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与礼乐文化的建筑交流

（一）周朝的礼乐与建筑

中国古代音乐与建筑的发展与古代“礼乐”思想是极其相关的。“礼乐”的主要含义是：礼为社会的伦理标准，乐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

在音乐方面，王的乐队可以排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的乐队排三面，卿和大夫的乐队排二面，士的乐队则排一面；王的舞队由8人1行，以8行组成64人的舞队，诸公的舞队由6人1行，以6行组成36人的舞队，诸侯的舞队4人1行，以4行组成16人的舞队。此外，周朝制定的雅乐，集当时音乐之大成，也可算得上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第一个里程碑。从周代雅乐的运用上也可看出礼乐制度的特点。周代雅乐主要有三方面的运用：（1）六代之乐，指六种规模宏大的典礼音乐，包括黄帝时代的《云门》、尧时代的《大咸》、舜时代的《大韶》、禹时代的《大夏》、商时代的《大濩》、周时代的《大武》；（2）房中乐，侍奉帝王的音乐，由后妃歌唱的民间采集的诗篇，用琴瑟伴奏；（3）诗乐，帝王从这些各地采集的诗乐中了解民情风俗和政治教化得失，其中一些民歌经过修饰而被采用，作为与典礼配合的诗乐（周朝有采集歌谣的专职官员和掌管音乐的太师）。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统治制度中礼乐的核心作用。正如《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所记述的：“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

在建筑方面：皇帝的住宅称宫，以下按等级分别称为府、邸、公馆、第、宅、家，不同等级的建筑在间架、高度、彩画、装饰上都有规定。在一组建筑中，正、倒、厢、耳、门、厅、廊、偏各房也有等级。另外，坟园的占地面积、坟丘的高度、墓碑的形制，以至棺椁祭器等，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违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城市建筑规模中，只有天子与诸侯才可造城，诸侯的都城面积不能超过王城的1/3，中等级的是王城的1/5，小的是王城的1/9。

（二）唐代的宫廷音乐与建筑

宫廷音乐与建筑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唐代宫廷音乐与建筑的艺术水平，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音乐和建筑的历史风格，是受当时时代的艺术创作主体精神特征或倾向的影响和制约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这种艺术创作主体精神特征与政治伦理统一下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因此，与西方音乐与建筑形式相对独立、风格多变的发展历程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音乐和建筑的历史风格显得更为恒久、稳定，强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统一。唐代的音乐和建筑风格的宏伟、壮丽的艺术特性，是唐帝国的国家精神风貌的典型表现，这种精神特性主要体现在唐代的宫廷乐舞（如燕乐）和宫廷建筑方面。

唐代的音乐成就主要是“燕乐”。燕乐（即宴乐）沿用历史上王侯宫廷宴饮享乐时所用音乐的名称，以区别于雅乐。燕乐大曲则是歌舞音乐的全盛时期的标志。

燕乐包括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和各类歌舞大曲、声乐、器乐音乐等。

燕乐融汇了三方面的音乐源流：其一，沿汉族传统音乐发展的相和歌、清商乐；其二，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各国音乐，其中以龟兹乐为代表；其三，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传统音乐与外族、外域音乐相互吸收而形成的音乐。

燕乐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即《唐书·礼乐志》中的“三大舞”）。一是《破阵乐》，这是歌颂皇帝百战百胜、威攘四方的武舞，主要“歌功”。舞分三段，每段有四个变化，表演起来，声振百里，激荡山谷，粗犷雄伟。二是《庆善乐》，这是表示皇帝功成回乡，与民同乐，主要“颂德”。由儿童八佾64人，戴进德冠，长裳腿履而舞，舞步以象文德，用的是《西凉乐》。三是《上元乐》，其意将皇帝比作天子，居于万民之上，以显“皇威”。舞者180人，穿五色云彩的画衣，以象上元之气。(www.xing528.com)

在唐玄宗时期（712—756），燕乐根据表演的方式分为《立部伎》八部和《坐部伎》六部。前者在室外表演，人数60—120人，后者在室内表演，人数3—12人。据记载，《立部伎》中《太平乐》曾有140人的歌队合唱，可见音乐气势之宏大。《坐部伎》中《破阵乐》的表演者被换成4个穿锦边红袍袂的舞女，已经不是原先的执戟披甲的武士了。

