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乐队编制与礼仪观念的同构

周朝乐队总称“乐悬”。从其称谓可知当时乐队主要以悬挂钟、磬一类乐器为主体的。乐队有四种类型：宫悬、轩悬、判悬、特悬。每一类型的乐队都根据礼仪规定其使用级别：“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从周朝乐队组织及其规定来看，其划分与组合的方式，是以等级制度为原则的。其中对于音乐的考虑处于次要地位。遵循仪节的规定用乐，可以体现用乐者的名分、地位、阶层等。

从一般的祭祀礼仪来讲，陈列牺牲，贡奉物品，设香立案，摆设贡品，常常是放在北面。中国传统建筑，也大多坐北朝南。这是因为采光的需要，太阳光的照射使坐北朝南的房屋光线充足，冬暖夏凉。所以对北面的强调可能是由于上述实用观念转化而来的产物。故“特悬”也是将乐队安排在北面一面。

中国人对四方、即东南西北有很强的观念。在《周礼》中有祭祀“四方百物”的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鼷辜’祭四方百物。”(www.xing528.com)

到了晚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四方神的观念开始转化为五方帝、五方神的概念。《周礼》中乐队类型仅有四种，这正是殷商、周初、四方观念的反映。

作为礼器的宫廷乐器，周以前的乐器由于受生产力的束缚，大多数乐器都取自天然材料，即所谓“自然天籁”。那时的祭祀也多用土做的埙、鼓，石做的磬，竹做的管等充作礼乐器。从人类进化的过程来看，历经石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乐器制作属于工艺技术范畴，与工艺发展水平非常密切。周以前作为礼器运用的乐器中，数石制的磬最为频繁。人类进入石器时代约在十万年以前，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们对石头的运用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汉民族真正定居中原制礼作乐是在周代。周以前由于各原始部族之间的相互征战与兼并，各氏族国家的宗教礼仪，往往在不十分稳定的环境中举行，大型礼器与乐器从数量到规模，都不及周代。周代是汉民族进入稳定的农耕生活，在黄河流域安居乐业、建国兴邦的朝代。在此前，周人虽早在黄土高原，泾、渭二水谷地定居，但周边仍居住着许多游牧部落。周人灭商后，兼并各周边部落，建立了新的政权。这时为适应统治需要，一方面继承殷商时期巫觋文化和宗教礼仪，另一方面，自己又重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作为礼器的乐器，也由于生活的安定而朝稳固化、大型化发展，故有人称此时的中国古乐器是“稳定型”的，称西方美索不达米亚等古代民族的乐器为“移动型”。岸边尚雄指出：“中国古代乐器为安定的，此因中国之土地在东方黄河及扬子江流域，为一安定之平野，汉人种自古入此平野，作安定的国家，故非移动的。然西进的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之诸民族，位置皆不安定，而为移动的。土地亦多沙漠，一旦无水，不得不易其居处。他民族侵入，不得不逃避他方。故彼等在古代屡变其居处，故彼等所持之乐器，皆小而移动的。”这种看法其立论是从地理或社会学角度出发的。中国古乐器尤其是周代宫廷乐器，大都属于安定型，除上述原因外，还出于周代宫廷礼仪需要。周代多数礼仅都有相对固定的场所，祭天、祭祖、宾射、宴食，都有严格祭祀地点。加之社会稳定，频繁举行各种礼仪活动，乐器本身又被当作礼器看待，故从型制、数量、规模都较前代有很大变化。随着工艺技术的进步，周代在礼乐器的制作技巧上有了很大提高，许多礼乐器都朝大型化、工艺化发展，在制作材料上，青铜尤其受到青睐，如钟、编钟、镛、钲等即是证明，在乐器形制和体积上，礼乐器也越做越大，如建鼓高大如屋。象编钟、编磬，不仅纹饰复杂，其框架也甚大，架子都以木头做成牌楼状，框架上装饰有各种复杂的饰物和奇形怪兽。这些讲究都是为了烘托祭礼的气氛，炫耀礼仪排场，并具有祛邪禳鬼之目的。因此，…礼乐器的固定化、大型化，并不完全是出于周代国家的地理、社会因素，潜在的动机很可能是出于宗教祭祀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