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鸢飞鱼跃”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常有出现，现代文本中也时有涉及，但其内涵却少有人探索。本节依据中国传统经、子、集中的相关文本，参照后人的诠释，对“鸢飞鱼跃”的内涵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阐释，并揭示了其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内在关联。具体而言，在阐析了远古时期的“鱼鸟”崇拜，以及文字、音律等文化中与“鱼鸟”相关的内容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对于古人识鱼鸟性名、观鱼鸟气象的梳理，阐明了当文学家诗人们以鱼鸟为筌蹄，拿鱼鸟说事抒情之同时，古代哲人也以鱼鸟为筌蹄，拿鱼鸟说事喻理。
出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鸢飞鱼跃”时常被人使用于现代文本中。然而，遗憾的是，这“鸢飞鱼跃”的内涵却极少有人探索，本节就此作番尝试，对“鸢飞鱼跃”及相关的内容作番诠释，以补其不足。
1．释“鸢飞鱼跃”
“鸢飞鱼跃”中的“鸢”就是指那种形体似“鹰”的“鹞鹰”；按鸟类生物学的知识来界定，“鹰”属隼形目，鹰科。而“鸢飞鱼跃”中的“鱼”则指生活在水中的身体侧扁，用鳃呼吸、有鳞和鳍的脊椎动物。
“鸢飞鱼跃”的完整说法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鹞儿飞在天空，鱼儿跃于水中”。这种自然界生物活动景象最早被记载在《诗经·大雅·旱麓(43)》中。诗描绘的是周文王（诗中“君子”皆指文王）祭祀祖宗、接受祖业福禄的情景。而这里的自然生物景象——“鸢飞鱼跃”也就被诗人们用到了对周文王德行和王朝之伟业的诵咏上了。这就如宋儒朱熹所说的那样：“鸢飞鱼跃”在诗中只是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朱子语类》卷六十三）。
古人们之所以用“鸢飞鱼跃”来诵咏周文王之德行和周王朝之伟业，是想用他们经验世界中的美好印象物——给人益处最多的鸟儿和鱼儿来比附诵咏文王给人带来福祉和德行。
这是因为这水中的“鱼”，尽管人们对它的了解认识远不如人们对“鸟”的了解和认识，但这“鱼”却因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而被人们赞叹并食用以维持人类的生命和促使人脑的成长。《诗经·小雅·鱼丽》篇就记载着人们对鱼及鱼味之类的赞叹；以致今天人们还非常向往这“鱼米之乡”呢！同样，这“鸟”以羽毛美丽、色泽鲜艳而美化自然，使人赏心悦目；这“鸟”又因啼鸣声动听而使人机虑于息、心态宁静，尽管这鸟鸣原本是鸟用来保护领地和吸引配偶的，如《诗经》中说的“鸣求其牡”（《诗经·国风·邶风·匏有苦叶》）；这“鸟”又因有着轻盈体态、舒展飞姿而使人有一种优雅、自由的感受；这“鸟”还因啄蠹除害而保护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所以，宋儒程明道“见人持竿道旁，以粘飞鸟”时而“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为”，“乡民子弟不敢畜禽鸟”了（《二程集·明道先生行状》）。
正因为鱼鸟给人带来如此多的益处，所以诗人们以鱼鸟来比附诵咏文王之德行、周朝之伟业。与此同时，诗人们还以空中鹰儿飞翔高远广宽来对应王朝伟业气势恢宏和前景高远广宽，又用水中鱼儿游弋自如悠然来对应社会生机盎然、舒达豫畅和精神世界自信自如、气象万千。所以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讲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不过喻恶人远去，而民之喜得其所。”（《诗旨》）尤其这原本见人就沉底潜逃的鱼儿都不怕人而跃出水面（“鱼跃”），更被诗人们用来象征社会一片和谐。设想，如在这古诗中不用这鱼儿和鸟儿而用凶猛的兽类来比附和诵咏，能起到对周文王德行和周王朝之伟业的诵咏吗？同样设想，如在古诗中动用低飞程短的喳喳雀儿，能起到比附、诵咏文王之德行、王朝之伟业的效果吗？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古诗中的诗人决意起用鱼儿、鸟儿来比喻诵咏文王之德行和王朝之伟业，并不惜犯下错误，将高飞翱翔“鸢”——这一鸟中的鹰“科”来取代鸟这“类”，使之变得不符合语言逻辑习惯和生物分类原则的“鸢飞鱼跃”。好在这“鸢飞鱼跃”的读音要强于“鸟飞鱼跃”，因为古代“鸟”“屌”（男性生殖器）同音。也大概由事出有因的诗人们用了“鸢飞鱼跃”，所以后人（如宋明理学家）也就懒得改动，一直沿用至今，称之“鸢飞鱼跃”，但在他们的物象世界和语言词汇里倒一直是“鸟飞鱼跃”。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呈现在大量历史典籍中，古人说得更多的是对应对举的“鸟”和“鱼”。而此时出现在历史典籍中的“鱼鸟”已超出原本自然生物的范围，这“鸢飞鱼跃”也超出了自然景观的视野，具有人文精神和文化含义，并构成颇具特色的中国“鱼鸟”文化及由此基础上形成的诗人的“借鸟抒情”的文化传统。
