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酒”是汉末魏晋名士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名士们希望通过饮酒以达到形神超越、物我两冥的精神境地，这是为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所关注和认同的。本节则进一步强调指出，作为魏晋名士哲学生活之表现形式的“清谈”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魏晋风度”，其实不仅与名士们的“喝酒”相关，更与“用酒”有着内在的哲学相通性。这是因为，名士们“以绵渍酒”的用酒方法隐喻着相对面的转换、对应逻辑关系的消解以及内化积淀这三重含义；与之相应，名士们“用老庄谈”也预示着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关系被消解和割裂，古今、人物、老少、瘦肥、贪廉、朱门蓬户等社会现象的俱对和转换，以及名士们利用已经内化积淀在他们脑海中的许多历史知识和典故而达到脱口而出的清谈之“化境”。总之，“清谈”与“用酒”这对内在相关的独特行为深刻地体现了汉末魏晋名士的哲学旨趣。
半个多世纪前，北京大学教授王瑶先生有《文人与酒》一文，文中对汉末魏晋名士喜欢饮酒的原因动机作了分析，认为由于当时社会秩序的紊乱而带给人不自然的死亡以及名士文人对死亡的恐惧，使他们放弃了祈求追求生命的长度而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也即放弃导养得理以尽性命长寿（数量）而追求生命的质量（密度）。于是，饮酒游宴也就成为汉末魏晋名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致形成名士必喝酒、喝酒即名士的现象，如名士孔融就说：“坐上客恒满，尊（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也如名士张翰所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名士毕卓说得更实在：“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而王恭说得更绝对：“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对于这种看似通达而饮酒的行为，按照王瑶先生说来是：“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无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名士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1)
魏晋名士的饮酒除追求达到人之形神超越、物我两冥的境地外(2)，更为通过饮酒而达到对现实的逃避这一目的，如《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还说：“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阮）籍，（阮）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照王瑶先生说来：“他们（名士文人）想存身，那么在这时期最好的慢形之具，最好的隔绝人事的方法，自然莫如饮酒。因为即使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也可以推说醉了，请别人原谅的。”(3)对于这一点，《世说新语》就有这样的记载。《世说新语·方正》第30则说道：“明帝在西堂，会诸公饮酒，未大醉。帝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大醉的）周伯仁为仆射，因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帝大怒，还内，作手诏满一黄纸，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杀之。后数日，诏出周（伯仁）。”这就是借醉而说话、也因酒醉而被原谅。
这种借酒醉而说错话、也因醉酒而被原谅的情况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如《世说新语·雅量》第21则说：“周伯智饮酒醉，瞋目还面谓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横得重名！’须臾，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这也是借酒醉而说话，也因酒醉而被原谅。
然而，王瑶先生对汉末魏晋名士喝酒的梳理和规范并不能涵盖名士喝酒之全部。
魏晋人好酒并不全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消极的应对，如《世说新语·豪爽》第4则：“王处仲（王敦）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里的枭雄王敦喝酒又哪有半丁点“恐惧”和“消极”？更不用说“过江犹好酒”的元帝司马睿了（《世说新语·规箴》）。
还有些名士饮酒倒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萧索寡会”（孤寂），如《世说新语·赏誉》第151则说：“子敬（王献之）与子猷（王徽之）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更有些名士好饮则出于爱好，如《世说新语·任诞》第18则说：“阮宣子（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魏晋人好酒还超出王瑶先生说的文人名士这一阶层，当时连小孩子也能饮酒，如《世说新语·言语》第4则说：“孔文举（孔融）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昼日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
总之，汉末魏晋名士文人因会面与离别的常态化的饮酒是难以用一句出于对“死的恐惧”所能涵盖的(4)。
