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中的游刃与凿：哲学态度的差异

［提要］　“游刃”与“凿”是道家思想中一对意义相反的哲学语素，特别是作为动词使用时，它们表征着人们在处事待物时不同的哲学态度。首先，“凿”以及与之相关的“规矩”“准绳”等器物的出现，说明了人们思维理性、逻辑条理的形成确立和日益强化；但在庄子看来，理性逻辑所起的作用并非万能，这种知识理性如果发展到逻辑过度、理性至上的地步，势必会“凿破浑沌”“遗其玄珠”。由此，庄子藉“庖丁解牛”的寓言，以轻细灵巧的“游刃”隐喻工具、对象、认知等诸要素的转变，劝导人们在处事待物时要改变逻辑理性至上的观念，做到与物委蛇、以物为枢、乘物顺势、随缘葆真，内心谦虚、行为谨慎、不彰显自我，最终达到与天同形、与道同貌的化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从而更好地将“游刃”与“凿”、直觉与理性相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

游刃的“刃”，通常是指一种锋利的刀，所以有时候我们将用刀杀坏人，说成是“手刃奸贼”。而“游刃”则是指这种用铁或用钢制成的薄薄⁽⁵⁰⁾的器具（刀）的一种工作状态⁽⁵¹⁾。

同样，锯、斧、刨、锤、凿的“凿”也是指一种铁制的器具。按《天工开物·锤锻》记载：“凡凿，熟铁锻成，嵌钢于口，其本空圆，以受木柄。斧从柄催，入木透明，其末（开口）粗者阔寸许，细者三分而止。需圆眼者，则制成剜凿为之。”又因为此处的“凿”既是名词（“凿”这器具），又是动词，所以“凿”又指这种器具的工作状态⁽⁵²⁾。

“凿”与“游刃”又分别出现在《庄子》一书中的《养生主》和《应帝王》及《老子·十一章》。如“游刃”，《庄子·养生主》中的“为文惠君解牛”的庖丁说：“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磨刀石）。彼（牛）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又如“凿”，《老子·十一章》说：“凿户牖以为室。”《庄子·应帝王》也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捶）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在这里，同样是器具（刀与凿），同样是器具的工作状态（游刃与凿），在庄子那里的取舍和好恶是明显的，从上述引文可见庄子是褒“游刃”、贬“（捶）凿”的。尤其是融名词和动词一身的“凿”，在庄子那里是被作为负面的字眼来使用的。如《庄子·在宥》说：“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庄子·应帝王》又说：“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

那么，原本相同的器具，相同的工作状态（游刃与凿），为何会在庄子那里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为何会贬“凿”、褒“游刃”呢？

这还得从“凿”说起。

众所周知，任何人造工具（包括刀与凿）的出现都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如同刀斧刨锯锤一样，铁制“凿”的出现更是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如果说过去还是用手埏埴制成圆形的陶器的话⁽⁵³⁾，那么现在则可以用“凿”这类的金属器具将木制成方形的桌凳、门窗乃至复杂的桔槔……⁽⁵⁴⁾在这里，用工具来代替手是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必然，而“朴（木）散为器”则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

然而，光有这些“凿”（刀）之类的金属器具还不足以制造出合格的桌与凳、门窗与桔槔，它还需要“规矩”和“准绳”⁽⁵⁵⁾。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合格的桌与凳、门窗与桔槔。设想如无规矩，奚仲何以定方圆？如无准绳，鲁班何以定曲直？所以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这“器”，既包括像“凿”这样的金属器具，还包括“规矩”“准绳”这样的“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规矩”“准绳”是始终伴随着“凿”这些金属器具的，二者不离不弃，不可分离。

也正是有了这“规矩”和“准绳”，由它和“凿”等金属器具的结合，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器物（桌凳、门窗和桔槔），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和变化。那就是在“凿木为器”（凿在庄子时期被泛化）的过程中，也促使了人们思想中思维理性（规矩）、逻辑条理（准绳）的形成确立和日益强化⁽⁵⁶⁾。也因为有此作用，所以汉代画像石中有伏羲、女娲手执规矩的图像。以至于《淮南子·览冥训》中还记载着女娲因为这些“规矩、准绳”重要而“枕方寝绳”。