当文学家诗人们以鱼鸟为筌蹄，拿鱼鸟说事抒情之同时，儒学理论家也没有闲着，他们也以鱼鸟为筌蹄，拿鱼鸟说事喻理。
出于儒家学说的整合需要，孔子之孙子思就在其儒学典籍——《中庸》一书中用到了“鸢飞鱼跃”，他说道：“《诗经》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中庸·十一章》）而此时的“鸢飞鱼跃”（“鸟飞鱼跃”）通常认为是被子思用来喻说天理道体自然流行；这大概是子思想用天空中鸟儿的流畅飞翔和流水中鱼儿的悠然游弋来象征儒之天理道体自然流行化育、无阻无碍。同时子思还用“鸢飞天上，鱼游地下”来喻说天理道体不但自然流行化育、无阻无碍，而且还极其上下，存在于天地之间，四面八方，无所不在、无处不存；这天理道体就像鱼跃鸟飞那样活泼泼的不滞于一隅：这天理道体体现在日常的动容周旋、出入语默和洒扫应对、酬酢与变之际，这天理道体又体现在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和满山青黄碧绿之中，真是“事事物物上皆见得这天理道体”（朱熹语）。所以，以后的朱熹在提到这些时认为是：鸢有鸢之性，鱼有鱼之性，其飞其跃，天机自完，便是天理流行发见之妙处。故子思姑举此一二，以明道之无所不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三）。
在这里，儒家子思开创性的用“鸢飞鱼跃”来喻说天理道体自然化育流行，被宋儒程明道称赞为：“子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开示学者切要之语也。”（《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二》）自此之后，凡儒生士人要说到天理道体、人性道德、学问工夫时，也就无不用到“鸢飞鱼跃”来表示之，它在宋明理学家那里表现尤为突出，这同样构成一种特定的“鱼鸟”文化现象及由此形成的理论家“借鸟喻理”的文化传统。
同时，在子思开创性的用“鸢飞鱼跃”来喻说天理道体自然化育流行之际，他还特别强调“上下察”，这样也就突出了原本就有且历经久远的士人观（察）鱼鸟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如宋儒程子就“见鱼则知自得意”，“且常畜小鱼数枚于盆池，时时观之”。尽管宋儒朱熹出于对天理道体自然（客观）流行的强调，将“上下察”之“察”作形容词理解，即“昭著”(44)，说“子思引此诗，以明（天理道体）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中庸注》），“子思之意却是言道理昭著”（《朱子语类》卷六十三）。但这并不能排斥儒生士人对“察”作动词“观察”理解，即观鱼鸟以明道理，如明儒吕柟说：“程子谓鸢鱼之论，于学者极有力，活泼泼地最有味。盖子思鸢鱼之咏，即是夫子川流之叹一般，见得道无不在，工夫无一息可间断得。然说道鸢飞流水处，极是紧切的，见得工夫有少间断，便与道相离了。此所以须是时时省察。”（《泾野子内篇》卷三十五）还特别强调：“鸟兽草木元初与我也是一气生的，怎么不要格？如伏羲亦曾观鸟兽之文。”（同上）而实际上，朱熹也是不能将观点一以贯之的，如他又说道：“鸢飞鱼跃，道体随处发见。谓道体发见者，犹是人见得如此，若鸢鱼初不自知”（《朱子语类》卷六十三），这“发见者”即为“鱼鸟”观察者，这“人见得如此”就是强调了这“鸢飞鱼跃”所体现的天理道体是需要“发见者”（人）去观察体会的。同时，朱熹还时不时地流露出在他心目中存有的根深蒂固的“观物明理”的情结：“仰看乔木阴，俯听横飞泉”，这“仰看鸟儿飞，俯观鱼儿游”就是想在观鸟看鱼中引出天理道机、思想感情来。
2．鱼鸟文化
由于鱼鸟给人的益处实在多，所以这些鱼鸟也就被早期人类以保护神或祖先那样供奉和崇拜，由此产生“鱼鸟”崇拜，成为鱼鸟文化中的特殊现象。
根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居住在半坡的炎帝族中的一支部落就崇拜“鱼”及以“鱼”为图腾，半坡地区出土的陶器中的纹饰大多以“鱼”为图形；其部落首领——“鲧”就字从“鱼”。由于部落崇拜“鱼”并以“鱼”为图腾，所以部落间的人就以“鱼”自称，这样也就演变成后来日常中的“吾”（《释文》说：“鱼音吾”）。
而生活在山东齐鲁一带的东夷族则崇拜“鸟”及以“鸟”为图腾，其地出土的大量陶器——鬶和盉上就有仿鸟的图像，而细高瘦长的觚形三足器就有模仿鸟足的痕迹。
这种早期东夷族对“鸟”的崇拜，到春秋战国期间的齐鲁东夷旧地还能随处感受到，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说子路“冠雄鸡”，而《韩诗外传》中还记载着晏子批评齐景公“重鸟而轻士”的事情，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中的孔子的双袖就饰有鸟形，微山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针灸行医图》中的扁鹊就以半人半鸟的形象出现，而这扁鹊的“鹊”字或许还与“鸟”崇拜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关系……
