鸢飞鱼跃：嵇康的思想特质

［提要］　嵇康在思想上虽然崇尚老庄，但从其性情与行为表现来看，却过分另类独特、刚逆任性，而缺少老庄思想中守柔谦退的一面。用嵇康文本中两个具体的意象来说，一方面，嵇康的性情使得他善识“马性”，像“马”一样极不愿意被“轭衔羁辔”，欣于原野之自然，希望能够自由地迎（逆）风驰骋，对“马性”的熟谙与赞美又反过来强化了其龙章凤姿的逸异风采和超轶绝尘的刚逆之性；另一方面，嵇康后来虽辨鸟迹而起隐顿的心意，希望通过“观鸟”和践行老庄思想来弥补自己刚性太过的缺失，但终因龙马持久而践越太多，难驯的本性总使嵇康与“鸟”的飞而无迹、以虚为实等特性格格不入，终遭戮杀之厄运。从嵇康之行为来看，嵇康可谓是只识“马性”而不谙“鸟迹”，虽然崇尚老庄，但其实是空有老庄之意，而无郢人之质。

“游山水，观鱼鸟”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到的，但因为观水中“鱼”远比看空中“鸟”来得困难，所以嵇康这里说的“观鱼鸟”，实际上更多的是观“鸟”。

而对于观“鸟”，嵇康观出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有没有观“鸟”明理？在我看来，嵇康却没有有效地在观“鸟”中得出人生道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这就像王阳明格“竹子”无成效一样。但这不是说嵇康观“鸟”真是一无所获，他还是有所获得的，反映在他的诗文中就有不少对“鸟”之形象的描绘，如嵇康在《杂诗》中说道：“眇眇翔鸾，舒翼太清”，又在《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说道：“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嵇康还说道：“鸳鸯于飞，肃肃其羽，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鸳鸯于飞，哺侣命俦，朝游高原，息宿中洲，交颈振羽，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俛仰优游。”（《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嵇康在其诗中还记载着：“咬咬黄莺，顾俦弄音……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同上）嵇康还在《幽愤诗》中说道：“嗈嗈鸣雁，奋翼北游”；嵇康又在《述志诗》中吟道：“焦鹏振六翮，浮游太清中”……

这些充分说明嵇康观“鸟”是有所获的，只是作为观“鸟”明理，并落实到自己行为上“颐性保命”却有些“不谙鸟迹”；所谓览“山鸟群飞”并无得趣兴怀。这些，我们将在以下的篇幅中论及。

没有了与“鸟”相对并举的“鱼”，总得有些“物”来与“鸟”相对并举，于是就有了“胡马仰朔云，越鸟巢南树”（曹颜远《感旧赋》）、“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盐铁论·未通》）这样的“马”“鸟”（飞禽走兽）相对并举的诗文。表现在嵇康那里，也就有不少诗文提到这与“鸟”相对并举的“马”。如嵇康在《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说道：“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弓），右接忘归（矢），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眄生姿。”同样，嵇康又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道：“（马）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飧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³⁰⁾嵇康还在《杂诗》中吟道：“龙骥翼翼，扬镳踟蹰。”⁽³¹⁾

与嵇康“不谙鸟迹”相反的是，嵇康倒是识马性的。这可能与汉武帝引进大宛汗血天马后使“马”成为大家都熟悉不过的物象——一种先进生产工具、军队先进装备，代表生产力有关（见《盐铁论·西域》）⁽³²⁾。嵇康识马、知马按上述的引文来看，嵇康起码识得两点。其一，嵇康认为，按其马性来说，这“马”是极不愿意被“轭衔羁辔”的；这些“轭衔羁辔”是对马本性的束缚，所以这“马”是边走边“啮辔吐衔”“狂顾顿缨”。如果要使马“逸豫适性”，就要对马去衔、脱缨、除辔。其二，嵇康认为，这“马”是“志在丰草，逾思长林，凌厉中原，蹑景追飞”，其神骏是“超轶绝尘”，非同凡响；这“马”具备的就是欣于原野、迎（逆）风驰骋、超轶绝尘的刚逆之性。

这嵇康识马、知马，还与嵇康原本的习性和性格相关，即这马性天然地与嵇康的习性和性格相吻合。嵇康自己就说过：从小母兄娇宠，纵逸耒久而导致“性复疏懒，情意傲散”，使之“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这样就不喜束缚，不堪教制，喜欢的是“弋钓草野”，放松散漫，就连山涛请他做官，嵇康也认为不舒服、不愿意。因为做官就要整天“裹以章服，正襟危坐”于“鸣声聒耳，嚣尘臭处”，日夜“机务缠心，世故繁虑”，在“堆案盈机”处判断公事、处理公务；且一旦判断事务，就不能做到“无咎无誉”。同时还得“降心顺俗，揖拜上官，千变百伎”，说些违心话、客套话，实在是件难受之事⁽³³⁾。所以当嵇康一看到“马”之“啮辔吐衔”之时，就一拍即合；看到“马”之“狂顾顿缨”之时，就一识即得，因为二者同样不堪束缚、不喜羁绊。

