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礼仪中的应用

在民间迎神、赛会、求雨、祝寿、祭祀、婚嫁、出行、庆祝各种礼仪中，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礼俗，音乐根据礼俗的不同也有不同的表演形式演奏方法及技巧。如闽西迎神赛会中的唢呐吹奏，要在身上摆七盏灯进行演奏。各地在音乐的选择、形制方面也形成了一整套规矩和习惯。

（一）福建十番乐在迎神赛社活动中的运用

福建的吹打乐有“十番”“十班”“十音”“十锦”“八乐”“叶欢”“笼吹”“大乐”等名称。在民间这些吹打乐多在迎神赛会中演奏，是一种礼俗性质很强的音乐。各地由于礼俗有异，因而这些吹打乐亦有不同的用途。

（1）莆仙“文十番”。莆仙民间“文十番”又称“文十音”“左十番”。这是一种器乐和声乐相结合的器乐乐种，这种音乐在莆仙民间十分盛行，其主要的活动时间是在每年元宵社火和敬神出游的时候。届时四面八方的民间鼓吹乐队几十班汇集在一起竞乐竞技，最后的最杰出者，往往是“文十番”推荐到宫庙里王驾前（菩萨殿前）献艺。

（2）“八乐”与迎神赛会活动。莆仙地区的“八乐”流行于莆仙语系地区，深受群众欢迎。“八乐”分文乐和武乐两类。文乐为丝竹乐，武乐为吹打乐。文乐的乐器有飘笛（曲笛）、四胡、迟胡（二把）、老胡、八角琴、小三弦等；武乐有小唢呐、笛、管、小堂鼓、板鼓（单皮鼓）、檀板、平面大锣、苏锣、小锣、大钹、二钹、小钹等。“八乐”的演奏形式有两种：坐奏和行奏。坐奏时文乐、武乐分两边表演。行乐则有固定的队形，小堂鼓和板鼓放置在雕刻精致的“八乐”鼓亭之内，鼓亭由两人前后肩挑，司鼓者在中间主唱，其左手打檀板，右手打板鼓和小堂鼓。伴唱者4至10人在鼓亭两旁兼打击乐、吹、拉、弹跟随鼓亭之后。

（3）莆仙大鼓吹。莆仙“大鼓吹”是因其主奏乐器是大鼓和大唢呐而得名。当地相传“大鼓吹”源于北宋，原为北狄军乐，传入中原后，与大曲相结合成为黄门鼓乐。“大鼓吹”在当地主要用于迎神赛社，以及婚丧等礼仪活动。“大鼓吹”在具体礼仪中又派生出不少演奏形式，如“五乐吹”“金鼓”“打通”“马上坎”“吹鼓奏”“鼓仔吹”。

（二）浙江地区音乐活动与民间礼仪

浙江地区民间器乐有吹打乐、丝竹乐、锣鼓乐三种类型，每类器乐演奏形式又有细分。浙江民间音乐和民间礼仪活动密切相关，锣鼓乐在礼仪活动中有“坐奏”和“行奏”两种表演形式。“坐奏”的场所一般设在厅堂、庙宇、广场、舞台等地点，并有约定俗成的排列位置。“行奏”则有很多工艺精巧、华丽别致、装饰考究的亭阁、舟船、敲棚、纱船、细吹亭、鼓亭等仪仗参加“行奏”乐队，以满足人们视听的欣赏需求。在下面一些场合中，音乐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酬神报赛。这是浙江民间普遍的习俗，为祈求神佛庇佑，消灾纳福，在规定的会期，通常是在神的诞辰忌日或按季节举行，也有根据祈求内容需要，如求雨、驱疫等而临时发起的，届时有规模不等的迎会。各地的赛会名目繁多，有：城隍庙会、龙王会、稻花会、蚕花会、拜香会、关帝会、岳爷会、观音会、胡公会、火神会、迎东岳、迎罗汉、迎礼拜、迎重阳等。如绍兴庙会，时间从每年二月开始月月均有，延续到十月才停。水乡有旱路、水路两种形式，到时吹打乐队、丝竹乐队、锣鼓乐队都要参加。浦江县浦阳镇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城隍菩萨开光时，仅“十锦班”就有一百二十多个乐班参加演奏。规模庞大的迎神队伍必配以大型的吹打乐队，如果数支乐队相遇，就会展开竞技表演，互比曲目多寡，技巧高低。