随着东夷文化由东向西（沿海向内陆）的扩展和传播，使得中原一带的部落在原有的崇拜物基础上崇拜起“鸟”来，如仰韶文化遗址中就有绘着鱼纹和鸟纹的陶片。而到东夷族和炎帝族的融合后，就干脆出现一种以鱼鸟为混合物的图腾，如鲲鹏和龙凤。表现在当时的铜器和鼎物上就有龙凤的图案装饰，有些器物同时饰有龙纹和凤纹，还有些器物直接被制作成鱼鸟混合、龙凤合体的器物，如出土的四足觥就前肢如马足，外侧饰龙纹，后肢如鸟足，饰羽毛纹，胸前饰夔龙纹，腹后饰翅膀纹。这些被闻一多先生说来是部落兼并和融合后的必然结果（《伏羲考》），反映了融合后的部落氏族的图腾崇拜意识。以后，这种“龙、凤”进一步结合，就构成华夏民族的“龙凤”图腾，象征着华夏的统一、民族的吉祥、权力的至高和人物的圣贤。而这“龙凤”实际的原型就是“鱼鸟”。
“鱼鸟”崇拜的结果，还将“鸟”与人的成长联系起来。如神话传说中的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在被母亲遗弃渠中冰上时，就是被飞鸟用温暖的翅膀温暖后得以生存下来的，《史记·周本纪》就记载下了这段传说。《诗经·大雅·生民》则用诗的语言记录：“涎寘之（后稷）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
，厥声载路。”
更有意思的是，远古人还崇拜“鸟卵”，如山东龙山文化著名的胎薄而光亮的蛋壳黑陶就是远古人崇拜的“鸟卵”的物化形式，以致使他们还将“鸟卵”与人之生育起源联系起来。如《史记·三代世表》就有契母吞卵而生契的神话记载。
这种对“鸟”及“鸟卵”的崇拜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像明袁宏道所说的那样：（效）法鹄卵，认为这“鹄卵”是“无闻无见，冥冥漠漠，烁之不以为热，濡之不以为寒，蒙之祖世，故法鹄卵”(45)。
对“鱼鸟”的崇拜还以崇拜“鸟羽”的形式出现。远古人用美丽的羽毛装饰自身，认为这样能使自己附有鸟的某些特征。如将好斗的鹖羽做成鹖冠戴在头上，认为就会有像鹖一样好斗的精神和至死不退的品性。所以导致汉代保卫皇宫的“虎贲武骑”就一律头戴鹖冠；而形如羽毛如林的军队，也就被称为“羽林”，被期待着像鹖鸟一样勇敢作战、视死如归，以保卫皇室宗族。
又因为鸟性善飞，所以古人还以披羽衣（羽制成的衣服）以向往神仙飞翔，表现在秦汉之际，就有不少神仙方士喜欢穿“羽衣”，以表达神仙飞翔之意。而古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除对“鱼鸟”的崇拜外，还认为万物一体、人物同禀一气、共具一性，故披羽以求气性相同相互感应作用，所以披羽以示能飞、戴鹖冠以示特别能战斗。
远古人对“鸟”的崇拜还表现为以“鸟”为官名，《左转·昭公十七年》就有这种记载。这种“以鸟名官”之事，“推寻其本貌，当即少皞（昊）在东海所建立之鸟国，以鸟名官之，诸官实皆鸟也”（袁珂《山海经校注》）。
对“鸟”的崇拜还表现为以“鸟”命名自己的名字。如东夷族首领少皞（昊）的“昊”字，就有人疑为“狊”字的传误，而这“狊”字，在《尔雅》中释为“鸟曰狊”；《说文》中还将“”解释为“，伯劳（鸟）也”。同样，太昊姓凤，凤又与“风”相通，即凤鸟(46)。
同时，这少皞又名“挚”，按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解释：古挚、鸷相通。袁珂还认为这种以“鸟”命名还表现在远古帝王——帝俊身上：帝俊即殷墟卜辞所称“高祖夋”，“夋”在甲骨文中为鸟形，所以帝俊的“俊”字与鸟有关系（袁珂《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九》）。
更有意思的是，李镜池先生按文字假借之法来解释，这东夷的“夷”即是“
”，也即《说文》中的“鹈”。“夷”与“弟”，形类声近，“
”即“鹈”(47)。如是这样，这“东夷族”的“东”代表东方，“夷”即“
”（鹈）——一种水鸟，也即是说，远古中国东部民族部落——东夷族也是以“鸟”为名的。
与以“鸟”为名相联系的是，古人还以“鱼”为名，如孔子之子就以“鱼”为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而这以“鱼”为名，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说来还是“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的。同样，孔子的世孙也就以“鱼”为名：孔鲋（鲋鱼即鲫鱼），字子鱼。
历史上以“鱼”为名的还有，如卫灵公之臣史（鳅），又称史鱼，字子鱼……
“鱼鸟”文化中还有文字、音律与“鸟”有关。远古人出于对“鸟”的爱好、崇拜，就将文字的发生也与“鸟”相联系，那就是黄帝之大臣苍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苍颉造字”。古人还将这种造字法归结为类推法，如《淮南子·说山训》说：“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
“见鸟迹而知著书”，似乎有些神奇，但确有不少字与“鸟”有联系，如宋曾敏引《独醒杂诗》记载：“王荆公（王安石）作《字说》，一曰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可得。子媳适得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妇曰：鸟反爪而飞也。公以为然。”这说明“飛”（繁体“飞”字）字表示了鸟儿翻转卷屈脚爪升向空中的意思。
