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及传统文化的结合形式

随着历史不断的演变，诗、音乐、舞蹈三者逐渐分离，专门从事诗、词创作的叫诗人、词作者，以音乐为生的叫音乐家，而音乐中，又分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声乐艺术，主要是诗和音乐的结合体。诗和音乐的结合最初可能是先有诗，然后找寻一种适合于表现这首诗词的曲调。到唐末、宋后许多诗人则采取已有的曲牌新填别词，新编的词和原来的曲调在情趣上大体还是一致的。到后来就不大照顾原来曲牌的情性随便填词，把曲牌改为词牌了。如有些词牌叫《满江红》《浪淘沙》，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情趣。特别是将《泣颤回》改填“奴奴生来命带桃花”，用作妓女诉冤，情趣很不相近。如今的歌曲创作大致是先有诗词，作曲者是根据诗歌所提供的形象进行创作。音乐家对诗人的意思、情感、诗的意境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和掌握，并以相适应的音乐来深化诗的意境。所以人们常说，诗和音乐结合犹如游龙长上翅膀，它所能发生的效力是无限的。

当然，有的诗歌本身就非常完美，无须别的东西来陪衬就足以震撼人心。但在大多数情形下，诗词配上音乐的确是加强了诗意词情。不管是短诗、短曲，还是巨大长诗、大合唱、歌剧，结合得好，总是相得益彰。有时，一首看起来并不特别突出的诗词，由于它具备了作为歌唱的因素，音乐能够借着诗词的火种燃烧起来。这种情形也是常见的。如王维的《渭城曲》，寥寥几句表现了诗人依依惜别之情，用它改编成的古琴曲《阳关三叠》亲切、委婉，从而唤起人们对友情的恋念，听后的确使人回肠百结。柳永写过许多诗词，大多是风尘儿女之歌，他的《雨霖铃》被认为是其中最好的一首，用笔华丽纤细，词情比较外露。有人说：“柳永的好些作品，每每是显明、通俗，笔风发露无余。这首《雨霖铃》说得十二分赤裸，十二分尽情，绝不吞吞吐吐。”因为他写的东西，多半都是拿到当时的市集歌台演唱，当时多数市民不耐烦去细细品味那些深微隐约的内在美，他们宁可喜欢一听就“入耳酸心”的情词，以获得情感上的充分满足。柳永的词多是比较浅近、柔美，虽较通俗，却很富艺术性，因而流传得很广。当时人们都说：“有井水处，就有柳永的诗词。”再有《感弄猴人赐朱绂》一类斜刺隐喻和痛快淋漓地讥讽，据《幕府闲燕录》记载：唐昭宗曾认为一个耍把戏的艺人养的猴子好玩，就给弄猴人封官及赐袍，号“孙供奉”。罗隐这首诗是通过自己屡试不第的遭遇和弄猴人只耍耍把戏就得了高官相对比，揭露朝廷的腐败。

另外，像表现秋瑾慷慨为国的《鹧鸪天》和深沉、悲壮的歌剧选曲《苏萨宁的咏叹调》也是令人赞叹的。秋瑾奔走革命，出生入死，被捕后壮烈牺牲。自己虽说是女子，为了救国，决心做女子中的英杰。诗以龙泉剑夜夜在壁上叫，抒写激烈的情怀，十分动人。全诗以炽热的感情、坚定的信心、铿锵的语言表露出深厚的爱国感情和英勇献身的精神。(www.xing528.com)

再如王昌龄的《从军行》《出塞》，王昌龄的边塞诗，气势兴昂，形象突出，被誉为“意新格俊、雄浑自然”，是“开（元）、天（宝）圣手”。还有，当你细吟《孔雀东南飞》，轻弹《寡妇诉怨》时，往往会回想起过去在封建的枷锁下辗转轻生和濡沫相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