（2）节日灯会。浙江灯会活动多，尤其在春节更是灯会举办的时节，在灯会活动中音乐配合表演。如海宁灯会要演奏《年锣鼓》，湖州有《年节鼓》，金华一带有《敲花锣鼓》，武义等地逢大年三十和春节期间，乐队要走街串巷演奏《路调》，一方面为节日增添气氛，同时还起到冬防作用。元宵节，各地有盛大灯会，通常于正月十三日，上灯，十八日落灯。迎灯队伍庞大，乐队以装饰华丽的鼓亭、划船、蔽棚、十番棚等形式出现，吹打过市。龙灯、狮子、马灯、茶灯等民间灯舞也都有乐队专门伴奏。

（3）宗祠祭祖。清明节是民间祭祖上坟的节日，届时凡大姓宗祠祭祖都须雇用乐队进行礼仪性吹奏、演唱。绍兴水乡扫墓上坟都必须有吹打乐队参加，富裕人家更专备鼓吹船，乐队一路吹打不停。

（4）端午龙舟竞渡。在这一活动中主要是锣鼓乐。在赛龙舟时配以大锣鼓，敲打鼓舞以助威加油。

（5）夜闹戚祠。这是为纪念戚继光而在戚武毅公祠每年九月初九举行的活动。在太平县（公温岭县）新河镇建有戚继光的“奏捷碑”。九月初九据说是戚继光进驻新河的日子，故每当这个时候人数众多的民间乐队要参加演奏。

（6）婚丧喜庆。在浙江民间婚娶时的发轿、拜堂、人房、喜宴；人死后的入殓、出殡、进穴、祭奠以及诸如造屋乔迁、做寿、庆生均要雇请民间乐队演奏，迎宾送宾，行路途中，吹打乐队伴随。而富豪人家为显阔绰，往往要请数十人的大型吹打乐队，在这些活动中演奏。宁绍平原更有雇请多个器乐班社，分置于大门口、庭院、厅堂等处，并搭构明瓦棚于天井，铺设平台，供乐队上座演奏。

（三）绍兴清音班与临海细吹亭

清音班是绍兴民间器乐班社的一种组织称呼。明朝张岱《陶庵梦忆》有“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之说。“清音班”由当地堕民组成。据传明末清初最为兴盛。著名的班社以一家一户自立堂名、班长，家宅门口挂有灯笼记堂名以作标志，如秀华堂、荣华堂、福寿堂、百寿堂等。清以后戏剧兴盛，遂改“堂”为“台”，如同春台、盖楼台、铜雀台、福禄鸳鸯合等。农村则称为“楼”。清音班为职业的服务民间各种礼仪的音乐班社，如喜庆、寿诞、庙会、店家抄盘（商店招揽生意）等。清音班一般由8至10人组成，演出时有行奏和坐奏两种。

坐奏乐队每人有固定座位。所用乐器有笙、箫、管、笛、缴胡、二胡、月琴、三弦、唢呐、铜角、锣鼓及五小锣、四大锣。演奏的曲牌有《醉花阴》《偾龙滚》《满江红》《雁儿落》《驻云飞》等。主要吹打乐曲有《三通》《将军令》《武辕门》《嘉兴鼓》《春、夏、秋、冬》《龙舟》《十番》等。

秀华堂是绍兴著名的清音班。在行奏等礼仪中，排场宏伟。

该班拥有一副“大棚”形似牌坊装饰华丽，分为五层。底层至顶层每层绘有狮子、麒麟、戏剧人物，棚前有锦幡遮挡。在庙会、迎神、赛会等活动中，清音班的演奏是不可能缺少的。

此外在浙江临海地区，民间乐队在元宵灯节、迎神、赛会等礼仪中紧随一座装扮精致的彩亭，串街走巷吹奏。这种礼仪乐队民间称为“细吹亭”。出游时，亭由四人扛抬，另有四人在旁轮换。乐队由18人组成。主要乐器有横笛、琵琶、三弦、二胡、京胡、洞箫、笙、扬琴、碰钟、檀板等乐器。(www.xing528.com)