又如张舜微在《郑字丛著》中认为“非，飞也”，“非”字古文作“
”，毛公鼎作“
”，像鸟类张翅飞举之形。因为鸟飞举则两翅必相背，因而引申“非”为违背之称（张舜徽《演释名》）。
同样对于音律，远古人也将它与“鸟”之鸣联系起来，《淮南子·天文训》说：“律之初生，写凤之音。”《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记载：古代黄帝命令伶伦（乐官）制定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到阮喻（即昆仑山）之阴，在嶰溪之谷取内空厚薄均匀、长三寸九分的竹管而吹之，以定黄钟律的宫音，又制作十二只竹管在阮喻山下听凤凰鸣叫以辨别十二律。
这种伶伦“听凤凰鸣叫以辨十二律”之说法有些神奇，但鸟之鸣唱复杂多样及感人动听却又是事实，《诗经》记录下不少鸟鸣，有鹤鸣、鸠鸣、鹳鸣、雁鸣、鸣及仓庚（黄莺）之鸣，真是“鸟鸣嘤嘤”。据现代科学研究，这鸟鸣确有音节、旋律和乐感，且每一种鸟都有吸引配偶的主题曲。
而最能体现“鱼鸟”文化的莫过于历代士人的诗文，且常常“鱼鸟”相对并举，这在后世诗家的眼里，“鸢飞鱼跃”成了诗家的“点缀景物之词”（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如庄子在《大宗师》里吟道：“梦为鸟而戾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而阮籍则在诗中说：“纶深鱼渊潜，矰设鸟高翔”（《咏怀诗》其七十六）。嵇康也在《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说：“仰落惊鸿，俯引渊鱼。”以后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中也以“鱼鸟”相对并举：“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而鲍明远则在《游东田》中说道：“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曹植则吟道：“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情诗》）庚信说得更有意思：“苍鹰斜望稚，白鹭下看鱼。”（《寒园即目》）
到了唐朝，诗人们更是鱼鸟相对并举，如白居易诗吟：“倦鸟得茂林，涸鱼反清源。”（《即事咏怀》）杜甫在《绝句》中云：“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柳宗元则说：“浮晖翻高禽，沉景照文鳞。”（《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而王维在对辋川的风景描绘时说：“轻倏出水，白鸥矫翼”（《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莺”（《积雨辋川庄作》）……
这种在诗文中以“鱼鸟”相对并举出现的现象，就连宋明理学家也不例外，如胡宏在《碧泉独步》中吟道：“小鱼冲岸侧，白鸟立溪湾。”而明文学家袁宏道说得更着急，索性将“鱼鸟”绑成一句完成：“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高梁桥游记》）以后文人有时还会以“鱼鸟”来喻人物，如袁枚在《示香亭》中说道：“兄为西湖鱼，弟为粤西鸟。”（《小仓山房诗集》）
在这里，历代诗人不管是四言、五言、七言还是其他文学体裁，不涉及“鱼鸟”两字的极少；同样，这诗人不管是古代的还是近代，不犯“鱼鸟”两字的也很少的。可以这么说，涉及“鱼鸟”的诗文正是连篇累牍，收集起来可以积案盈箱。
那么，为何会有这般“鱼鸟”对举的文化现象呢？这大概在于古代文化人似乎与现代人一样知道“鱼鸟”源于同一生物体，如《淮南子·诠言训》所说的那样：有鱼有鸟，“谓之分物”，实“同出于一”，只是“所为名异”：“鸢飞鱼跃”而已。所以，《山海经》中就记载着“鱼身而鸟翼”（《西山经》）的混合体，如文鳐鱼就“鱼身而鸟翼”，“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基于此，所以历代文人们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将“鱼鸟”捆绑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这一种独特的“鱼鸟”文化。
更需要说明的是，当古代文人在将“同出于一”的“鱼鸟”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却还充分印证早就存在在他们头脑中的那种“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老子·二章》）的辩证观点，即“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而这同时还便于他们的“仰观俯察”，从而构成颇具特色、饶有趣味且发人深思的“鱼鸟”文化。