而日益强化的思维理性（规矩）和逻辑条理（准绳）又反过来使人们在“凿木为器”的过程中进一步运用思维理性、逻辑条理。那就是：

第一，“凿”前有预设。

当“凿”者截木一段进行“凿木为器”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有了预设。用《庄子·齐物论》的话来说是：“以无有为有”，用我们哲学的行话来说，是在制器造物之前，就已经有了这器物的样式、大小与尺寸，即制造桌子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桌子的理念。用名家惠施的话来说是“今日适越而昔来（至）”，用《庄子·田子方》的话来说是“规乎其前”。

第二，“凿”中有程式。

因为“凿”前有预设，已将要“凿木为器”的器物的样式、大小、尺寸都预先一一设定，所以“凿”木者只需按预先设定的样式、大小、尺寸，“凿”木即可。同时，“凿木为器”时的先后程序也只需按设计样式之先后进行即可，这用庄子的话来说是“随序之相理”（《庄子·则阳》）。因为是“随序之相理”，所以“凿”之过程，“凿”之环节，环环相扣，清晰明了，非此即彼。同样，这“凿”时的“点与线”“面与体”“方与圆”也一目了然，尺寸分毫不差，决不允许不方不圆、点线混淆、面体混乱、尺寸模糊。以及，这“凿”的眼孔，入木透明，这锯的榫头，方正平实，而榫（枘）与眼的结合，由于尺寸分毫不差，更是显得天衣无缝，哪会出现名家惠施说的“凿不围枘”（《庄子·天下》）？方枘圆凿？

第三，“凿”时可掌控。

由于“计物以数”（《庄子·则阳》），这种理性（规矩）逻辑（准绳），使“物彻疏明”（《庄子·应帝王》），使人“给数以敏”（《庄子·天地》）。所以，人在“凿木为器”的过程中，情绪是平实的、稳定的，心情是愉悦的、畅快的，因为整个“凿”的过程是可控、可测的，是视之可见搏之可得的，哪会有老子所说“视之不见”“搏之不得”（《老子·十四章》）的感觉？

第四，“凿”者更自信。

正是有了上述这些“规矩”（思维理性）“准绳”（逻辑条理）与“凿”间的互相结合，互为前提，互为因果，使得“凿”者也变得日益自信。因为他们有理由自信乃至自负：只要人类需要，这“凿”与“规矩、准绳”的结合，是可以制造出人所想要的各种各样器物来的。这就像机械主义者能自信且自豪地宣告只要给他必要的器材和法则，他就能造出一个宇宙世界来一样。这按庄子的话来说：“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庄子·徐无鬼》），在老子看来是日益“强梁”。在他们自己看来是白玉不雕孰为珪璋，纯朴不凿孰为牺尊？就是因为有了这“凿”与“规矩准绳”（理性与逻辑）的结合才开发（“凿”）出一个精彩的世界、纷呈的自然、奇巧的器物，使社会日益进步，生活日趋便利。

这样，也可以这么说，是“凿”与“规矩准绳”（理性与逻辑）的结合使得“凿者”日益自信且日趋自负、强梁。他们（“凿者”）自是而非彼，他们以己养鸟，以自为方，彰显自我，突出主体；他们不允许别人和自己不一样，他们就像庄子所说的：“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也。”（《庄子·在宥》）因为如此，所以也就有了“安知鱼之乐”这样的质问（《庄子·秋水》）；他们以自己“全足”而笑他人“不全足”⁽⁵⁷⁾，他们看不惯容不得那些趾支离无脤和哀驼它，使得这些人只能自娱自乐以求精神满足⁽⁵⁸⁾；他们用理性“齐物”，要断鹤胫而续凫肢，他们已经没有了“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这样的思绪；他们还自以为聪明理性，为防盗贼而将“箧、匮、囊”上锁索绳，但就是没有想到大盗能将上了锁索了绳的“箧、匮、囊”整个地盗走，他们还自以为了不得，奋“其臂以当车辙”（《庄子·人间世》）。

这种由“凿”与“规矩准绳”（理性与逻辑）的结合而导致“凿者”日趋自信自负之同时，还导致“凿者”日趋自傲自矜。这就像现代思想家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受过逻辑训练的心智能够计算一切，因而最为盛气凌人”⁽⁵⁹⁾。这用庄子的话来说是：“以知穷德”（《庄子·缮性》），即以掌握的知识理性为自傲自负自矜的本钱，变得日益骄傲、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将知识理性向“恶”的伦理德性转化。