同样，汉末魏晋名士的喝酒之逻辑、劝酒之艺术、品酒之技术、人猪之共饮、酒醉而事成、喝酒之纯粹均逸出王瑶先生《文人与酒》一文之内涵。如魏晋人的喝酒逻辑，《世说新语·任诞》第4则说：“刘公荣（刘昶）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又如魏晋人的劝酒艺术，《世说新语·方正》第29则说：“顾孟著尝以酒劝周伯仁，伯仁不受。顾因移劝柱，而语柱曰：‘讵可便作栋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为衿契。”还如魏晋人的品酒技术，《世说新语·术解》第9则说：“桓公（桓温）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督邮’言在鬲上住。”以及魏晋人的人猪共饮，《世说新语·任诞》第12则说：“诸阮皆能饮酒，仲容（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还有魏晋人因酒醉而事成的。一般而言，酒醉容易误事，但却有相反的，如《世说新语·任诞》第30则说：“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庾）冰出钱塘口，蘧篨覆之。时（苏）峻赏募觅（庾）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庾）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小卒因酒醉而事成，庾冰为报答小卒救命之恩，想“适其所愿”，小卒却想“酒足余年”，对庾冰说：“出自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庾冰为此“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
这小卒“酒足余年”的想法，可谓是“喝酒之纯粹”，为喝酒而喝酒，以酒为伴。这与阮籍“为酒求官”异曲同工：“喝酒之纯粹”，如《世说新语·任诞》第5则说：“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喝酒之纯粹”就是如此，他们追求的只是“酒中趣”(5)。
当“酒”成为汉末魏晋名士生活的一部分时，这“清谈”也成为“魏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具体表现”(6)。
魏晋时期，老庄盛行，玄谈炽煽。人不分老少齐参与，如《世说新语·文学》第13则说道：“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王衍）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衍）语，便足相抗衡。”就连名士文人集会，所谈之事，也离不开老庄，如《世说新语·文学》第55则说：“支道林、许（珣）、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谢顾谓诸人：‘今日所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珣）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安）看题，便各使四坐通。”
为了更好地清谈老庄、学老庄、读老庄，注老庄也就随之蔚然成气。《世说新语》记载名士文人谈老庄学老庄的事例不胜枚举，如袁悦就从小“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世说新语·谗险》），《世说新语·文学》第15则也说：“庾子嵩（庾顗）读《庄子》”，第63则说得更绝对，“殷中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僵硬）’”。
也为了更好地学老庄、读老庄，就有人配之以讲老庄，《世说新语·排调》第63则说：“桓南郡（桓玄）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王桢之）为主簿在坐。”这种谈老庄与讲老庄相互结合、互相促进，有力地推动了老庄思想的普及和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名士们的清谈老庄。
读了老庄，学了老庄，讲了老庄，谈了老庄，又为注老庄打下了基础，《世说新语·文学》第7则说：“何平叔（何晏）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王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世说新语·文学》第10则还说：“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注《老子》之同时，名士们还注《庄子》。《世说新语·文学》第17则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向）秀卒。（向）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向）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向）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秀）、郭（象）二《庄》，其义一也。”
这注《老》释《庄》的过程，也是魏晋注释者掺杂个人情感观念、融入时代特征潮流的过程，以使更好地以此武装头脑、涵盖社会。果然，就有了魏晋名士的新认识新体悟。王弼就有不同凡响的认知和清谈，《世说新语·文学》第8则说：“王辅嗣弱冠诣裴徽，（裴）徽问：‘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王）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第36则还说道：支道林拔新领异，作数千语《庄子·逍遥游》，“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听众“遂拔襟解带，流连不能已”。而之所以能使听众“流连不能已”，是在于支道林对《逍遥游》“卓然标新理于（郭象、向秀）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世说新语·文学》第32则）。