还需要说明的是，当古代文人在将“同出于一”的“鱼鸟”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却明白无误的将“鸟”置“鱼”前，即“鸢飞鱼跃”，这充分说明古代人也知道研究了解“鱼”要比研究了解“鸟”来的困难；这人对“鸟”的了解要超过人对“鱼”的了解，尽管水中之鱼是陆上生物的两倍，也即如范家相在《诗审》中说道：“美万物盛多，但言鱼者，在下动物之多莫如鱼也。”基于此，我们也就能充分理解孔子为何强调“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时独缺“鱼”（《论语·阳货》）。也基于此，在“鱼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借鸟抒情”和“借鸟喻理”，极少有“借鱼喻理”。对于文人“借鸟抒情”和“借鸟喻理”的文化传统，笔者在以下篇幅叙述之。
1．识鱼鸟性名
以上说道诗人们以给人最多益处的鱼鸟来比喻诵咏文王之德行和周朝之伟业，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颇具特色的“鱼鸟”文化及形成以“鱼鸟”为筌蹄，借“鸟”抒情的文化传统。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士人们为了更好的借“鸟”抒情，发扬这一传统，提出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与性（《论语·阳货》）。这是因为诸如孔子这样的士人知道：借“鸟”（物）抒情这一文化传统是要凭借自然界里的物象（鸟兽草木鱼虫川谷）寄托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如果现在连鸟（鱼）的名与性都不识，又怎样能做到借“鸟”抒情？又怎样能像《诗经》那样“兴观群怨”？
正因为这样，所以孔子这样的有识之士就强调当人们要借物（“鸟”）抒情时，就必须先要识得鱼鸟之名和鱼鸟之性，只有多识鱼鸟性、名，才能抒发日益丰富的思想感情。
好在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养育着大量的不同种类的鱼鸟，够士人们去认识的。可以这么说，凡《诗经》中论及的“鸟”与“鱼”，如雎鸠（水鸟）、黄鸟（或黄雀或黄莺）、鸤鸠（布谷）、流离（鹠
）、鲿、鲨、鲂、鳢、鲤、
等，那些借物（“鸟”）抒情喻理的士人们大概都能识得这鱼鸟的性与名的。如诗《毛传》说到“鸨之性不树止”这样的话，这是因为“鸨鸟连蹄”（野雁连蹄），所以不能停止在树上，“树止则为苦”（《陆疏》）。
同样对于“鹑鸟”的性与名，是因为“此鸟性淳（仁），飞必附草，行不越草，遇草横前即旋行避之，故曰鹑”（仁鸟）（陆佃语）；以及《诗·小宛》中说道“题彼脊令，载飞载鸣”，这是因为士人们知道这种“脊令”（雝渠、鹡鸰）的鸟性是一飞就鸣，飞鸣不相离，故称“脊令”载飞载鸣。同样《诗·小雅·白华》说到的“有鹙在渠”的“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有对此鸟性的详细认知：“秃鹙，水鸟之大者也。出南方有大湖泊处。其状如鹤而大，青苍色，张翼广五六尺，举头高六七尺。长颈、赤目……其爪如鸡，黑色。性极贪恶，能与人斗。好吃鱼蛇及鸟雏。”
这种详细观察、认知鸟性的还有不少，如《诗·国风·鸤鸠》中就有对鸤鸠（布谷）居占鹊巢作了描绘，“鸤鸠在桑，其子在棘，其子在梅，其子在榛”，这是说鸤鸠这样的鸟性是不自伏卵哺雏，寄巢产卵将子托庇他鸟卵翼之下，在梅在榛在棘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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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鸟性鸟鸣的认识，还导致士人们对鸟鸣鸟语等有所认识，如宋儒邵雍就因识鸟性懂鸟语而著称于世（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正因为这样，所以清周亮工会在《书影》一书中说道：“古有以解鸟语者。”（《书影》卷七）
同样对“鱼”，士人们认识到：鱼一般冬天性定，春来则聚而秋来则散（见《庄子·骈拇》成玄英疏）。除此之外，士人对“鱼”之性的认识还相当详尽，如《诗·周颂·潜》中就说到“鲔”（
）是“春鲔新来”，为什么呢？《孔疏》说：“冬则众鱼皆可荐，故总称鱼。春唯献鲔而已”，是因为“河南巩县东北崖上山腹有穴。旧说云：此穴与江湖通。鲔从此穴而来，北入河，西上龙门入漆沮。故张衡云：王鲔岫居。岫谓此穴也。然则其来有时，以春取献之，时新来也”（转引自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对于《诗·小雅·鱼丽》中提到的六种“鱼”，士人们也对此作性状识别，如陆佃《埤雅》说：“鲿鱼黄、鲂鱼青、鳢鱼玄、
鱼白、鲤鱼赤”，他以五色来配除“鲨”以外的五种鱼；又说：“鲿鲨小鱼、鲂鳢中鱼、
鲤大鱼。亦其鲿鲨之美不如鲂鳢、鲂鳢之美不如
鲤”。而对于鲨鱼，《毛传》用《尔雅·释鱼》文认为：鲨，
也，此鱼“狭而小，常张口吹沙，故曰吹沙，是此鱼之命名因吹沙而得，故其字鱼旁着沙”（转引自陈子展：《诗三百题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
正是有了这些对“鱼鸟”之性与名的观察了解认识，士人们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借物（“鸟”）抒情喻理。以下让我们看看士人们如何借“鸟”抒情吧。
2．借“鸟”抒情
