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面组合
中国建筑没有像罗马万神庙、巴黎圣母院、伦敦圣保罗教堂那样激动人心的、单体的、空间巨大的穹形立体几何式建筑。但欧洲也没有像北京明清故宫、天坛，唐长安城等气势恢宏的群体组合建筑。
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特点。例如，唐宋至明清的陵墓或某些名山寺院，它们的序列都很长，但建筑物不多，只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或是起到某个序列阶段的标志的作用。明十三陵的空间序列，从石牌坊到长陵主体建筑，长达6公里，中间序列有石牌坊、大红门、碑亭、神道石像生、石桥等，并融合着周围的山峦、树林、河道等，然后到达主体建筑楼、恩殿，达到高潮，再至方城明楼陵丘而结束。总之，平面序列组合追求着空间直观与时间距离的渗透，其时空关系统一表现为线的运动，即将空间融合到时间的推移中去，拉长路线，使建筑群不但可看，而且可游。因此，中国建筑重视群体规划、平面序列设计与游赏路线的设计。
中国音乐结构的组合最主要的方式是曲牌与曲牌的联套或不同板式的组合。曲牌联套体结构，由说唱音乐唱赚、诸宫调，经过杂剧、南戏的发展与提高，至昆曲进入成熟阶段。在以梆子、皮黄为代表的板腔体音乐出现之前，曲牌体结构组合是说唱音乐、戏曲音乐，乃至器乐曲的主要形式，对中国音乐形式有着重大的影响。就昆曲的“套曲”（即联套体）来说，“套曲”是在总结实际演唱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演唱实践证明了某些曲牌的相互作用和连接有着一定的序列安排，并适用于某种人物或某种场合。特别奇妙的是，有时同一曲牌在不同戏曲、不同环境和不同情绪中的表情意义完全不同。如昆曲[山桃红]在《牡丹亭·惊梦》中是欢悦的表意，而在《琵琶记·书馆》中则是悲痛的表意。为何同一曲牌可以形成不同的表意功能？这主要因为每一曲牌都有其固定的形式，即词格、字数、平仄、押韵等基本固定，因此字位及基本腔也大致相同，新的唱词在内容上可以不同，但在词格、字数、字位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唱词的内容和表意可以灵活改变原有曲牌的某些腔调，这就需要演唱者进行必要的创新。正是由于曲牌有这种表意多变的适应性，所以，不同曲牌的新的“群体”组合便层出不穷，使“套曲”的组合形式充满新的活力。中国音乐结构没有像西方音乐那样以和声、复调几何逻辑推导的立体式结构发展，而西方音乐也没有发展出如此多变的音乐曲牌体联套的平面序列组合。
（二）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www.xing528.com)
中国音乐中大型音乐结构（包括曲牌联套体和板腔体结构）的外在空间节奏序列常常是散慢快散。戏曲中如京剧等主要人物的核心唱腔（相当于西方歌剧咏叹调）的基本节奏段落为：散起（散板或导板）—承继…（慢板、原板）—转折（流水、快板）—散板或叫散。在大型器乐合奏中，如唐大曲和陕西鼓乐也是体现了散慢快散的节奏序列组合。
在中国建筑群的典范中，如故宫的平面空间序列组合也显现了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落）的有机形式。起：如散起的节拍，天安门城楼前是横向展开的宽阔自由的空间节奏——天安门广场；承，“上板”，进入正式节奏空间，从天安门城楼下进入天安门，与端门之间形成一个较小的空间，尽头是威严的午门；转，改变节奏空间，午门与太和门之间变为横向广庭，舒展开旷；合（散），经太和门人太和殿前广场，顿觉宏伟庄严，正前方是凌驾一切的太和殿，太和殿构成整个建筑序列中的最高潮。[5]最后有一小尾声，太和殿后接中和殿、保和殿至乾清门，建筑物的高度也逐渐下降。
中国音乐与建筑中的起承转合与散慢快散的时空结构组合，反映了一种渐进、渐强的线性自然结构力的运动，它注重一种平缓、含蓄、深沉、连贯、流畅的空间节奏序列，较少突起突落或大起大落。不像西方音乐与建筑那样，音乐的奏鸣曲中部的展开与建筑的中部穹形突出几何立体的结构力，充满各种力量、主题、协和与不协和的对立。中国音乐作品多以自然景观为乐曲标题，如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全曲共十段，整体结构也是散慢快散。首段“江楼钟声”与收尾散起散落，中间各段时空节奏序列和结构力也是采用自然递增，由静而动，由动而静，由远而近，由近而远，以景抒情，情寄于景，情景交融，犹如一卷长幅画卷，将各个音乐段落的音响画面，以及建筑物形象（江楼钟声的形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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