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过一段广播经营的繁荣期。除中央电台以外，各地电台普遍经营广告。当时的人民广播电台有“人民台”与“广告台”之分，“广告台”又称工商台、经济台。人民台的广告很少，“广告台”则以广告节目为主，兼有文艺节目。[15]资料显示，北京、上海、江苏、天津等83座广播电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设广告节目，电台的经费开支除国家拨款外，广告收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1951年，天津电台经费已全部自给，北京电台每月可向国家上缴利润。[16]
1949年12月5日，北京电台成立经济台，主要播送广告和文艺节目，次年改称第二台，同时建立第三台、第四台。第二、第三、第四台都是以播送广告为主。当时的广告客户以私营工商企业为主，部分广告时段由私人剧社和有影响的艺人（如侯宝林、连阔如等）承包，他们直播曲艺、相声、评书等节目，在节目间隙，插播广告。[17]天津电台从1949年5月1日开始办广告台，曾一度用三个频率播出广告。广告台从8点到24点播出，中间只有两个小时播广告之外的内容。主要经营方式是出售时间，满一小时给予九折优待，承办的医药广告占百分之八九十。1951年3月，广州市开办工商台，集中播放商业广告，栏目名称有：《粤曲与广告》《新歌曲与广告》《粤剧与广告》《西乐与广告》《京剧与广告》等。广告形式单调，收费标准很低。1950年4月15日，昆明市工商广播电台开播，后改为昆明人民广播电台广告台，内容除滇语政令、国内新闻、歌曲、花灯等外绝大部分是广告。南京、南通、苏州等地的广播电台从1949年开始就开办有《粮食牌价》《花纱布牌价》《百货牌价》《合作供销牌价》等商情广告节目。1949年11月，苏州、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制定了办理广告业务的暂行办法。1951年8月1日，沈阳市广告台播音，以所得收入支援抗美援朝，捐献“人民广播号”飞机。[18]
广告台的广告经营方式大致有四种：一是由电台广告员兜揽广告；二是广告社承包广告，请演员“赶场”插播广告（演员自报广告）；三是客户指定节目包时间；四是剧场包场转播，在节目换场或剧中人物上下场空隙中，机动灵活地插播小广告。[19]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广播广告十分简单，在节目当中或衬上一小段音乐（包括戏曲的过门），接着便照着广告稿宣读。[20]
广告以外，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电台也曾兼营其他业务，比如1952年北京台曾开设服务部，经营收音机、扩音机等修理业务，但是其资产及经济收入均属中央广播事业局直接管理，后更名为中央广播事业局服务部。(www.xing528.com)
除了由国家经营的电台外，解放初期我国还存在一些私营电台，这些私营电台以经营商业广告盈利为目的，依赖广告客户的“电费”和客户委托代邀曲艺节目的佣金收入为生。节目时间可以买卖，广告主在私营台播音要交“电费”，“电费”价格以小时计算，每天平均播音18小时，每小时的收费价格有不同标准。1951年3月上海取消了私营台的商业性特别节目，并对私营台的“电费”收入做了限制。[21]1952年10月1日，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广播电台成立，上海私营台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私营电台从此在我国销声匿迹。
1951年9月，华北五省二市人民广播电台所属的广告台在天津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领导机关第一次召开的广播广告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新中国成立两年来各台的广告工作经验，确定了政治宣传与商业经营并举，消除单纯盈利思想的电台广告经营方针。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二、第三、第四台（广告台）进行工作改革，停止私人承包时间招揽广告的做法，所有广告改由电台统一经营管理。[22]1952年，随着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加快，私营广播或被取消或被合并。1953年，我国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统购统销的经济政策，许多企业已没有再做广告的必要，广播广告开始出现滑坡。[23]以北京电台为例，史料显示，1952年12月以前北京电台有少量广告收入，1953年起北京市第二、第三、第四台先后停办，广告被取消，电台开始实行全额预算管理办法，开支全靠政府财政拨款。1956年天津市广告台停办。刘少奇在听取中央广播事业局汇报时指出：“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播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过去，北京有一些电台播广告，你们取消了，是不是怕播广告？报纸也是要登广告的。我看有些城市电台可以播广告。”[24]尽管刘少奇对广播广告给予了充分肯定，但随着计划经济的极端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广播广告逐渐被削弱，广播事业的经费来源也就只剩政府拨款的单一渠道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