同样，当嵇康看到“马”凌厉中原、蹑景追飞、超轶绝尘、迎（逆）风驰骋之时，也就马上以马性附人性或以人性合马性，一下子联系到自己的轻肆直言、刚肠疾恶、遇事便发、性不近物、终与物乖的凌高盼远的刚逆性格和龙章凤姿的逸异风采。因为嵇康原本就有被人称为的“龙性难驯”的这一面。这样，在嵇康那里，这识“马”性远比观“鸟”还来得容易方便，且自然而然。

识得了与嵇康自己性格相一致的“马性”后，嵇康就开始说事了。嵇康的性格决定他没有必要像以往士人那样以“鸟”入诗，拿“鱼鸟”为筌蹄，暗喻隐说社会事理、宣泄心中垒块。嵇康直接说开去：如同这“马”尽管被蹶饰、轭衔羁辔，但这“马”仍然是“啮辔吐衔、狂顾顿缨”“咬草饮水、翘尾而陆”⁽³⁴⁾一样，人按本性来说也同样不喜欢这社会的种种教制礼仪，这社会的种种教制礼仪是对人性的羁绊和束缚。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道：民之本性，好安好逸，无为正当，“物全理顺，不莫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只是到了“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处，劝学讲文，以神其教”，并以“六经以抑引”人心，由此导致“六经纷错，百家繁炽”。这样反而坏了事，使人“开荣利之途”，并使社会有了诡志、伪理和争斗，使社会更坏。这些按嵇康来看，这实在不是全性之本。如果全性之本，就无需这些过分繁琐的礼律仁义说教。所以在嵇康看来，这“仁义为臭腐，六经为芜秽”，根本没有去看去学那些“仁义礼律典章”，如真要去看去学，就会导致“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在嵇康看来，这些都要“兼而弃之”的（《难自然好学论》），因为它们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全性之本。龙性难驯的嵇康的性格就是这样刚逆，言论就是这样忤逆，为世俗不容。

而对于处在“大道沉沦”的魏晋非常时期，在嵇康看来，其说教仁义道德更是充斥虚伪，更是对人性的摧残伪饰，更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全性之本。嵇康在《太师箴》中说“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辟臂立仁，利巧愈竞，繁理屡陈，形教争施，夭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这样导致社会“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宏多，国乃陨颠”——这一片黑暗的社会那还有仁义道德可言？这“仁义道德”是男盗女娼式的统治者用来束缚民众、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并不会运用于统治者本身，所以其仁义道德说教充斥着虚伪。

如此直率刚逆的言论，鲁迅先生说是要带来麻烦的，更不用说嵇康原本就和当时执政者分处两个政治集团了。这样，性格也就决定嵇康的命运了。

但嵇康实在是秉性难改，他在方方面面体现他的刚逆之性、逸异之情，表现他的“龙性难驯”“鸷鸟无双”，就连他留给后人的文章，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另类独特，即到处与人抬杠、辩论，丝毫不退让，真是方才逼仄、动与世怼；向子期有《难养生论》，嵇康则在《养生论》基础上再作《答难养生论》；张叔辽有《自然好学论》，嵇康非作《难自然好学论》不可；人有《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随即有《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人有《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立即回击《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还真不知道接下去争辩，这争辩的题目该如何起？

嵇康还时不时地发脾气、说绝话，与人绝交、拗断：与山巨源绝交、与吕长悌绝交——我想，肯定还有不少人，嵇康与之绝交，如管宁割席般。这就是我们从嵇康留给后人的文章中所看到的。这些，与嵇康所说的讬好老庄并无一致性；所谓信奉庄老只是嵇康的一时之好、表面现象、偶然为之；所谓“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幽愤诗》），所谓“齐物养生，与道逍遥”（《杂诗》），只是心血来潮、充雅而已，真是空有老庄之意，而无郢人之质。

因为时不时与人争辩、与人绝交，行为另类独特，使嵇康得罪了不少人，他自己就有所意识：“殊类难偏周，鄙议纷流离”（《述志诗》），“远实与世殊，义誉非所希”（同上），“寡志自生灾，屡使众舅成”（《答二郭三首》），这使嵇康时不时流出孤独之情：“独步光庭侧”（《杂诗》），“心穷约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无依”（《思亲诗》）；并时不时地流露出悲忧之心：“嗟我殊观，百卉具腓，心之忧矣，孰识玄机”（《酒会诗》），“含哀还旧庐，感切伤心肝”（《与阮德如一首》）。

这种性格决定的命运，嵇康似乎也意识到了，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说道：“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在嵇康看来：“得失自己求”（《杂诗》），自己的特性决定了这些，怨不得他人。嵇康似乎还意识到在专制的家天下下，像他这样的人随时会被“矜威纵虐”的专制社会轻易地击得粉碎：“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酒会诗》）同时，嵇康似乎还意识到针对他的霍霍磨刀声已向他逼近，心情陡然紧张、忧恐：“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杂诗》），“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答二郭三首》），“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答二郭三首》）。于是“但愿养性命”的求生本能使嵇康稍作调整：“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述志诗》），嵇康要“蝉蜕弃秽累”（《游仙诗》），颐养保性命了。(www.xing528.com)