这种借“鸟”抒情早在《诗经》中就有表现。如《诗·国风·燕燕》吟道：“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按《诗序》说来，此诗为庄姜送归妾（戴妫）而作，是说诗人送别时，见燕燕双飞，而今我留，之子（所送别的人）则归去，不觉“泣涕如雨”。这是诗人见燕托兴、以鸟入诗，借“鸟”抒“伤逝怀旧之情，家国兴亡之感”（王士桢《分甘余话》）。
同样，《诗·国风·雄雉》云：“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是说诗人见雄野鸡的飞翔，以鸟入诗，抒发思念久役于外的夫君的情怀。
《诗经》中诗人借“鸟”抒情的诗篇很多，我们不作一一叙述。这些诗作，按古代做诗原则来看：禀赋七情的人是应物思感、触物而发，即从耳目感官所能接触到的景物，吟咏抒情。而这么多的“鱼鸟”入诗，借“鸟”抒情，足以说明当时人生活的环境是随处可见鱼儿游泳、鸟儿飞翔，所反映出的生态环境远比以后要好得多，哪像杜甫那样非得“决眦入归鸟”（尽量睁大眼睛去看鸟），更不像我们今天那样：难得见飞鸟。
正因为古代人与“鱼鸟”和谐相处且随处可见“鱼鸟”，对鸟之性名相当熟知，在有了借“鸟”抒情这一传统开端之后，士人们就不断地将“鸟”入诗，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尽管后人见到的“鸟”已远不如前人来得多，但这不妨碍他们借“鸟”抒情，因为他们早已将日常中的“鸟”和典籍中的“鸟”之性名熟记于心了。
如对于雁鸟这一“秋南去春北归”（韩愈语）的特性，诗人们就不断地以诗“咏雁”，以抒发对人思念之情、愁寂之心，如唐朝杜甫的《归雁》：“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双双瞻客上，一一背人飞。云里相呼疾，沙旁自宿稀。系书无浪语，愁寂故山薇。”
诗人们又以白鹄“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飞翔特性，以借咏“鹄”而抒发人生道路上的离合悲欢之心情，如南朝宋吴迈远的《飞来双白鹄》云：“可怜双白鹄，双双绝尘氛。连翩弄光景，交颈游青云。逢罗复逢缴，雌雄一旦分。哀声流海曲，孤叫出江
。岂不慕前侣，为尔不及群。步步一零泪，千里犹待君。乐哉新相知，悲矣新别离。持此百年命，共逐春阴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同样对于燕子成双而宿的鸟性，诗人们借咏燕来抒发表达人间情侣的深厚情感，如清高瀛洲的《赋燕》：“雕梁小垒渐泥融，修尾长襟斗翠红。不爱高飞爱双宿，晚帘消得月朦胧。”
而对于百舌鸟之春后鸣啭不已、反复啼叫的报春特性，诗人们借鸟托意，抒发情感：讨厌那种口舌无定、心机不仁之人物，如唐杜甫：“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知音兼众语，整翮岂多身。花密藏难见，枝高听转新。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
诗人们还借咏白鸥徜徉白沙浅滩、逐浪而翔、烟雨而飞的鸟性景致来抒发表达作者不愿混入浑俗险恶的社会的高雅情操。如唐陆龟蒙《白鸥》道：“惯向溪头漾浅沙，薄烟微雨是生涯。时时失伴沉山影，往往争飞杂浪花。晚树清凉还
，旧巢零落寄蒹葭。池塘信美应难恋，针在鱼唇剑在虾。”
诗人们又借鸳鸯偶居不离、生死相共的鸟性，来抒发人间情侣相依相偎，如唐吉师老《鸳鸯》吟道：“江岛濛濛烟霭微，绿芜深处刷毛衣。渡头惊起一双去，飞上文君旧锦机。”
同样，诗人们还借杜鹃啼血这一鸟性，在咏杜鹃中抒发哀怨愁伤的情绪，如唐杜牧的《杜鹃》：“杜宇（杜鹃）竞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芳草迷肠结，红花染血痕。山川尽春色，呜咽复谁论。”杜甫的《子归》也是如此：“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若教恨魄皆能化，何树何山著子规。”
以及鹭鸶闲立静眠于烟雨浅滩池塘中的景致也被诗人用来抒发对闲适、自由的向往的思想情结，如唐郑谷的《鹭鸶》曰：“闲立春塘烟淡淡，静眠寒苇雨飕飕。渔翁归后汀沙晚，飞下滩头更自由。”
更有甚者，有诗人还借鸟啼来抒发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情感，如欧阳修的《啼鸟》就是如此：“穷山候至阳气生，百物如与时节争……花深叶暗耀朝日，日暖众鸟皆嘤鸣。鸟言我岂解尔意，绵蛮但爱声可听……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花开鸟语辄自醉，醉与花鸟为交朋。花能嫣然顾我笑，鸟欢我饮非无情。身间酒美惜光景，惟恐鸟散花飘零。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
1．观鱼鸟气象
类似观鱼鸟天地生物气象的事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如孔子弟子曾点就在暮春时节，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然后咏歌而归（《论语·先进》）。以后士人们就不断地重复，并丰富发展，如宋张子厚观驴鸣，周敦颐观鱼游、并不除窗下草以观之，程伊川还和他人春游看花，而程明道因为观天地生物气象、观鸟看鱼，所以见人捉鸟而劝人不要捕鸟类……