支道林不仅对《庄子·逍遥游》一篇有心得体会，《世说新语·文学》第55则还记载他对《庄子·渔父》也有新认识新体悟：“得《渔父》一篇，谢（安）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这里已有佛玄融合的表现）此则记载还提到名士谢安同样对老庄有新认识：谢安“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区别只是支道林“作七百余语”，而谢安却要“作万余语”，才将问题说清楚、谈明白。
这一系列的读、讲、谈、注老庄，使老庄思想真正融化到名士的血液里，根植到名士的骨髓中，以致使魏晋名士成为老庄在魏晋的化身，即魏晋名士的日常语言（清谈）和行为均有老庄风采（所谓“魏晋风度”）。如《世说新语·德行》第18则记载：“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裴楷）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有人）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楷）曰：‘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这是名士在不经意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老子·七十七章》的内容。《世说新语·品藻》第81则又记载：“有人问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这是说名士在追求老庄的生活境界：荆门昼掩，闲庭晏然，心气清舒，境界高远。
那么，魏晋社会为何如此崇尚老庄？这大概与魏晋社会变动激剧、乱象丛生有关。在这种情形下，能积极应对变动、涵盖乱象的只能是老庄学说。
对此，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有过分析。王弼说：“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在王弼看来，诸如法、名、儒、墨诸子皆偏执一孔，有为一方；但“执者则失其原”“有由则有不尽”，这些偏执一孔、有为一方、不能相通的学说是不能涵盖乱象丛生、变动激剧的社会的。所以王弼认为这些（法、名、儒、墨）思想是不管用的，只能带来“纷纭愦错之论，殊趣辩析之争”（《老子指略》）。而只有一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的学说才能“足以府万物、官天地”（《老子指略》）。因为它带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宽容度——只有“不温不凉”，才能应对“温”，也能应对“凉”；只有“不宫不商”，才能应对“宫”，也能应对“商”。反之偏执一孔（若宫）、有为一方（若温）直接导致的是：“若温也则不能凉，（若）宫也则不能商矣。”（《老子指略》）(7)与其这样，不如“不宫不商，不温不凉”来得好。而这“不宫不商，不温不凉”的观念也就是老庄的思想。于是，老庄也就成为魏晋名士的最爱，用它来武装名士的头脑，以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清谈老庄也就成为必然(8)。
在此意义上说，后人对名士清谈的界定大致不错，如顾炎武说：“昔之清谈，谈老庄”（《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钱大昕也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清谈》）。
上述说到，当“酒”成为汉末魏晋名士生活的一部分，这“清谈”也成为“魏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具体表现”（余英时语）。
那么，这统一于汉末魏晋名士身上的“清谈与酒”的关系又该是怎样的呢？按理说，这人酒醉后是很难“清谈”的，如要“清谈”也可能是思维混乱、逻辑颠倒、一派胡言。这按刘伶《酒德颂》说来：“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麹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这“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的“醉态”(9)又怎能“清谈”？反之如真要“清谈”，这“酒”也一定不能喝醉，只能意思意思而已，这就像钱穆先生对“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世说新语·文学》第22则）(10)评说的那样：“此是殷浩新出，将有远行，王导作集，为之邀约诸贤，共作一夕之欢也。此如法国十八世纪有沙龙，要略如近人有鸡尾酒会，自是当时名士一种风流韵事。既不作灌夫之使酒，亦不效谢安之携妓，仅是清谈玄理，岂不风雅之绝。”(11)
如此看来，这“清谈与酒”的关系，必定不是“清谈与喝酒”的关系，应该是“清谈与用酒”的关系。因为，这“酒”从一开始产生，其功能就有二，其一供人喝酒，其二供人用酒。“喝酒”之事，以上略有说明。以下让我们略说人之“用酒”。
张子高先生在《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第二章第三节“酿酒”中说道：“甲骨文是我们最古文字，代表着所记载的许多事实，殷代生活情况。在许多卜辞中出现了酒字，个别的还有‘卜鬯员’‘鬯其酒’等词。”而这种“鬯”(12)，就是用“黑黍所酿而带有香味之酒”(13)，“这种酒用于祭祀，即《礼记·表记》里所说‘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14)。
这种“酒”不仅用于祭祀，还可用来治病。许慎《说文解字·酉部》说：“醫，治病工也……从酉”，“殹，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周礼》有醫酒”，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酎，三重醇酒也”。这就是说“酒”还可被医生用来治病。表现出古人造字——“醫”字时，就用患者病人的病痛声音（“殹”）和治病用的酒（“酉”）二者组成会意字。
此外，《周礼》还记载古人用酒来“浴尸”，以起到防腐消毒的作用。
