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秦汉阴阳五行影响力

［提要］　秦汉时期是中国思想由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转向思想综合的时代，《吕氏春秋》与《淮南鸿烈》正是这次思想综合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典籍。这两部典籍进行思想综合的一条基本线索，则是以“阴阳五行”配置对应气候物候与社会人事政事之一切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之所有，这样也就形成了秦汉以后中国古人体认世界的基本框架。与西方抽象的概念思维方式不同，“阴阳五行”一方面显得比“概念”更为具体，因为在日常世界中随处可以观见“阴阳五行”的形象；但另一方面，“阴阳五行”似乎又比“概念”更为抽象，因为它不需要借助一整套系统的概念体系，而是只需“阴阳五行”本身即可涵摄天下所有事物。正是由于“阴阳五行”的这种兼摄抽象之理与具体之物的特点，使它能够上下其讲，贯通天人，成为中国古人经验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正是因为“阴阳五行”的思想基底是天地人的和谐合一，这样也就使得人们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寻，循其当然之理，法其自然之数，而不至于主观妄为，无法无天。当然，若是思想僵化后，死死盯着物象对应，将意象联系凝固化，其实也便失却了“阴阳五行”说中最关本质的天人合一的意蕴。这也是魏晋时期王弼之所以特别强调“得意忘象”的原因。“阴阳五行”之象本来是为了更好地彰显天人合一之意，如果因固执于象而失意，便是舍本逐末了。

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总有一些绕不开的人和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孔子创立儒家学说……这些人和事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说绕不开这些人和事，并不是简单地说历史就是由他们所创造，而只是说他们顺应了客观形势、时代潮流、历史规律，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事而已。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已具备了全国统一的客观形势，如果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客观统一形势，秦始皇统一全国仍将是不可能的。

而这些客观形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已具备了水陆交通的网络，互相连贯且四通八达，它在客观上有利于全国的统一和流通。同时，全国发达的水系特征决定了华夏土地上的人民也必须建立统一的社会整体，打破各诸侯利用水而以邻为壑，破坏对方生产和生活的做法，以达到“四海之内若为一家”的和谐境地，因为在《战国策·西周策》中就记载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利用水来破坏对方生产和生活的情况，如“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所以只有全国融合统一，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以后的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

同样，春秋战国时期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决定着各国只能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礼记·月令》仲秋月就讲道：“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国家间的闭关自锁，不相往来已不可能。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可以从别处到秦国为相，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点。社会经济生活也决定了华夏大地上的各国行将融合统一。

同时，长期的诸侯为政，各国战乱，兵革不休，也使广大民众人心思定，于是虚心仰上，企盼有一强人率强国来安定局面统一社会，《孟子·梁惠王上》就讲到要“定于一”。当时的共识就是“一则治”，“异则乱”（《吕氏春秋·不二篇》）。

诸如此类，决定了即使不是由秦国秦始皇，也必定有其他国家的君主来统一全国，这是历史规律时代潮流使然。而之所以由秦始皇来统一全国，也是在于秦国具备了能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就在《强国篇》中记载了他入秦后的观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这在荀子看来，秦国有着当时最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优势。他的学生韩非和李斯能往秦国助其一统大业，恐怕与荀子上述的政治观点有关。

同样，对于秦国的军事建制，荀子也认为要比别国强，“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篇》）。再加上秦地塞险势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天下财富秦占十之六（《史记·货殖列传》），用荀子《强国篇》的话来说秦国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其国资源、经济实力足以负担长期战争之所需。

正因为有了这些客观条件，所以秦始皇能对社会作融合，于公元前221年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从此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和走向，并深远地影响着其他领域，如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诸多方面。