唐燕乐中最重要的音乐形式是“大曲”。在唐崔令钦所撰的《教坊记》中，著录着唐大曲46首，其中最著名的是《霓裳羽衣舞》。相传为唐开元年间的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名为《霓裳羽衣舞》。唐诗人白居易的诗篇《霓裳羽衣歌》对此有详尽的描述。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乐器演奏，无歌无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尾时节奏放慢。全曲中舞乐和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舞者上衣白，下裳红，作仙人装，故名《霓裳羽…衣舞》。

唐代建筑风格的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而开朗。在建筑物上没有纯粹为了装饰而加上去的构件，斗拱大而简练，很有力度，整个造型在雄浑中显出和谐之美。此外，色彩也简洁明快，屋顶舒展平远，门窗朴实无华，给人以庄重大方的感受，这是宋元明清建筑中少有的特点。由于宫廷建筑是城市的中心，隋唐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也加强了突出建筑的总体空间组合，强调了以轴线方向展开的组合手法，并善于利用前导空间或建筑物来陪衬主体建筑的手法（如现今的天安门广场），而唐大曲在结构方面，往往采用以散序的器乐演奏来陪衬主体“乐舞”的手法。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面积为84.10平方公里（583年建），这么大的面积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如古代的巴格达城，面积为30.44平方公里（800年建）；古罗马城的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300年建）；明清时的北京城，面积为60.20平方公里（1421—1553年建）。与以上城市相比，唐长安城的面积显然是最大的。当时市区的建筑鳞次栉比，宫宇飞檐，富丽堂皇，城市分区明确，道路整齐，有108个里坊。城区内建成了3个规模宏大的宫殿区：西内太极宫、南内兴庆宫和东内大明宫。规模最大者首推大明宫，其遗址范围相当于明清故宫（紫禁城）总面积的3倍多。大明宫中的一组建筑群麟德殿，是当时皇帝饮宴群臣，观看杂技舞乐和作佛事的场所。

唐代音乐与建筑对亚洲一些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唐代燕乐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的宫廷音乐（雅乐）。据史料记载，孝谦天皇在天平胜宝四年（753年）泉承圣武太上皇之意，举行了东大寺庐舍那佛的开光仪式（因圣武太上皇倾心于发展雅乐，重视外国音乐），在佛像的开光仪式上，雅乐寮的全体成员和各寺的乐师都聚集来参加演奏和、韩、唐的乐舞。日本遣唐使模仿长安城的建筑，在日本建立起固定的都城，日本平安京（710—794…年建，在今奈良市）和后来的平城京（在京都市）等城市的布局方式和唐长安城基本相同，平安京的面积仅及长安城的1/4。在寺庙建筑方面：日本奈良法隆寺主要效仿中国六朝的建筑形式；日本唐招提寺（759年建），由鉴真亲自主持设计，与我国现存的晚唐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相似，屋顶舒展平缓，斗拱宏大，柱子粗壮有力，表现出典型的唐代风格。

（三）黄钟律与宋《营造法式》“材份模数”

中国古代就有关于音乐源起与度量关系的论述：“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确实，音乐中最基本的材料是音阶，而这些都依据于律学的计算。古代中国用振动体的长度来计算音律，当时用以计算音律的振动体是什么，是弦还是管？从学者们的研究来看（如缪天瑞的《律学》），最初时采用弦长度来定律是有据可查的。如黄钟律的振动体的长度，古代习惯定为九寸，由此，各律长度可通过振动体长度上的比数而获得。

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宋代《营造法式》（有人称其为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典”）中的“材份模数”的度量与音乐律制有着极为接近的数的比例关系。横数将“材”作为造屋的型制标准，将“材”的尺寸分为八等（好像一组八度音阶），各房屋的等级和大小都是以“材”为基本模数来制定的。“材”一经选定，木构架的所有尺寸便随之而来，建筑大小、工料估算也有了统一标准。它不但可以用来衡量建筑整体及局部构材的造型，包括比例、尺度、均衡等，而且是具有美学意义的模数。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天空星宿的划分、时令、方位，甚至人伦世象都以黄钟律来表现其相关秩序，以音律数理来体现宇宙、自然、社会、情感的契合与和谐统一的内在秩序，黄钟律与“材份模数”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思想生动、具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