有了古人对“酒”的原始用法，汉末魏晋名士也在此基础上用“酒”。如对“酒”之消毒防腐的功能，魏晋名士孔群就有独到见解。《世说新语·任诞》第24则说：“鸿胪卿孔群好饮酒，王丞相（王导）语云：‘卿何为恒饮酒？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烂？’（孔）群曰：‘不尔。不见糟肉，乃更堪久。’”
同样，对用于祭祀的“酒”，汉末名士徐孺子也有独特用法。《世说新语·德行》第1则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乃其死，万里赴吊。常豫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
对于徐孺子“以绵渍酒”的做法，朱熹在《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五《历代二》中说：“徐孺子以绵渍酒藏之鸡中去吊丧，便以水浸绵为酒以奠之便归。所以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别处底。所以绵渍者，盖路远难以器皿盛故也。”在这里，朱熹从二方面来说徐孺子的“以绵渍酒”之做法，其一，“所以如此者（以绵渍酒），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别处底”(15)；其二，“所以绵渍（酒）者，盖路远难以器皿盛故也”。
在这里，朱熹说得没错。然而，朱熹还真没有揭示出这“以绵渍酒”所隐喻的含义。那么，这“以绵渍酒”所隐喻的含义是什么呢？(www.xing528.com)
其一，这“以绵渍酒”隐喻着（酒可由液态向固态）转换这一含义，即“以绵渍酒（液态）中，暴干（固态）以裹鸡”，也即湿与干的对待及转换。在这里，这“湿与干”的对待，犹如《老子·二章》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这种“湿与干”的转换，犹如“鱼与鸟”的转换，“鲲与鹏”的转换，“北冥与南冥”的转换（见《庄子·逍遥游》）。
其二，这“以绵渍酒”隐喻着对应的逻辑关系被消解这一含义，即逻辑关系不必一一对应：原本应该在家此地的液态酒对应彼地祭奠处的液态酒，现在则被替代成在家此地“以绵渍酒（液态）中，暴干（固态）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彼地）”。在这里，这种逻辑关系被消解与割裂，犹如老子所说的：“行无辙迹，数无筹策，闭无关楗，结无绳约”（《老子·二十七章》），也像《庄子·人间世》中的“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更像刘伶《酒德颂》中说的“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
其三，这“以绵渍酒”还隐喻着内化（积淀）这一含义，即携带着内化积淀着酒的“干绵”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化开干绵（固态酒），还原成液态酒（尽管从此地到彼地的过程中会有若干酒成分挥发），然后酹酒（将酒洒浇在地上），表示祭奠。在这里，这种“化”，犹如《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互化”，也如《庄子·齐物论》中的“人蝶物化”。
在这里，徐孺子的“以绵渍酒”的做法是受古代庄子“鲲鹏转化”的启发和影响？此中的含义原本就有？还是我们现代人对徐孺子的“以绵渍酒”的抽象才有此中的含义？看来，我们也陷入“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还是“胡蝶之梦为周”之中。但不管怎样，这从某物或某做法中抽取若干含义是可以的，也是成立的，并且这些含义也是客观存在的。
这种从某物（如“酒”）中抽取若干含义的做法，在魏晋期间已有表现，魏晋名士就用与酒相对的“药”来表示若干含义。如《世说新语·俭啬》第6则说：“卫江州（卫展）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那么，此人为何得饷“一斤王不留行”中药就马上离开呢？这是因为此人知道这“王不留行”的药性是“走而不住”（《本草纲目》），所以“得饷便命驾”。
《世说新语·排调》第32则又说：“谢公（谢安）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桓温）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安）：‘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两称？’谢（安）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甚有愧色。”对此，余嘉锡评曰：“（远志与小草）谓出与处异名，亦是分根与叶言之。根埋土中为处，叶生地上为出。既协物情，又因以讥谢公，语意双关，故为妙对也。”（《世说新语笺疏》）这是说名士郝隆以任人采摘的“小草”来影射谢安，旨在嘲讽谢安改变了原有的“东山之志”，即改变了高隐山林的“远志”。
由此看来，这从名士文人的“用酒”中抽取若干含义也就不足为奇，且显得顺理成章。
那么，这在“用酒”中抽取出的若干含义与“清谈”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大致可以这么说，有着自家酿酒传统的名士文人能从日长势久的酿酒、用酒中抽取（体会）出上述若干含义(16)，并将这些含义印刻在心灵脑海之中，内化于血液骨髓之内，然后又能在自身的行为言语中自然流露出来，即辅以“谈老庄”的是“用老庄谈”(17)。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魏晋名士是如何“用老庄谈”的。
“用老庄谈”其一：逻辑关系被消解，不作一一对应。
如《世说新语·言语》第22则说：“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隽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洪不作直接应对，却说：“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言下之意，我蔡洪尽管是吴楚之士，却有异才。
《世说新语·言语》第93则又说：“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道壹道人不直接对答“在道所经”，却说：“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一派玄学名士风度。