诸如这些观天地生物气象，按程伊川说来是观天地自然造化之妙及事物至理（《二程集·程氏文集·遗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士人们是如何在观鱼鸟气象中看天地自然造化之妙的。
我们知道，在古人看来，宇宙间万物一体，同禀一气；这阴阳之气不但流行于天地之间，也同样活动于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之中；它（阴阳之气）在天地间体现为春夏秋冬（气候），它（阴阳之气）在同禀一气的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中体现为花草树木的开谢荣悴和候鸟的春北秋南或春南秋北，这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讲到的：“鸟语花香即秉天地浩然之气；而天地浩然之气，亦流露于花香鸟语之中。”（《谈艺录·随园论诗中理语》）而我们也正是从花草树木的开谢荣枯和候鸟的春北秋南、春南秋北中看到大自然的气候景象，所以观鱼鸟气象是指观鱼鸟与气象物候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竺可桢把物候称为生物气候。也因为这样，天地间的鸟语花香实际上是大自然的语言，我们能从这些花香鸟语中读懂自然大地，理解天象气候。
如《诗经》中的《七月》就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这是说仓庚（黄鹂、黄莺）这样的鸟在春天鸣啼以报春天的到来，这样也就将黄鹂、黄莺这样的鸟称为“候鸟”。我们也正是从这些鸟的变化中看到气候与季节的变化。也因为有此《诗》云，所以也就有了武元衡的《春晓闻莺》和韩愈的《和武相公早春闻莺》这样的诗篇。他们就是听到了黄鹂、黄莺这样的候鸟啼鸣后知道了春天的来到，或者说春天的来到必有着相应的莺鸣声和群莺飞翔的物象，如唐诗人钱起说：“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阳。”（《赠阙下裴舍人》）
同样在《诗·七月》中记载“七月鸣”这样的生物气候，这是说七月天里（伯劳）鸣叫甚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伯劳）为候鸟，夏至开始鸣叫，到冬至停止鸣啼。这就像《易·通卦验》说的：“博（伯）劳夏至应阴而鸣，冬至而止，故帝少皞以为司至之官。”
诸如此类的物候还有，如《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孟春之月……东风解冻，候雁北”，这是说像大雁这样的冬候鸟在春天来临之际就飞到较远、较冷的北方去繁殖，等到秋季来临之时再飞回来，所以《吕氏春秋》十二纪又说“仲秋之月，候鸟来”。
正因为这样，士人也一直认为像雁这样的“鸟”是“知辟阴阳寒暑”的候鸟，也正因这样，所以农村往往以这种候鸟——“飞鸟时移”（《淮南子·地形训》）来决定农事，如四川绵阳地区的农谚就这样说：“雁鹅过，赶快播，雁下地，就嫌迟”（竺可桢：《物候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这就是以候鸟的物候来决定农事。
《吕氏春秋》十二纪还说：“仲春之月……玄鸟至”，这是说春天来临，春分时节，过了冬的玄鸟（燕子）从较暖的南方飞向原住地来繁殖，所以古人又说“春分玄鸟降”。同样清周京在诗《燕来》中吟道：“烟雨疏疏覆绿苔，海棠时节燕重来。不辞故国三千里，还认雕梁十二回。”这是说像玄鸟（燕）这样的夏候鸟很守信用，春来秋去，而且重返故地，认“雕梁”识“旧邻”。而之所以能飞回故巢，魏晋傅咸《燕赋序》说是：“燕今年巢在此，明年故复来者，其将逝，剪爪识之，其后果至焉”，是说燕子以“剪爪”来认识旧地故巢，所以能年年重来而不误。
同时，燕子飞的高度也与气候有关，民间谚语就说：“燕子高飞报天晴，燕子低飞有雨淋。”
这种能知阴雨的鸟还有“鹬”这样的水鸟，《说文》称“鹬”为“知天将雨鸟”；因为鹬鸟能唤（鸣）来雨水，所以古代人常取鹬羽覆盖头上以求雨。类似“将阴雨则鸣”的水鸟还有“鹳”(48)，《诗经·国风·东山》就说到“鹳鸣于垤”，郑玄《笺》说：“鹳，水鸟也，将阴雨则鸣”；孔颖达《正义》解释是：“鹳是好水之鸟，知天将雨，故长鸣而喜之”。又引陆机《诗草木虫鱼疏》云：“鹳，鹳雀也，似鸿而大，长颈赤啄，白身黑尾翅；树上作巢，大如车轮；卵如三升杯。望见人，按其子令伏，径舍去。……若杀其子，则一村致旱灾。”这是说像这样报晴雨的“鹳”，我们不能杀其幼鹳，如杀之则导致全村旱灾。这样的说法有些神秘，但在这神秘处透露这样的信息：人们应对这些具有感知天气气候的鸟类加以保护。
像燕子这样的夏候鸟还有杜鹃。古代称杜鹃为“
”，阮籍《首阳山赋》云：“蟋蟀鸣于动房兮，
号于西林”，《广韵》解释：“
，鸟名。……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这杜鹃鸟叫声似语音“布谷”，又恰在播种季节，所以又称“布谷鸟”，这样导致古人诗云：“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耕早，正是披蓑叱犊时。”（宋蔡襄《大杜鹃》）陆游也有诗云：“时令过清明，朝朝布谷鸣，但令春促驾，那为国催耕……”