首先，嵇康知道祸从口出。他在《家诫》中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于是嵇康开始检讨自己：“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与山巨源绝交书》），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学阮籍那样“口不论人过”，只有具备“万石周慎”，方可“安亲保荣”（《幽愤诗》）⁽³⁵⁾。嵇康想到了万石、阮籍这样的人，要以他们为榜样了。

其次，嵇康又恶补老庄、改造思想。读了老庄，嵇康除了知道“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与阮德如一首》），还要学“恬和为道基，老氏恶强梁”这样的道理；嵇康要：“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要“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要“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养生论》）；“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幽愤诗》），嵇康要构筑和谐人际关系了。

接下，嵇康更想用观“鸟”明理来改性格。这就是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的“游山水，观鱼鸟”，也即有本节开头所提到的那些嵇康观“鸟”的成果收获。然而，这些显然不行，因为它不解决嵇康的实际问题。嵇康只有在观“鸟”观出别样东西、特殊道理，才能以此道理、用此东西武装自己以应对他所面临的局面。

嵇康“游山水，观鱼鸟”肯定不是偶然为之。嵇康徜徉于山间林区碰到名士孙登对他的开导——“火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启发了他。嵇康于是观出些别样的“鸟迹”来了，这被记录在他的诗文中：“眇眇翔鸾，舒翼太清，俯眺紫辰，仰看素庭，凌蹑玄虚，浮沉无形，将游区外”（《杂诗》），“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述志诗》）。

嵇康果真从中观出些别样的“鸟迹”来了，仔细分析，有两点可供嵇康借鉴反省：

其一，与“马”这样的走兽形迹可寻相反的是，“鸟”翔无形，即空中之“鸟”沉浮飞翔无迹可寻。对照自身，人之社会生活非得要有迹可寻、光彩炫耀？嵇康你就必定要生而用才、生而用光？就非得要盖过他人、压过他人？就非得要立时立刻分出结果、辨出是非？永远正确？要知道很多事情是“浊以静之徐清”（《老子·十五章》）。同样，“浮沉无形”，嵇康你就没有必要非得与众不同、犯群逆众、另类独特，要的却是“挫其锐，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四章》）。

其二，与“马”这样的走兽是以实为实得以行走相反的是，这空中之“鸟”是以“虚”（空）为实得以飞翔。所以嵇康记录下的“鸟”是“凌蹑玄虚”。对照自身，嵇康就像司马徽那样蹈空高开玄虚、言语空洞宽泛、不着边际、游走区外、行走边缘，没有必要遇事便发，非要成为社会主流，阶层核心，矛盾焦点不可，因为这样在矛盾尖锐事故纷呈的阶级社会，是有极大风险的，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点：“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嵇康记录下这些，说明他是有认识、有感觉的，但已处“变故百端，与祸相逢”之时的嵇康，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已经难以改变处境，且难驯的（龙）本性使然，总使嵇康与上述这些格格不入，就如他自己叹息的那样：“悠悠非我匹，畴肯应俗宜”（《述志诗》），换言之，嵇康是“不谙鸟迹”的——即使知道这些，嵇康的性格也使他难以做到这些。

于是，嵇康想隐遁、做隐士：“乘流远遁，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幽愤诗》），嵇康要像阮籍那样“与木石为邻”（《大人先生传》），并作《游仙诗》述志向：“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龙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其踪。”

然而，大一统的封建统治，哪容得这隐逸之事，所谓“鸾凤避罻罗，远讬昆仑墟”（《答二郭三首》），只是嵇康一厢情愿的事；好端端地想保持旷远、渊静、放达，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找个地方锻铁养性，都会有钟会找上门，所以嵇康深知“蹊路绝不通”（《游仙诗》）⁽³⁶⁾。

这样，使嵇康又向往起远古美好社会。他说：“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尔时可憙。”嵇康接下来又向往起明主尧舜来：“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嵇康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社会及社会执政者是能容得下像他这样龙性难驯的人的。但此时的嵇康已是既改变不了自身主观、也改变不了社会客观了。在那种夹击、煎熬之中，嵇康迎来了他的杀身之祸，这秉性龙马的嵇康于景元三年（262年）被司马氏集团诛杀，享年四十。

嵇康的被害，使后人十分惋惜，也不断有人反思研究，并得出思考：以求社会改变得更加和谐，以符合人之本性，容得天下所有人。同样也引出本节的思绪：当“马”在推动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同时，它带给人的社会意义却远不如“鸟”来得多，所以导致“鸟”也就成为历代封建士人诗文中乃至脑海中的一个重要物象，因为“浮沉无形”“举翼遨区外”、飞翔中的“鸟”带给人的“意”是无穷深长的，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这样也就使“鸟”文化形成，并且经久不衰，够后人研究、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