《世说新语·德行》第7则还说：“客有问陈季方（陈谌）：‘足下家君太丘（陈寔），有何功德而荷（负担）天下重名？’”陈季方不作直接对应，却说：“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婀），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霑，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这“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的话题也被消解。
对于这种“用老庄谈”，当时的小孩子也能娴熟地掌握。如《世说新语·言语》第2则说：“徐孺子（徐穉）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孺子将话头（月亮）消解并转移到人之眼睛，说：“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又如《言语》第5则记：“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孔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孔）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孔融儿子知道难以“得全”，却这样回答：“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
这种逻辑关系的消解和割裂，不一一对应（不一致）。此种不一致与当时社会政治伦理之不一致是相吻合的。《世说新语·言语》第6则就透露了这种情况，第6则说：“颍川太守髡陈仲弓（陈寔）。客有问元方（陈纪）：‘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不一致的）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
若再深究的话，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关系被消解和割裂，再也不能“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鸮炙”（《庄子·齐物论》），即“好”应当有好报，现在却没有好报，善恶颠倒，好坏错位，如《世说新语·言语》第1则说的那样：“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也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的：“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复颠倒，未之安固，（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合失理，汝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如此则说明社会的根基将松动。汉末魏晋人的言语（清谈）特殊凝聚着当时的社会特征。
“用老庄谈”其二：湿与干（液态与固态）的对待与转换。
这湿与干的对待与转换，犹如鲲与鹏的对待与转换，表现在名士的言语（清谈）中，不会只出现“干”而无“湿”，也不会只出现“湿”而无“干”；他们大都会在言语（清谈）中双双俱对，以便转换。
如古今，《世说新语·言语》第6则说：“颍川太守髡陈仲弓（陈寔）。客有问元方（陈纪）：‘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陈元方古今俱对，以古喻今：“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言下之意（古今转换）：“府君，高明之君；家君，忠臣孝子。”《世说新语·言语》第28则又说：“崔正熊（崔豹）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陈）问正熊：‘君（你）去（离）崔杼几世？’答曰：‘（我）民去（离）崔杼，如明府（你陈姓都郡将）之去（离）陈恒。’”在这里，崔豹将古今、你我双双俱对，并将陈姓都郡将羞辱、调侃的话题消解和转换：我与你一样，如我是崔杼后人，那么你则是陈恒的后代(18)。
又如人物，《世说新语·言语》第90则说：“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羊）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羊人物俱对、以物喻人：“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言下之意（人物转换），不必为“重劳二谢”烦恼。《世说新语·言语》第92则又说：“谢太傅（谢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谢玄（谢安侄子）人物俱对，以物喻人、人物转换，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这种人物俱对、以物喻人、人物转换，在《世说新语·赏誉》中还大量存在，如：“山巨源如璞玉浑金”（第10则）、“邴原所谓云中白鹤”（第4则）、“和峤森森如千丈松”（第15则）、“太尉（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第16则）……《世说新语·赏誉》第20则还有一段集中人物俱对、以物喻人、人物转换的话：“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顾彦光，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槌。”
还有老少、瘦肥、贪廉、朱门蓬户等俱对和转换。如老少，《世说新语·言语》第42则说：“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挚）瞻曰：‘方（比）于将军，少则太蚤；比之甘罗，已为太老。’”又如瘦肥，《世说新语·言语》第30则说：“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子何欣悦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在这里，魏晋人的言语（清谈）中只出现（湿、鲲）一方而不出现（干、鹏）另一方的情况是很少的，均作双双俱对，以便转换，这也是衡量魏晋人清谈水平的标志。