这种自负自傲自矜使得“凿者”目空一切，以为掌握融知识理性逻辑法则于一体的“凿”是能解决所有涵盖一切，于是就像对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庄子·马蹄》）一样来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到处乱“凿”；而且“凿”之不停，照庄子说来是：“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他们像“推舟于陆”那样，将“凿”（名词）放之四海，“凿”（动词）遍五洲；他们要“涉海凿河”，乃至对“浑沌”也要“日凿一窍”（《庄子·应帝王》）。

而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这逻辑过度、理性至上的毛病也就充分暴露了，这“凿”的负面作用也就彰显无疑了。由此也就导致上述庄子对“凿”的贬低，并以“凿破浑沌”（《庄子·应帝王》）来警示大家：开发世界自然，并非单一靠“凿”，理性（规矩）逻辑（准绳）所起的作用并非万能，这就像用“凿”来解牛，必定无解一样。所以也就会有庄子“游刃”解牛“必有余地”（《庄子·养生主》）这一说。以下让我们再来疏解其中的道理。

第一，上述我们提到，“凿木为器”所“凿”之“木”是截取一段之“木”，它是静态之“木”，独立之“朴”。静态凝滞是它的特点。而此处“凿浑沌”的“浑沌”则具维系之性动态之质；它（浑沌）磅礴万物，照耀所有，绵延飘忽，天性异质，如风似云，或游或飘，或舞或荡；它游于无极之野，飘于广漠之乡，舞于无穷之门，荡于静寞之庭；它彷徨于尘埃之外，逍遥在烟雨之域。

同样我们又知道，理性逻辑（规矩准绳）只能解决理性逻辑所能达到的领域和范围，逸出这静态凝滞的领域，理性逻辑法则还真无法涵盖框定这绵延飘忽的态与势、舞着飘着游着的云和风——浑沌，所以与规则准绳融合一体的“凿”是真的无法“凿浑沌”、解全牛的。它必定要“凿破浑沌”、无解全牛。在这里，以“凿”去“凿浑沌”，也正如上述说的那样是“推舟于陆”，是用错了地方使错了工具，用庄子的话来说是“资章甫而适诸越”（《庄子·逍遥游》）。在物一曲的“凿”却想“凿”物之全部，其结果必定“凿破浑沌”。

第二，上述我们提到这“凿木为器”，无论是“凿前有预设”还是“凿中有程式”，均以“计物以数”为基础，这样使得整个过程清晰明了，可知可控可测。然而此处“凿浑沌”之“浑沌”都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来说是茫茫一片冥冥一团，“广广乎其无不容，渊乎其不可测”（《庄子·天道》）。它（浑沌）是与天同形与道同貌，它就像“道”一样，“道不可闻，道不可见，道不可言”（《庄子·知北游》）。这样，用原本建筑在“知”基础上的“凿”去“凿”茫茫一片冥冥一团的“浑沌”，焉能不“凿破浑沌”？这就像庄子在《大宗师》中说的那样：“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即是说，知识必须有针对的对象才能有效——“凿”那些“物彻疏明”的对象才有效，现在连对象都不确定、不清晰、不可测，你的“凿”焉能不失败？“凿破浑沌”是必然的。

那么这“浑沌”果真不可知不可识？客观讲来，这“浑沌”是可以逐步认识的。但在逐步认识过程中，这“浑沌”（自然）总有一块或总有一团的部分，你是无法了解难以穷尽的⁽⁶⁰⁾，不可预测难以掌握的。可以这么说，你想穷尽自然浑沌是徒劳的，只能是“劳乎子之精，外乎子之神”（《庄子·德充符》）。所以，以有限的“知”随（“凿”）无涯的“知”，注定是要失败的，“凿破浑沌”也就必然的了。

第三，同样上述提到的这“凿”是可知可控可测，这也说明这“凿”是可以入木透明，一凿到底一通到顶，一览无遗。但是，这“浑沌”却是游乎环中、相寻无穷。这样，以“一凿到底一通到顶”的“凿”去应对“游乎环中、相寻无穷”的“浑沌”，又焉能不“凿破浑沌”？(www.xing528.com)

