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名牌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曾问他的留美博士生：“你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中美两国教师有什么不同的追求？”这位学生稍加思索后答道：“中国教师把有问题的学生教成没有问题的，而美国的教师把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出问题来。”这句话或许有失偏颇，却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幼儿园的课堂上，笑容可掬的幼儿园教师提出一个问题，教室里就会伸起许多白白嫩嫩的小手，有的学生甚至举起两只手。那充满渴望的眼神，那种强烈的表现欲望，让人不激动都难；在小学教室里，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提出许多问题；在中学课堂上，对于教师的提问，初中生开始学会“客气”，高中生多数沉默不语。
换句话说，经过中国教师多年的培养，许多高高举起的手放下了，不少学生由于长期忙于完成那些生活中很少用到的问题、做不完的题目，开始对自然界、对社会、对人生失去了求知欲，开始没有了问题。他们带着许多问题走进幼儿园，离开高中校门时已经没有了问题。这不禁令人感叹：中国的基础教育是“辛辛苦苦几十年，回首不如学龄前”。难怪有学者说，没有问题的学生也许就是“问题生”。正因如此，这次新课程改革中，专家们把“保持学生的学习欲望”定为课堂教学的目标之一。
案例一：船长几岁了
一位法国教育心理专家曾给孩子出了一道题目：“一艘船上有75头牛，32只羊，那么船长有几岁？”专家断言，如果有学生做出答案，说明学校把孩子给教笨了。
1998年，用这则笑话测验我国沿海某市的小学生与初中生，结果做出答案的竟高达90%。即使在上海某重点中学的高三年级，也还是有10%的学生得出75-32=43岁的答案。只有10%的学生认为此题非常荒谬，无法解答。当然，这10%的学生答对了，因为该题目只不过是一则欧洲笑话，不可能有答案。而做出答案的学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老师出的题总是对的，不可能不能做”，“老师平时教育我们题目做了才能得分，不做的话一分也没有”。还有学生认为，如果用加法应当是75+32=105岁，这么大的年纪当船长不可能，因此只能是43岁。
法国专家感叹：中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因为同一道题目在法国小学做实验时，超过90%的同学提出了异议，甚至嘲笑老师是“糊涂蛋”。
中国学生是世界上“解题能力”最强的学生，只要老师敢出题目，学生就“敢”解。也难怪，在号称“解题机器”的中国学生面前，有什么题目能难倒他们呢？很弱的提问能力，很强的“解题能力”，这就是中国学生特有的能力特征。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学生有很强的解题能力”，并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是通过大量重复机械的训练，用一定的解题技巧，去解决那些大多是挖空心思编出的不是问题的问题。
中国孩子解题能力强还表现在国际大型的学科笔试中，他们在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的成绩举世瞩目。但在国际学科竞赛期间的交流中，他们往往作低头无语状，看到习题时，眼睛才会发亮。难怪国外某些媒体惊讶地说：不会提问题也许是中国学生的最大缺陷！
中国孩子问题意识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是中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父母经常交代孩子“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在家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这虽然没有错，但一个教育孩子听爷爷、奶奶、姥姥话的民族能成为有希望的民族吗？许多中国父母的最大追求是把子女培养成“乖孩子”；许多教师的最大愿望是把学生变成“最听话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追求下，培养出来的下一代自然也就成了“听话的小绵羊”。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听话教育、服从教育”。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人必然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在中小学课堂上，课堂教学常规要求老师“把问题解决于课内”，而忘记了最好的课堂教学应当在旧问题解决的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学生带着旧问题走进教室，带着新问题走出教室。也就是“课堂应当成为学生学习旧知识，产生新知识的地方”。课堂教学要围绕着问题的产生、提出、分析、解决的过程展开，这就是新课程所追求的“探究”的含义。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追求把学生的旧问题通过学习小组的互相帮助、学科小先生的指导、小组间的合作、老师的点拨等途径及时给予解决。学生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前提下，才能顺利地完成新知识的学习，并带着新问题离开教室。这才是课堂教学所追求的效果，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学生的学习欲望，这样的课堂才有延伸量。
案例二：树上还有几只鸟
“中国城市儿童想象和幻想研究”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陈会昌教授讲述了该课题的一个调查结果：(www.xing528.com)
“树上有5只鸟，猎人开枪打死1只，还有几只？”“一只也没有，因为其他的鸟都吓跑了。”在接受调查的千余名中小学生中，99%的孩子说出了“标准答案”。
“还有3只。因为5只鸟是一家人，猎人打死了鸟爸爸，吓跑了鸟妈妈，还剩下3只不会飞的鸟宝宝。多可怜啊！”——只有一名小学生与众不同。这个答案是他自己的，是这个孩子自己“判断”出来的，是孩子智慧的产物。