如前所述，魏晋人的言语（清谈）特殊凝聚魏晋当时的社会特征一样，这种“双双俱对”的言语特殊与当时双双俱对的社会特殊相一致，并被人揭示，如《世说新语·排调》第24则说：“桓大司马（桓温）乘雪欲猎，先过王（濛）、刘（惔）诸人许。真长（刘惔）见其装束单急（戎装），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世说新语·政事》第18则也说到此：“王（濛）、刘（惔）与林公（支道）共看何骠骑（何充），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故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这大概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没有人为我们保家卫国打仗和操劳，哪有我们现在安逸的生活？又何来坐谈（清谈）？这也说明社会呈现双双俱对，犹如《老子·二章》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这“双双俱对”，以便转换，同样“双双俱对”（贪与廉、贫与富、朱门与蓬户）的魏晋社会也隐喻着转换，这竺法深所说的：“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世说新语·言语》第48则）是有着深刻含义的。
“用老庄谈”其三：内化积淀。
上述提到“以绵渍酒”隐喻着内化（积淀）这一含义，联系到魏晋名士那里，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深厚学养的名士们在清谈应对中就会利用已经内化积淀在他们脑海中的许多历史知识和典故，借此外壳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并能达到脱口而出的“化境”。这样的清谈应对，既可免却若干难堪，又可带来些许优雅。如《世说新语·政事》第26则说：“殷仲堪当之荆州，王东亭（王珣）问曰：‘德以居全为称，仁以不害物为名。方今宰牧华夏，处杀戮之职，与本操将不乖乎？’”此时有着深厚学养的殷仲堪借历史典故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为不贤；孔丘居司寇之任，未为不仁。”为自己的“本操”解围、开脱。
又如《世说新语·方正》第10则说：“诸葛靓后入晋，除（授）大司马，召不起。以与晋室有仇，常背洛水而坐。与武帝有旧，常欲见之而无由，乃请诸葛妃呼靓。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礼毕，酒酣，帝曰：‘卿故复忆竹马之好不？’（诸葛）靓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复
圣颜。’因涕泗百行。帝于是惭悔而出。”这是诸葛靓借“吞炭漆身”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还如《世说新语·规箴》第27则说：“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指谢安），更不保五亩之宅。’（桓）玄惭而止。”这是谢混借《诗》“召伯之仁，惠及甘棠”来表达“文靖之德可保五亩之宅”的思想。
以及《世说新语·识鉴》第21则说：“谢公（谢安）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这是简文（司马昱）借孟子“与人同忧乐”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谢安必出山。
这种借内化于脑海中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当时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以至于小孩子也能做到这点，如《世说新语·言语》第49则说：“孙盛为庾公（庾亮）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亮）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这是齐庄（孙盛次子，孙放，字齐庄）借《诗》中的“无论大小，均可随鲁僖公出行”这一典故来表达“我小孩子也可随你庾亮出行打猎，不必奇怪”(19)。
从上述若干例子可以看出，当魏晋人在“用老庄谈”时，其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以此也可得出“魏晋清谈固然以‘三玄’为主要谈资，但决不仅限于‘三玄’”（唐翼明语）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清谈的“谈资”（内容）可以多元，但清谈“怎么谈”只能是一元，即“用老庄谈”。
同样，清谈的内容（谈资）多元，也说明内化积淀在魏晋名士脑海中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典籍是多元的，有孔孟、老庄，也有《诗经》《易经》……然而对于“本出于礼教家庭，早读儒书”的名士们来说(20)，内化积淀于头脑心灵中的东西，可能更多地是孔孟圣贤、唐虞盛世，尽管嵇康会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21)这样的形式话。而对积淀于名士头脑中的孔孟圣贤、唐虞盛世的追忆（外化），也无非反映了魏晋名士对当时社会乱象丛生的反感以及对太平盛世、圣贤辈出的向往，嵇康就如是说：“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内忘，佳哉尔时可喜”，“二人（尧舜）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六言十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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