对于这些使全国统一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当时除秦始皇能充分把握外，政治家兼思想家吕不韦也能以“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吕氏春秋·察今篇》）的认知能力敏锐地感受，他在助秦统一大业之同时，聚集宾客，网罗图书，采精录异，兼儒墨名法，融九流百家，于秦王政八年撰成《吕氏春秋》一书，为行将统一的王朝帝国绘制蓝图，规划整理。而几十年之后的刘安更是在业已统一的全国客观形势基础上，集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晋昌八位宾客撰成《淮南鸿烈》，以进一步兼融综合九流百家，精确强化帝国宏伟蓝图，规划整合天下林林总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在其学说思想上大都有所创见，然而由于这些人物自恃太甚，又使他们原本的学术创见之长处之中裹挟着他们的学术盲点和短处，就像荀子在《解蔽篇》中说的那样：“昔宾孟之蔽者，乱家是也。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尽管这种情况随着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辩而有所改善，因为诸子百家为在争辩中取胜优先，也就不得不在其学说中吸取融汇对方的观点和思想，所以使得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大都显得杂而不纯，如师承孔子学说的《荀子》就有兼融儒道法墨的痕迹；《韩非子》更是在吸取老子思想之同时，集法术势于一身；而阴阳家邹衍又何尝不在其学说中包含了儒道和原始五行说……

多种原因的作用，也更受上述客观统一形势的作用，使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刹那间以“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的感知能力隐约感知：过去那种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即将结束，过去那种各执一曲、一偏、一隅的道术而导致“天下裂”的局面即将改变，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融汇综合百家各派的大文化大理念，按《荀子·解蔽篇》中的话来说，要有一种体常而尽变的“道”，以便能应对即将来临的秦王整合中国后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而这其中做得最为出色、典型的要数吕不韦，他要将被盲人所分解的“大象”重新整合回来。

此时的吕不韦已不像战国后期的思想家那样以门户之见呵骂对方、攻击异己，尽管这些互相攻击互相呵骂对方的思想家都或多或少沾染了对方的思想和观念；此时的吕不韦已像《庄子·天下篇》那样超然于诸子百家之上，充分意识到百家各派各有长处优点，犹异说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他在《吕氏春秋·不二篇》中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而，如同一狐之白不能成裘一样，吕不韦意识到此十人中任何一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成为以后大一统社会的思想准绳，而只有“用众”“取众”，对各派学说中的优秀思想加以融汇综合成新的思想，才能为以后的大一统社会提供理论基础。所以他在《用众篇》中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这就像“天下无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一样。

正因为“用众”，兼融以往学说，所以表现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有神农之教、黄帝之诲、尧之戒、舜之诗、后稷之书、伊尹之说、夏之鼎、商周之箴；及三代以来的礼乐刑政、春秋战国之法令、《易》《书》《诗》《礼》《孝经》、周公、孔子、曾子、子贡、子思之言，以及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子华子、季子、李子、魏公子牟、惠施、慎到、宁越、陈骈、孙膑、墨翟、公孙龙之书，歌诵谣谚一并记录。

而与《吕氏春秋》同质的《淮南子》也是如此，骈阗夏后、周官、老聃、庄周、孔子、列子、孙武、吴起、邓析、申子、慎到、韩非、张仪、苏秦、吕不韦……同冶而一铸。《淮南子》也想要与《吕氏春秋》一样，取材百家，兼融诸子，聚狐而成裘。

正因为“用众”而兼融整合，所以表现在《吕氏春秋》一书中其结构编次恢弘整齐精深，且囊怀一切，整合所有，其书二十六篇中，“纪”为十二，“览”为八，“论”为六。

因为古代政事统于明堂，明堂出令又顺时日，所以《吕氏春秋》首举十二纪：一年十二月的农事、政事和其他。所属诸篇是：《孟春纪》说治身之道，因为春为生长之始，所以本之于身。《仲春》《季春》二纪则论知人任人之术，因身及人。《孟夏纪》言尊师取友教学之法，因为夏主长大，人之为学，所以能长大自己。《仲夏》《季夏》论音乐，因乐盈而进，率神而从天，故于盛阳之时论音乐。《孟秋》《仲秋》二纪皆谈兵家军事，因为秋收结束，所以可以言兵。《季秋》所属的《顺民》《知士》二篇接着谈用兵之本。《审己》者言慎战之道；《精通》者言不战屈人的道理。《孟冬纪》论丧葬之事，因为冬为藏物，而葬者为藏，所以论丧葬之事。《仲冬》《季冬》二纪论求知及知人，因为人能在冬天藏物就算多识多知，进而知人。