（四）天津法鼓与皇会活动

天津皇会源于天津后宫府会（亦称娘娘会）。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泰定三年（1325），但关于皇会的文献记录见于清朝乾隆年间（1736—1745），天津举人杨一昆在乾隆六年（1741）撰写的《皇会论》，该文提到皇会的盛况，并首次描绘了“法鼓”的演出。“会儿多，记不全，法鼓还算大园小园一到茶棚敲得更熟练，翻来覆去，离不了七二么三。”这是法鼓在皇会活动中实际表演的最早记录。从皇会活动中产生了“天津法鼓” 音乐，并且法鼓会也就成了表演法鼓的乐社组织。根据《天津皇会考纪》（成书于1936年）一书记载：天津的“东园”法鼓会、侯家后的“永音” 法鼓会成立于明代的永乐年间（1403—1424），随后龙亭公议的“井音” 法鼓会则成立于清代乾隆五年（1740），宫前的“宫音”法鼓会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这些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至少可说明“法鼓会”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

法鼓配合皇会的礼仪活动，其参加的人数众多，有六七十人，也有上百人的。法鼓所用的乐器共五种，即鼓、钹、铙、铬子、铛子。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行进演奏。法鼓分文武两类。文法鼓以演奏为主不加表演动作，武法鼓则是舞蹈加演奏有“飞钹”“飞铙”“耍钹”“耍铙”等表演。近十年来法鼓还加进了吹奏乐如笙、管、笛、海笛以及云锣。

法鼓的演出叫出会，届时由各手执各种道具的仪仗执事，行话叫“前场儿”，共同组成浩浩荡荡的礼仪队伍。仪仗执事少则80人，多则150人。在“前场儿”领头的是手持铜锣的“头锣”在前面鸣锣开道。在“前场儿”的后面是法鼓乐队，行话叫“后场儿”，这部分是整个队伍的核心。在“前场儿”又有软硬队之分。软对是缎锦绣字的挑对子，一人打一个；硬对是玻璃盒子对，字书写在玻璃面上组成画，有花、虫、鱼、龙、凤、兵器及各种吉祥物的灯具数十盏，夜间则点烛燃烧。在乐队的中心是雕刻精致的鼓架，上面有彩灯木雕等，乐队四周是打着小旗的会员，鼓后则是高高飘扬的会旗。

（五）莲花山青苗水会音乐

莲花山坐落在宁夏同心县张家塬乡。莲花山一年一度的青苗水会是当地音乐活动的主要场所。莲花山水会过去有人叫“青苗会”，又有人叫“水会”，后总称为青苗水会。水会举行时，参加水会和进行朝山的群众必须提前七天沐浴斋戒。水会队伍一般由二百余名男性青年组成，身着黑色服装，头戴黑色阴阳帽，排列成两列纵队，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手持引水幡和一面引水锣的人，随后是人抬三霄轿楼，两面虎头牌，紧接着便是气势磅礴的鼓吹乐队。乐队由以下乐器组成：云阳板、三铰子、铙、镣、锣、铜鼓、鼓、笙、管、箫、笛等。在乐队之后是四十八对龙凤及十二灵官彩色旗幅，再后面是一面是北斗七星黑色大旗。旗幡之后是金驾执事，有金爪、月斧、朝天动、方天戟、青龙刀、攀龙棍等。最后是挑水桶的献水者，特制的红色小木桶上写着“朝山供水”四字，并用一尺见方的红布盖在上面，随着又是一面催水锣。

青苗水会乐队编制一般为：笙2人、管2人、笛2人（大苏笛或长曲笛）、箫2人、大号2人（三节大号）、大锣2人、大钗2人、大铙2人、云阳板2人、铜鼓1人、三铰子2人、大鼓1人。

作为民族音乐载体的民间礼仪活动，在中国是多姿多彩的，各地区、各民族均有自己传统的民间礼仪。作为民间礼仪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民族音乐，几千年来依靠这些传统礼仪，吸取其养分，不断发展、创造，形成了自身别具一格的乐种类型。离开了民间礼仪活动，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存将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民间乐种已形成了独立的演出形式，而不再依靠礼仪活动来维持其生存，但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一种音乐表演不与民族民间礼仪活动有联系，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如果不考虑礼仪因素将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

【注释】

[1]《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2]《后汉书·礼仪志》

[3]黎国韬. 五代十国乐官述略——兼论戏剧乐舞问题[J]. 中原文化研究，2014(01)：113-117.

[4]见《宋史》卷一三二至卷一三七。

[5]岳瑞玲. 敦煌乐舞壁画所见乐器[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20.

[6]魏承思. 佛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J]. 学术月刊, 1990(11):75-80.

[7]王秀臣. 古乐的演奏与古礼的演习——礼乐关系的历史渊源[J]. 学习与探索, 2006(2):173-176.

[8]黄燕强.先秦文学的诗情与“人文一体”观[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9]王甜甜. 论先秦祭祀之“乐”[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