以及，这“浑沌”又是辗转相生、递相君臣，是“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庄子·齐物论》）。所以这“一凿到底一通到顶”的“凿”同样无法应对这“辗转相生、递相君臣”的“浑沌”。因为原本计划“凿”出“于”，但最终结果却是“喁”，所以也必定是“凿破浑沌”。

综上所述，这与理性（规矩）逻辑（准绳）相结合的“凿”是难以“凿浑沌”的，无法得“玄珠”（浑沌）的。这也隐喻着理性法则逻辑条理并非万能。庄子就在《庄子·天地》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说明这点：“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理性聪明的人）索之而不得，使离朱（视而可见的远视者）索之而不得，使喫诟（能言善辩、力争逻辑理论的人）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非理性而懵懵懂懂的人），象罔得之。”所以黄帝惊叹：“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他不相信世上有一种“歪打正着”的事情存在。

这种推舟于陆、到处乱凿乃至“凿破浑沌”的做法，所引起的后果是可怕的。庄子在《庄子·在宥》说道：其时“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其时还“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庄子·在宥》）。

这种“凿破浑沌”到底不像“凿木为器”。“凿木为器”时凿错凿破，还可用胶来弥补，而“浑沌”凿破是无法用胶来弥补的。因为这种乱凿是“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耎（蠕动）之虫，肖翘（飞舞）之物，莫不失其性”（《庄子·胠箧》）。对此，庄子十分警惕且相当愤怒，他在声讨、贬低“凿”之同时，还透过现象看本质，敏锐地认为这一切实际上是“凿”之背后的“知”（理性至上、逻辑过度）所造成的。所以他在《庄子·胠箧》中指出“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并泄私愤说气话：要“毁绝钩绳而弃规矩，俪（折断）工倕之指”（《庄子·胠箧》）。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这自然还得开发，浑沌还得发掘，否则，社会何以发展？人类何以进步？这就像庄子自己所说的那样：“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马蹄》）只是要有所改善而已。

于是，鉴于“凿”之难当开发自然之重任，只得变换工具，改变状态，转化理念……以适合自然浑沌的开发。

对此，也让我们一一疏解。

第一，工具的变换。

由薄薄的刀（刃）替代厚重粗壮的“凿”。这里隐喻着工具由粗壮厚重向轻细灵巧的转变，也隐喻着工具由单一向多样的转化，更隐喻这种重“凿”工具主义走向开始出现拐点。

第二，对象的转变。

由静态凝滞的“木”转变到绵延飘忽、茫茫一片冥冥一团的“浑沌”。在这里说它（“浑沌”）视之茫茫听之冥冥，并不是说这“浑沌”真是无结构没内容，而是说这“浑沌”的结构和内容并不是能够由规矩准绳所能衡量的，这就如同牛之骸骨经络哪会是平行直线、方正几何？它是斜曲钩弯、盘根错节。而且，又哪会是死牛一具？说不定是活牛一头，是要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庄子会说这样的话：“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庄子·齐物论》）庄子还会说：“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索。”（《庄子·骈拇》）这也像纯玉一块，其隐含的纹理真的是“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直者不以绳”。

第三，认知的转换。

由于对象的转化，“浑沌”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人对“浑沌”的认知也得以转换，即“浑沌”不是说不可以认知，而是说不能以常规的眼耳鼻舌身（五官）来认知。因为这样，所以庄子会在《庄子·养生主》中说到庖丁解牛（浑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是“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庄子·人间世》）。这就是说，这“浑沌”的认知，不仅仅单靠（眼耳鼻舌身）五官的简单的直观反映，更不是这眼耳鼻舌身与对象的简单对应；它要在这眼耳鼻舌身的基础上，并综合神意和心斋方可完成对“浑沌”的认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需要人与物的结合，身与心的融合，理性与非理性、感觉与直觉的聚合，方能认知“浑沌”、把握“玄珠”。这就像对“似鼻、似口、似耳”（《庄子·齐物论》）的东西的认知和把握，就需要用既似鼻又似口还似耳的综合认知能力去认知、把握一样。这用庄子的恣肆空灵的话来说是：“大一通之，大阴解之，大目视之，大均缘之，大方体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庄子·徐无鬼》）