以下“八览”是：《有始览》为八览之首，故谈开天辟地。以下《应同》言祯祥感应，由天及人。《去尤》《听言》《谨听》三篇则谈人君驭下之道，《务本》言人臣事君之理。《论大》谈君臣治国之道，而本之于天。《孝行览》言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孝。以下各篇从创业说起，追念至始祖功名。《慎大览》谈居安思危之义，所属各篇，谈人君用贤、人臣事君的治国之道。《先识览》论识微观变。《审分览》论君臣职责。《审应览》谈人君听说之道。《离俗览》说用人之法。《恃君览》谈人之乐群，因群能利人。

而“六论”则是《开春论》谈用人之术。《慎行论》明利害之辩。《贵直论》讲人君求直臣。《不苟论》言当去不肖。《似顺论》讲百官之职不可不慎，引出谨小慎微之道理。《士容论》首二篇谈人臣之道，下四篇谈氓庶之事。

同样，《淮南子》也广大悉备，浩荡汪洋，娓娓千百言，其中自然宇宙、天文地理、阴阳造化、四季时则、鸟兽虫鱼、花草树木、四夷百蛮、世间人生、治兵要略、治乱祸福及诡异瑰琦之事，无不森然罗列。其书二十余篇是《原道》训道，《俶真》衍道，《天文》述天道，《地形》绘地理，《时则》论四时，《览冥》观幽变，《精神》谈生命，《本经》述圣德，《主术》论君道，《缪称》定称谓，《齐俗》言俗变，《道应》证道德，《氾论》言兴衰，《诠言》论保身，《兵略》谈军事，《人间》论祸福，《修务》说学业，《泰族》总结篇，《说山》《说林》则集箴言格语……真是洋洋洒洒、林林总总、沉博隽秀、恢弘伟大。

正因为如此，就很难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归于何种方家道术，如果以我观物以自为方，非得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作剖判，那么也将必定带有荀子所说的“蔽”。所以，导致不少人就干脆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归于杂家，这样倒也省却麻烦和合情合理，因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要兼融整合诸子百家，哪能不杂？《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企盼产生新的思想，哪能脱离得开这杂融综合的基础？这就好像每一个新时代和新思想的开创，总在它的前期有一个综合基础和杂多阶段一样。

如上所述，秉有以“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吕氏春秋·察今篇》）这种独特认知能力的吕不韦敏锐地感受到天下即将为秦所统一，鉴于此，位居秦相的吕不韦从职业身份出发，开始为行将统一的秦王朝打点准备，他像一位管家那样考察这行将统一的新王朝空间有多大，天下之物与事又有多少，而这诸多的事与物又该如何安排：物如何归类，事如何规范，以便处置，也以便这家天下由咸阳向中原的迁移，吕不韦要在搬迁新家统一全国之前做好这件事——将天下的林林总总安排归类妥当，使之井然有序，为使自己安心，也为使秦王朝从秦王下至臣民百姓都放心。

此时的吕不韦拈出原本出于《周易》和《洪范》的阴阳五行，进一步以金木土水火来配置对应天下之事物及南北东西这天下方圆和春秋冬夏这一年四季十二月，又将阴阳流行其间活动其中，于是就有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吕不韦认为这样就可以“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框架整合一切，使天下之所有都“无所遁”（《吕氏春秋·序意》）。这十二纪和《时则训》就是吕不韦、刘安他们为王朝帝国规划整合出的一种自然社会人伦秩序化的模式和框架。(www.xing528.com)

