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广播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显著改变。电视的迅速普及，直接冲击了广播收听市场。据商业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统计，1975年底，我国各地电视机仅有46.3万台，到1991年底，全国电视机已达2亿台。全国省级电视台全部开播，各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也纷纷成立。1989年全国电视台已达410座，到1994年全国兼营广告业务的电视台已高达1985座。在北京，1983～1988年短短五年，电视就超过了广播的覆盖人口。1984年9月底，北京郊区新建电视差转台100座，全市人口的电视收看率达到98%。看电视，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甚至形成了习惯。[2]电视对广播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听广播的人少了，热播电视剧引发的“万人空巷”取代此前几年全家听“戏匣子”的场景；其次是广播媒体的地位被削弱，从风光无限的“小喇叭”变为少有人问津的弱势媒体；最后就是人才流失，许多优秀的广播人才转投电视。
此时，广播事业发展的内生需求激烈爆发。经过上一段时间的积累，广播在电台数量和频率资源上达到了一定程度，而随着内设机构和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多，电台的办台成本陡然上升，各地电台面临着人、财、物等多个方面的缺口，事业发展所需经费越来越多，财政拨款不足日益成为广播发展的掣肘。1991年以来，有的地方逐渐对广播电视实行差额预算管理，财政拨款与广播事业支出“剪刀差”逐年扩大，差额不足部分越来越大。地方财政拨款增长有限，只能勉强维持人头费增长的开支，导致广播事业发展的补充资金捉襟见肘。在江苏等地出现了广播电台靠借贷过日子的现象。在天津，电台每年的事业经费不足日常开支经费的1/5，还要承受事业发展、节目录制中心建设的沉重压力。在北京，当时北京市财政局每年向电台拨款仅200万元，只能勉强维持人力支出，1991年起北京电台入不敷出，开始举债，到1992年共负债170万。外有电视竞争，内有发展后劲不足，广播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十年，市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由最初的产品匮乏、供不应求逐渐过渡到物质种类丰富、供需平衡甚至供过于求，市场主体间的竞争明显起来，企业的营销需求不断释放。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中国经济进入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次大开放时期。国家政策的放开为企业发展创造了机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崛起，来自企业界的营销传播需要随之不断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媒体的传播价值不断凸显，成为广告市场的稀缺资源。报纸媒体掀起了第二次扩版热潮并大幅度提高广告价格，1994年起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全国首创的“黄金广告资源竞标活动”。媒体竞卖现象的出现不但激发了媒介竞争，而且创造了深化媒介经营的整体氛围。(www.xing528.com)
从1988年到199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电台纷纷掀起了兴办调频广播的高潮，到1990年以后，全国已经有调频立体声电台30多座，主要用来开办音乐、文艺、交通等节目。新技术革命来得正是时候，恰好给处于困局之中的广播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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