第四，工作状态的变换。

由于上述工具的变换及对象的转变和认知的转换，这样也就必然导致（工具）工作状态的变换，于是也就出现“游刃”这样的工作状态。这按《庄子·养生主》说来：已转换了认知方法的庖丁是“以无厚（刀）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

这样“游刃”的工作状态大致可疏解为：与物委蛇、同彼随形，与物参差、无所畛域⁽⁶¹⁾，以物为量、谨于去就，以物为枢、循流蔓衍，乘物顺势、随缘葆真。总之，照庄子说来是：“送往而迎来，来者勿禁，往者勿止。从其强梁，随其曲傅，因其自穷。”（《庄子·山木》）

这样“游刃”的工作状态更可以比作爱斯基摩人的独木舟划行。爱斯基摩人在划行独木舟的时候，能够敏锐地感知四周各种物体的位置及其变化；他们能够精确地沿着河流的转弯处划舟拐弯；他们能够在零视线的浓雾里沿着险恶的海岸急速划舟航行；他们感觉着空中的风向、嗅着环境的气味以及听着海浪声和鸟鸣声，以辨别方向；同时，他们依靠着身体臀部的触觉，感知着船底海浪的大小和暗流的流向，随时准备调整，行流散徙，以便安全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建筑在融知觉、感觉、身心、经验于一体之上的游刃状态。

第五，个体理念的转变。

由上述工具、对象、认知等诸要素的转变，也就必然导致持工具者——游刃者（个体）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因为规矩（理性）准绳（逻辑）难以对“浑沌”起作用，所以游刃者不敢作事先预设，这就如庄子所说：“一之间无敢设也。”（《庄子·山木》）这就像“知命不能规乎其前”（《庄子·田子方》）一样。

同样因为逻辑理性（准绳规矩）对“浑沌”难以起作用，所以游刃者在持刀游刃过程中必无固定程式一定秩序，游刃者只能“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山木》）。

同样因为理性逻辑（规矩准绳）难以框定这“渊渊乎其不可测”的“浑沌”，所以游刃者对游刃的结果也是无法掌控、难以预知，这就如庄子所说：“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

诸如此类，直接导致持刀游刃者的思想理念的转变，他会显得内心谦虚行为谨慎，这就像庖丁所说的那样：“每至于族（筋骨盘结），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庄子·养生主》）这也像养虎一样，“不敢以生物与之”，也“不敢以全物与之”，生怕触发了老虎的怒心和暴性（见《庄子·人间世》）。

持刀游刃者还知道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应对“广广乎其无不容”的“浑沌”，这就像《庄子·秋水》中说的：“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他知道人之知识，相对于大知识来说，就像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一样，微不足道，所以游刃者显得相当谦卑。

游刃者更知道不放弃逻辑理性至上的观念就难以“游刃有余”，只有将逻辑理性至上的观念转变，才能“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途）”（《庄子·大宗师》）。如果还以为理性逻辑能对“广广乎其无不容，渊渊乎其不可测”的“浑沌”起作用，这无疑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

于是，持刀游刃者也就显得越发不固执、不偏激，不会突出自我彰显主体，自以为总是正确：真理在手，是非在握；他（游刃者）有时还会反省：“未知今之（六十）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庄子·则阳》）；他（游刃者）有时还会深刻反省：“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庄子·齐物论》）。他似乎明白“是非之彰”则“道之所以亏”（《庄子·齐物论》），是非道德不必执著，好坏善恶不必凝固。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定游刃者犯了相对主义毛病：无是无非，不要是非判断，也不要就此认定游刃者将要弃规矩（理性）毁钩绳（逻辑）。他（游刃者）只不过认为有时在用理性判断事物之是非对错时，千万不可绝对化，还得留有充分余地。因为天地万物各当其分、各得其所，你就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决定此是而彼非。

同样，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游刃者以为“凿”之有限且负面而要抛弃毁绝“凿”及“捶凿”。实际上，在游刃者内心是十分希望将“游刃与凿”结合起来，庄子一句话就充分说明之：“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庄子·秋水》）所以，“游刃与凿”相结合，理性经验（知觉直觉）相融合，才是开发“浑沌”改造自然的最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