陆游不但对杜鹃鸟的物候作描述，他还在《鸟啼》一诗中对其他鸟与气候、季节的关系作了描绘：“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土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忧草茂……”（《陆放翁集》卷二十九）这些当然与陆游平时对自然物候的注意有关；他在七十六岁时作的《初冬》诗中就表白了对物候的留意：“平生诗句领风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陆放翁集》卷四十八）
同样，《淮南子·谬称训》中还说道：“鹊巢知风之所起”，这是说喜鹊筑巢时可预知当年风灾之大小，如鹊在较低又坚实的树枝上筑巢，则可能有大风。
从鸟的活动中能看到气候的变化，同样，从鱼的表现中也能看到气候、季节的变化。如果我们能看到鲥鱼的话，那必定是春季，因为这种海产鱼只有在春季才到长江等河流中来产卵。因为这样，所以《诗经》中就讲到“潜有多鱼，有鳣有鲔”（《国颂·潜》），《诗序》说：“《潜》季冬荐鱼，春献鲔。”这是说，当用鲔鱼来献祭宗庙时，必定是春天，因为这种鲔也是在春季从海溯河而上来产卵，所以《夏小正》说：“二月祭鲔”……
诸如“鱼”的表现反映气候的还有，如《淮南子·说山训》说的：“水浊而鱼
”，这是说鱼群露出水面用嘴呼吸表示水质浑浊而缺氧……
这些大概均属程伊川所说的观天地生物气象的范围，从中也可看出天地自然造化之妙（《二程集·程氏文集·遗文》）。同时，这观天地生物（鱼鸟）气象，除能看出天地自然造化之妙外，还能看出事物之至理。如二程自己就“观鸡雏”以知“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这大概就是理学家所强调的“观生物气象”以知事物之至理。那么，怎样理解“观鸡”以知仁呢？这在《诗·国风·风雨》中有例证，《风雨》诗云：“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说，尽管风雨凄潇、风雨如晦，但鸡鸣不已，这公鸡犹如处天昏地暗，风雨飘摇中的君子一样不改其度（每天鸣叫），处事有常，造次不移，临难不夺，所以《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怎么心中不喜）。”这也就是二程所说的“观鸡”以知仁义，也即是观“鸟”以知事物之至理的表现。有了这些，也就有了以下士人的借“鸟”喻理的表现。
2．借“鸟”喻理
对于借“鸟”喻理，如唐韩偓在《翠碧鸟》中借翠碧鸟因羽毛翠碧光彩而遭伤害来喻说人处世立身当自敛，不可露才扬己、炫耀张扬，以免遭到祸害的事理：“天长水远网罗稀，保得重重翠碧衣。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
同样，欧阳修也在《金鸡五言十四韵》中以“高田啄秋粟，下涧饮寒濑”的锦鸡喻理：锦（金）鸡就因羽毛璀璨明丽，光彩夺目而遭“网罗挂”，所以人也不可以自身甚美，不群傲物，如炫耀过分就会遭“众害”；人要懂得“有身及吾患”的道理，如像老子说的那样“吾无身”，那又何来“祸患”呢？（《老子·十三章》）
诗人们还以花鸭喻世事人情之理：“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杜甫《花鸭》）这是要人不要“黑白太分明”，因为“黑白太分明”有时会引起群心嫉妒；人也不要像花鸭那样“先鸣”惊人，露才扬己。
诸如以“鱼鸟”为筌蹄，借“鸟”喻理的还有：随着人群的增多，生存空间的扩大，“鸟”的生存空间相对缩小，人见到的“鸟”日益减少，对鸟性的认识相对薄弱，士人们也就超越特殊的鸟性，以一般的鸟性来喻说人间的一般道理。如借禽鸟飞翔，群双恋如、形影相依、啼鸣相应、浑融无间来喻说“恕道”：人与人之间也应相互依恋，融洽和谐，而不该动于利害，私于有我，刻责他人，损过归人、善益归己。
同样，借“鸟翔于天”而打成一片、无物能间来喻说人与人之间也应顺适恬畅，彼此间施予“恕道”（《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
士人们又借“鸟翔于天”的飞鸟以虚为实来喻说社会人间“虚”“空”的道理：人有时在欲望占有“物”时，同样需要将凡事凡物看“空”些，看“虚”些，以“虚”为实，以“空”为有，视天下名利为尘劳妄幻、风灯聚沫，不足倾恋，这样人活在人间就轻松不少、自在很多。这照白居易《短歌行》的说法是“世人求富贵，多为奉嗜欲”，就以读书求功名来说，“负笈尘中游，抱书雪前读。布衾不周体，藜茄才充腹”，到了“三十登仕途，五十被朝服”，但人到五十被朝服又怎么样呢？却是“耳目聋暗后，堂上调丝竹；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如此想来过去汲汲于“有”，不都是“空”的吗？
同样，又借群鸟见暴雨将至飞栖森林，来喻明人与鸟类一样喜青天白日、求和谐明亮的道理。
这种借（观）“鸟”喻理悟道的事例还有很多，如观鸥鸟不下，则知其主人机心未净、善端未立；借（观）“鸟”飞翔不留痕迹，以喻说哲学上的“无迹”道理；借（观）“鸟”鸣啼明快，欢叫雀跃，以喻说儒之“乐”道，这就像明儒黄石斋说的：“（鱼）鸟，屈折动静、姿态横生，足见可乐。”（《榕坛问业》）
……
以上是对“鸢飞鱼跃”的若干内涵的诠释。限于篇幅，以鸟性喻人性的有些内容则将另起文章叙述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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