这个课题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北京、上海、重庆、沈阳、南昌、郑州等6个城市的1888名中小学生开展问卷调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同样令人担忧：想象力随着年级的增长而下降！这恐怕不单是年龄的缘故，我们更应该反省我们的教育。这与幼儿园小朋友、小学生有许多问题，而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中学生、大学生越学越没问题的教育现象不是很相似吗？我们不能说标准答案都不对，但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只有标准答案。
案例三：没有问题可能会出问题
2004年7月17日，“2004生命科学论坛——诺贝尔日”在北京举行，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完报告后，全场均报以热烈的掌声。可在持续近4个小时的4个主题报告间隙，预留的总计40分钟的提问时间里，千余名听众竟然没有提出一个问题。
听众不提问题，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他们都很内行，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领域非常熟悉，没什么好问的，或者是超越了诺贝尔奖得主的水平，把报告内容当成小儿科，不屑于提问。二是听众的专业素质与讲课者的水平相差很远，根本听不懂所讲的内容，因此也提不出问题。这就表明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平还很落后，不具备与国际高层次科学家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的水准。三是由于中华民族一贯以谦虚谨慎闻名于世，在客人面前都比较含蓄，不善于或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暴露出我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在人际交往方面，在信息交流方面存在的不足。
报告会上，主持人为了鼓励听众提问，说：“这可是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不然，要想再见到他们，恐怕得等到明年了。”台下依旧沉默不语，实在让人为中国听众交流能力之低而叹息。
奇怪的是，在报告会上缄默不语的听众，大会结束后，却很踊跃地上前与诺贝尔奖获奖者交换名片、合影拍照、请求签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听众来听报告的动机。用记者的话来说，就是“这些类似‘到此一游’的行为，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曾经与泰斗人物有过一面之缘”。
正如几年前科学大师霍金来华时的情景，尽管几乎没有人能深刻理解他的理论，甚至根本听不懂他的报告，但并不妨碍他成为轰动一时的明星。在机场霍金被团团包围，哪怕其护理人员一再强调其不愿在这种场合被人拍照，仍挡不住“狂轰滥炸”。一张霍金公众报告的门票被炒到了天价，但在1小时的报告中，有人呼呼大睡，有人交头接耳，卖弄读过的霍金“秘史”。
没有问题可能就要出问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以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为例：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国际科技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两年间从13位下降至25位。我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国际上也处于较低水平，人均科研费用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总体的科技竞争力现在仍处较弱水平，基本上与印度持平，不敌韩国，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而且还有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学者王冲认为，中日两国在技术方面差多少，举一个例子就清楚了。中国准备建造高速铁路，就引进法国的TGV还是日本的新干线而热烈讨论。可别忘了，新干线只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技术。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求大同”的民族，这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但是，过分“求大同”却会抑制民族的创新能力。从众心理留给我们的是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沉痛教训。比如大跃进时期因追求钢铁产量而产生的遍地都是土高炉的可悲结局；为了所谓的“快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求全民共吃大锅饭，结果与自然灾害一起共同造成大饥荒等。如果说这些都是发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遥远往事，2002年冬开始的非典型性肺炎导致民众盲目抢购醋、绿豆等，依然反映出中华民族强烈的从众心理与不成熟。
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不断用生动的事例引导孩子懂得：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要有与众不同的思维角度与思考方式。只有从小敢于与众不同，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说“不”，长大后才能成为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为了把杨振宁博士提出的“中国人一定会在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的梦想变为现实，就一定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大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学生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提高全民族的问题意识与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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