吕不韦开始细细梳理娓娓道来：“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以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揜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吕氏春秋·孟春纪》）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中《时则训》一样，以阴阳五行配置对应自然气候物候与社会人事政事之一切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之所有，其贯通天人，范围天地，规划天下的意图一目了然。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导致青年时代的顾颉刚会有这样的认识：“汉代人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概念；有五行之说，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接下来顾颉刚先生还由此谈起他们思想的方法来：“推究这种思想的原始，由于古人对宇宙间的事物发生了分类的要求。他们看见林林总总的东西，很想把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而得到他们的主要原理与其主要成分，于是要分类，但他们用的分类方法与今日不同。今日是用归纳法，把逐件个别的事物即异求同；他们用的演绎法，先定了一种公式而支配一切个别的事物。”⁽¹⁰⁾用浅白的话来说：吕不韦他们将事物分类配置对应到预先设定的阴阳五行框架中。

在这里，《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用阴阳五行配置对应天下事物之所有，除了有将繁复的现象化作简单的哲学要求外，似乎还有一层意思需要指出，即因为事物间有对立，所以当你在脑海中或实际生活中只要一出现一个物体，如“木”，就会在相关的链条秩序中引出一系列对应的事和物：时间——春、空间——东、音律——角、味——酸、谷——麦、色——青……这种由此及彼的联，便于联系事物，认识事物，观察事物，处置事物，掌控事物。因为春天“地气上腾”，所以必然是“东风解冻，蛰虫始振”。这样任何“物”都有迹可循；因为每一臣民都归属于某一类、某一格、某一档，所以也必定能找出相应的职与业、事与物，能各司其职、各应所得、各行其是、各控其物，任何人都能有规可遵；同样，由于是“地气上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天地和同，草木繁动”，这样也就必然决定君主统治者只能春行春令，春行仁德：王布农事，“五谷所殖”，“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所以君主也就有章可循。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淮南子·时则训》的这一套以阴阳五行对应天下事物的有序模式和框架的设定，其真实意图是使天下任何事与物、物与人都能“循其理，行其数”（《吕氏春秋·序意》），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循。现在设想，当吕不韦将这种事物间的对应图联系表呈献给秦王的时候，秦王能不为这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循的法与政、理与律高兴吗？因为这能直接提升秦王的执政能力，便于他在这纷繁的世界中极简单地联系事物、认识事物，观察事物的变化走向，以利于处置事物，掌控家天下。秦王能从诸多的君主中脱颖而出成就事业可以说与此不无关系。同样，吕不韦能长期担任秦相也可说与此不无关系，因为担任秦相的吕不韦就靠此种框架模式使得秦王朝从秦王下至臣民百姓都放心、安心、高兴。

因为懂得只有归类、规范、对应事物，才能便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联系、处置和掌控，所以《淮南子·地形训》也就将人作归类，在芸芸众生顶上理出头绪，以便对人有个认识：“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障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肿；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衍气多仁，陵气多贪。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

这里尽管充斥着附会、不科学，但它起码可以在对人作出正确认识之前有一个粗略的概念，那就是：其人仁义，必居中原；其人美貌，必居息土之地；其人力大，必居岩石地区；其人贪婪，必居土山地区……这就像鱼龙必潜大川深渊，虎豹必处多林高山，鸟兽必居丰茂树草一样。同样设想，将这种识人图像提供给一个头脑中毫无认知图式的人，这人能不为此高兴吗？秦王汉帝难道不能以这种认知图式来整合人群、认知民众、规范众生、稳定社会吗？因为这种以阴阳五行对应天下事物的思维框架确能便于人们联系事物、认知事物、处置事物，所以刹那间人们也乐于作这种模式设定，以至于《黄帝内经》还深入人体内部作这种模式设定，在《素问·阴阳应象论》及《金匮真言论》等篇中就有这样的叙述。这同样便于观察人体脏器与自然的联系变化，也同样便于人们对人本身的认识。而同样成于西汉初的《周易·说卦》也直接将八卦纳入上述的框架，并对应天下一切事与物，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这些可以充实到吕不韦、刘安所设定的模式和框架内，以补其不足。

