络空间新秩序》，《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6期，第8—21页。

[49]李丹林：《互联网革命、宪法文化与传媒监管》，《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9期，第51—55页。

[50]臧雷振：《新媒体信息传播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政治机会结构的分析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2期，第51—65页。

[51]杨婕、张一帆：《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才智》2018年第11期，第248页。

[52]沈逸超、范佳秋：《移动网络与社会——第十六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综述》，《新闻大学》2017年第1期，第145—149页。

[53]唐荣堂、李雪：《网络化社会：传播与社会互动——第十五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综述》，《新闻大学》2016年第2期，第141—145页。

[54]付玉辉：《从微博实名制看互联网传播治理思维变迁》，《互联网天地》2012年第1期，第14—15页。

[55]杨秀：《大数据时代定向广告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中国互联网定向广告用户信息保护行业框架标准〉分析》，《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第138—154页。

[56]殷乐、李艺：《互联网治理中的隐私议题：基于社交媒体的个人生活分享与隐私保护》，《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S1期，第70—78、128页。

[57]张咏华：《试论各方合力、公众参与在互联网治理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S1期，第15—27、126页。

[58]祝华新：《在整治中构建网络舆论新格局》，《中国报业》2013年第11期，第31—33页。

[59]陈海：《新兴媒体语境下的内容监管政策与原则》，《新闻大学》2013年第5期，第149—152页。

[60]SeánóSiochrú，W.Bruce Girard，et al.，Global Media Governance，Rowman&Littlefield Pub Inc，2001，pp.12-20.

[61]惠志斌：《中国互联网的法治之路》，《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第31—33页。

[62]王孔祥：《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探析》，《国际论坛》2013年第5期，第1—7、79页。

[63]惠志斌：《微博事件信息扩散及其柔性把关机制研究》，《新闻记者》2013年第8期，第30—36页。

[64]王静、陈思勰：《微博实名制如何有效遏制微博谣言传播》，《新闻界》2013年第1期，第30—33页。

[65]方兴东、石现升、张笑容、张静：《微信传播机制与治理问题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122—127页。

[66]李政：《大数据视域下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思路与对策》，《新闻传播》2019年第5期，第18—20页。

[67]宋佳：《大数据背景下国家信息主权保障问题研究》，兰州大学2018年国际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第41—42页。

[68]薛恒、陈燕：《治理网络谣言的他山之石及启示》，《新闻界》2013年第17期，第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