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互联网传播治理：探讨理论与国际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普及和高速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即时性、开放性、匿名性与互动性等特征，互联网这一被建构的虚拟空间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形态，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时空观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也都随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互联网的特殊性带来了网络空间主权、网络信息安全、网络人权、网络隐私、网络犯罪和伦理道德等一系列互联网传播问题。一方面，西方国家凭借媒体话语权和技术先发优势，希望通过淡化网络空间的主权和安全问题扩张其国家影响力。许多学者也鼓吹网络无国界，以期通过网络空间打破传统国家主权的界限，重塑地缘政治界限。另一方面，政府对网络的监控和管制也引发了行政权力与人权、公共利益与行业利益、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乃至市场竞争与技术创新等法律与伦理道德问题的对立冲突。这给互联网传播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界由此陷入了对上述问题的长期论战。

互联网治理是当代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命题。1998年，国际电信联盟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第19届全权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互联网治理”这一概念。大会将互联网治理定义为协调、管理并应对互联网相关的内容和行为进程，其核心在于互联网基础架构和协议的界定和操作^[1]。2005年7月18日，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GIG）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互联网治理进行了权威界定，即“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的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2]。

国外文献对互联网治理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主题明确，国外学者大多认同WGIG的定义，对互联网治理的概念界定较为清晰。在研究主体上，“多利益攸关方”（multi-stakeholder）是互联网治理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对互联网治理主体关系的精确概括。学界普遍认为“多利益攸关方”包含五个方面的主体：国家（即政府）、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IGOs）、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s）、企业（enterprise）和社群（community）。在互联网治理中，“多利益攸关方”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通过强调“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从而在协商沟通中达成共识，而非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和国家行政司法机关使用强制性力量的模式。在研究客体方面，互联网治理的对象包括互联网的物理层、逻辑层、数据层和交互层。物理层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层，包括服务器、存储、光缆等硬件设施；逻辑层指互联网的技术层，是以TCP和IP为核心构建出来的技术、硬件和接口标准；数据层是互联网的内容层，是指通过物理层存储和逻辑层传输的互联网内容，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展示出来的内容；交互层是互联网的社会层，指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在这四个层次中，尽管物理层和逻辑层对互联网数据传输和交互起着载体的作用，但在这些“物”的因素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人的行为”。因此，互联网治理客体的研究中心是数据层和交互层，也就是使用互联网产生、传输、获取内容的人的行为。(www.xing528.com)

以“多利益攸关方”互联网治理模式为前提，学界通过对互联网各方面发展状况的研究，勾勒出互联网治理的路线图，同时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实践，对治理模式的优劣进行分析。沃尔夫冈·克莱因瓦赫特（W.Kleinwachter）将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与雨林进行比较。他提出，在热带雨林中，无数种植物和动物在高度复杂的系统中共存，而在“虚拟雨林”中，我们拥有无穷无尽且不断增长的多样性网络、服务、应用、制度和其他属性，这些属性在相互依存的沟通、协调和协作机制中共存^[3]。此外，网络犯罪、安全威胁、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攻击、隐私侵犯、间谍活动、跨国法律争端以及数字鸿沟等挑战都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有关，互联网的分散和多利益相关者的性质，涉及政府、公司、民间社会、学术和技术界等，互联网不能仅在国家一级进行监管，其治理还需要地方、区域和全球协议^[4]。

国外关于互联网治理的研究涉及网络信息传播的主客体、议题等多个方面，跨学科视角突出。笔者将进一步从互联网传播治理主体（who-actors）、互联网传播治理议题（what-issues）、互联网传播治理方式（how-processes）等方面对当前研究情况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