以上可以看到，秦汉间由吕不韦、刘安他们所创导的规划整合、使天下之所有“无所遁”（《吕氏春秋·序意》）的时代潮流所向披靡，压倒一切。为了做到这一点，也为了迎合时代潮流，他们不惜牵强附会，而牵强附会在这时代潮流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可以这么说，不牵强附会怎么构成秦汉文化乃至中华古文化？又怎么会有董仲舒的“人副天数”等一系列学说和思想？

吕不韦、刘安他们为使天下之所有“无所遁”而穷尽一切、规范所有，在他们看来诸如四时十二纪者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吕氏春秋·序意》），是囊括一切、涵盖万有，他们要使后人在这种十二纪的有序模式和框架面前只感到无法再添加些什么，这也就是吕不韦自信的地方：“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传》）这样导致后人只能遵循或继承这一框架模式，董仲舒就是这样，他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学说就由此引出。

又因为后人在这种十二纪的模式框架面前只感到无法增损些什么，所以导致后来的士人们只能向内用功——自身努力和人性修养，以便“循其理，行其数”，宋明儒生几代人所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

吕不韦、刘安他们使得后人在这十二纪（时则训）的有序模式和框架面前只能“循其理，行其数”，说明他们所整合的这种模式框架具有铁定的不可移性；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定这种以阴阳五行对应事物的模式框架是建筑在“法天地”（《吕氏春秋·序意》）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即建筑在天文学、农学、地理学这样一些基础学科之上的。如吕不韦的十二纪、刘安的《时则训》就直接取材于古代记述四时天象气象、节候物候与农事关系的《夏小正》。同样，直接为农业生产和人类活动服务的天文学也被吕不韦他们以“法天地”的原则取材过来，为其服务，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记载的太阳运动：“十一月，斗；十二月，须；正月，营；二月，奎；三月，胃；四月，毕；五月，东；六月，柳；七月，张；八月，角；九月，底；十月，心”⁽¹¹⁾，就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十二纪中；吕不韦他们将作为记载日月五星运行的其他天文现象的坐标——二十八星宿纳入其中，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是制定与农业有关的历法、节气的基础，这样才能天地人合一。

因为上有天文学悬顶，下有农学、地理学筑底，所以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十二纪和《时则训》的模式框架，只能使人“循其理，行其数”，君主只能按时行令。如反其道而行，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淮南子·时则训》）。这样，作为君主就不能出于私心而为所欲为、逆道行事。所以吕不韦他们认定这十二纪和《时则训》的设定是为了“平其私”（《吕氏春秋·序意》）。

这“平其私”的另一层意思是，一经吕不韦等人对此模式框架的设定，就不管你是秦王还是汉帝，都只能按照这十二纪所设定的来行政做事。他们要使自己设定的模式框架一劳永逸地起作用，能千秋万代留传下来，“与世浮沉，与化游息”（《淮南子·要略》）。朝代可以更迭，一朝天子可以一朝臣子，但吕不韦、刘安他们规划整合出的框架模式则不因朝代的更迭而更迭。现在设想，近代中国如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包括器物、技艺、思想、观念），中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君主国家的话，这一套十二纪还将会起着作用。就是发展到现在，它的某些方面还仍然起着作用，如物候、农事等。

按理说，对封建王朝的规划整合，乃至运作管理作出贡献的吕不韦、刘安应该是有好结果的，但二人偏偏没有好下场，该获利时却遇害、该来运时却倒霉，先后自杀身亡，正是世事难料，按刘安自己的话来说：“欲利之而反害之，欲害之而反利之”，“利害之反”，“祸之为福，福之为祸，化不可极，深不可测”（《淮南子·人间训》）。

