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与礼仪的交流

公元3世纪，辉煌一时的汉代衰落了，分裂成三国鼎立的局面，重新陷入战火弥漫的纷争中，后虽以西晋的统一而暂告平息，不久内部产生“八王之乱”，少数民族乘机大举入侵，又形成十六国割据，皇室被迫南迁，建立东晋。东晋为刘宋取代，而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魏朝，由此南北相峙。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混乱中，民族纷争、阶级冲突、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迭起，大小王朝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政局极为不稳。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艺术并未因此而衰落，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表现出“不平衡”的形态。中国音乐就像一个吃“百家饭”谋生的早熟少年，在动乱中艰难地成长，并日趋成熟，所取得的成就比前代稳定时期还要大，呈现多元的结构。

早在三国时代，北方和西方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随战火内迁，东晋建立、北方混战又引起北方人民大量南移。所以，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外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也是中国北方与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文化大融合的时期。音乐文化的融合是以西域（今新疆）和西凉（今甘肃西北）地区为中心，西方少数民族、汉族及外国的音乐文化在这里初步交融，又与中原地区音乐文化发生联系，也就间接造成各族和外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各民族和外国音乐精华纷沓而至，其中就包括龟兹乐、西凉乐、高昌乐、康国乐、疏勒乐、天竺乐、安国乐、高丽乐等，外来乐器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如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钹、羯鼓及其他乐器都已传入。诸种美妙动听的不同风格的乐声在中原大地的上空交合回响，同时又为后来隋唐音乐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原内陆农耕文化有极强的同化能力，终于以其优于游牧文化的先进性，将少数民族的剽悍气质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这一点也体现在音乐文化中。(www.xing528.com)

在动荡的岁月中，由于统治基础不牢固，像汉代那样的大一统中央政权难以迅速重建起来，也影响到文化的修补重建上，然而这种情形却导致另一个不曾预料到的变化，即对原有礼仪传统的继承又融合进异种文化，使得礼仪的文化性质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呈现出五彩缤纷之势，以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形势发展。

南北朝时期，南朝以中原文化为正宗代表，虽受到外族文化的影响，但主干上仍保持其传统体制。北朝虽是异族统治，但也逐渐被汉民族同化，并以恢复周朝宫廷礼仪音乐为荣。当时异民族向汉民族文化转入，也是以礼仪为突破口的。在实际生活中，异族统治者认识到了汉民族的礼仪文化对凝聚汉民族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促使他们对之加以更大的重视。其中器乐作为正统礼仪符号之一，提供给异族一种外形标志，他们奉行的仍是周代礼仪音乐作为标准，同时也将自己民族的音乐融合其中。北魏朝廷曾仿照周朝设乐悬，舞“八佾之舞”。北齐沿袭了北魏的礼仪音乐，同样设置“官悬”。武成帝高湛（公元561年）时，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有了《复帱》《昭烈》《宣政》《光大》《休德》等乐曲。北周统治者虽为鲜卑族后裔，同样尊崇儒术，仿效周礼，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创作了《山云乐》以备齐六代之乐，并用之于郊庙祭祀。这时的宫廷乐舞已包括大夏（夏乐）、大濩（商乐）、大武（周乐）、武德（汉乐）、正德（晋乐）及山云（北周乐），另外又修复了肆夏、骜夏、纳夏、族夏、深夏等宫廷礼仪乐曲，俨然是周朝乐制的翻版。北朝少数民族政权极力模仿汉族修复宫廷礼仪音乐，正是出于统治的需要，大量被统治者是汉民族，教化之以原有礼仪音乐有利于顺应民心，使之保持正宗感。异族统治者由于认识到这样一套完整而辉煌的礼仪音乐是本族所不能比及的，不由从内心为之慑服，转而向它认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