实际上，这“深”还是可测的，究其自杀的原因，不外乎有二。其一，出于对王朝天下的规划整合的目的，刘安、吕不韦以阴阳五行对应配置天下事物，构筑十二纪这一有序模式和框架。这尽管便于上至帝王下至臣民对事物的认识、处置和掌控，使人能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遵、有迹可循——“循其理，行其数”；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框架、模式的设定使帝王臣民只得如此，只能春行春令，不能行冬令或夏令，不能出于私心为所欲为、逆道行事，所以君主帝王的权威、个人意志、专制权力也都将受到抑制。因为如果为所欲为，春行冬令，这天就会降灾异于人间：“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淮南子·时则训》），以告诫君主帝王要反省自己的行为；如君主帝王反复逆天道而行事，这天就会不断地以灾异警告示天下：这无道君主不是真命天子，不代表民众利益，天人不合，就该早早下台。即使民众不惜以造反的形式将这荒唐、无能的暴君赶下台也是有理由的。这就是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的：“十二月纪言某时行某令则某事应之，正言天人相感之理。”现在设想，一个个人意志极强悍、专制品质极显突的无所忌惮的君主帝王能容忍自己的权力权威被如此设定如此抑制？况且还是被那些莫须有的东西所设定所抑制？这样，帝王君主也就必然由恼怒憎恨而迁怒于这框架、模式的设定者，而此时的吕不韦他们不自杀了结也难了。同样，董仲舒因天人合一说而遭整肃也就好理解了。这十二纪所具有的两面性昭然若揭。

其二，为王朝规划整合出的十二纪的框架模式，因为是穷尽一切规范所有，所以使得后人在它面前只感到难能作为，只能向内用功——修养心性以“循其理，行其数”。“循其理，行其数”的约束同样包括吕不韦这些人，尽管这些人很难称得上完整意义上的正人君子。因为要修养心性，也就必然要讲些仁义说些道德，也就必然要看不惯社会上的种种。于是就要发出是非声音，吕不韦就这样非议起当今来：“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佼），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听言篇》）；“当今之时，世甚矣”（《期贤篇》）；“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振乱篇》）；“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先己篇》）；“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矣”（《谨听篇》）……

同样刘安也字挟风霜，时不时地在《淮南子》中流露出厚古薄今思想。这种非议当今、字挟风霜总不会使统治者高兴，“穿小鞋”是现代社会的做法，古代则直接将你整死，所以吕不韦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自杀。

人死了，但他们所构筑的学说体系、理论框架则不会随他们的消失而消失，还在起着极大的作用、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种以四时之序配以人事的天人之学在董仲舒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所以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说道：“某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说在董子之《春秋繁露》。”

第二，这种以某时行某令则某事应之的天人感应说直接开启了两汉间的谶纬学说。因为有这种谶纬学说，所以又直接导致王充《论衡》的批判哲学。

第三，因为物物对应，物象对应，一物象的出现，必然导致相应的物象的出现。这样久而久之，印刻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象联系是固定的，如春天一到，必然会在头脑中反映为“地气上腾，草木萌动”的意象。但世界上的事物哪会像他们所设定的那样固定、丝毫不差？一一对应？如春天一到，因各地气候条件的差异，未必马上就会在同一时间内出现“草木萌动”这一现象⁽¹²⁾。意象出格之事经常出现，这样，你如果死死盯着物象对应，将意象联系凝固化就会很痛苦且会很烦恼。这实际上也是谶纬制作者制作谶纬的潜在心理基础。与其这样，不如将原本凝固的物象对应，意象联系疏解松绑，这样直接导致以后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爻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爻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这就是说，只要合乎乾之刚健（意）义的，不必拘泥于马这物象，只要合乎坤之柔顺（意）义的，不必拘泥于牛这物象；“乾”之健（意）义不一定与“马”之物象对应，“坤”之顺（意）义不必一定与“牛”之物象相对应。推而广之，八月的桂花可以提早到七月开，二月的桃花可以推迟到三月开，春天可以出现夏天象，冬天可以出现春天景，王弼的时代可以出现董仲舒的时代无法想象的社会现象和生活景观；用现代的话来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本来就不该将物物对应、意象对应凝固化。这样意象脱钩，也就能“得意而忘象”，新思想也由此生发。所以，王弼的“得意忘象”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