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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交流:元杂剧审音填词的审美成果

时间:2023-10-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元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地位显赫,其审美追求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元人对“审音填词”极为重视,他们认为,创作杂剧“得俊语而平仄不协” 或者“平仄协而语不俊”都是不可取的。“耳中从听”与“纸上可观”成为元杂剧最高的审美标准。元代文人对“审音填词”的审美追求体现在曲牌的运用上。

中国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交流:元杂剧审音填词的审美成果

元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地位显赫,其审美追求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由于元代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又废除科举,大量汉族知识分子失去进入仕途的机会,便回向民间,将满腹经纶和才学投入小说、戏曲的创作中,元杂剧一时兴盛起来。现存元杂剧达170余种,可考的杂剧作家就有80多位。大量底层知识分子的参与,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也推动其由民间的质朴性转向音韵协律的艺术化。

元杂剧是以宋金杂剧为基础,吸收唐宋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技艺而形成的。作为“戏”与“曲”融合的戏剧形式,音乐结构的定型影响了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对其后中国戏曲的审美旨趣有很大的影响。元人对“审音填词”极为重视,他们认为,创作杂剧“得俊语而平仄不协” 或者“平仄协而语不俊”都是不可取的。遣词造句之时,除了文辞俊朗典雅、优美生动之外,还必须分明字的音调与曲的旋律,根据字音的调值填入相应旋律,只有明了“某韵必用某声”,方可使乐曲协调动听,“凡歌一句,声韵有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声要圆熟,腔要彻满”,否则“歌其字,音非其字者”,必然会导致歌姬之喉咙咽噎,使听者不能产生美感。“耳中从听”与“纸上可观”成为元杂剧最高的审美标准。

元代文人对“审音填词”的审美追求体现在曲牌的运用上。杂剧是以曲牌为基本单位的艺术形式,“曲牌”是古代戏曲和散曲艺术体裁所拥有的曲调调名,俗称“牌名”。王骥德《曲律》指出:“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可见每一个曲牌都有自己的曲式、调式与调性,在元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之所以重视曲牌,概括地说大体有两方面的需要:从音乐角度而言,曲牌规定着曲调的唱法,标志着某一种调式音乐的旋律,有一定的曲牌,便可依据某种大致的旋律来表演歌唱。从文学视角看,曲牌可说是一种格律符号,规范着和歌而唱的词曲的文辞格律,也就是说,曲牌调有定格,句有定式,式有定字,字有定声,其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等都有基本定式,制曲演唱都要以此为准,否则便不合法度,有伤于音律。

同一首曲牌的乐曲,曲词不同,但曲调或旋律却是大致相同的。曲家填曲时,必须符合一定的乐律,根据一定的音乐旋律,选择字词,使曲词的平仄、句式、韵味与乐曲的腔格相符合,才能音调和美,字正腔圆,产生音乐的美感。《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大抵先要明腔,后要识谱,审其音而作之,庶无劣调之失。”即是说明在填词之前,必须先了解乐理乐律、腔格形式,其次掌握好曲牌的文字格律,根据腔格与自格审音填曲。在“明腔”“识谱”与“填词”三者中,明腔是第一要紧之事,不知腔格,则无法正确地填词。正是每首曲牌有自己的定腔,元代才会出现“每朝会大合乐,乐署必以其谱来翰苑请乐章”的情况。杂剧的音乐,也符合这种规律,同名曲牌的音乐旋律显示出相似性,试举【点绛唇】为例:【点绛唇】首句在《九宫大成》《纳书楹曲谱》中,具有较为固定的腔格:

《月令承应》首句“超绝尘埃”五六…六凡工…六…尺

《董西厢》首句“楼阁参差”五…六凡工…六…尺

《金钱记》首句“(则我这)书剑生涯”五…六凡工…六…尺(www.xing528.com)

黄粱梦》首句“混沌初分”五…六凡工…六…尺

《勘头巾》首句“杜宇伤春”五…六凡工…六…尺

《雍熙乐府》首句“可爱中秋”五…六凡工…六…尺

【点绛唇】的文辞不同而工尺谱相同,但其文辞遵循着同样的规则,即“+仄平平”的格律。周德清在《作词十法·阴阳》中说:“点绛唇首句韵脚必用阴字,试以‘天地玄黄’为句歌之,则歌‘黄’字为‘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为句,协矣。盖‘荒’字属阴,‘黄’字属阳也。” 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具有音乐性,元代中原地区,汉字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入声被派入平、上、去三声,四种声调具有不同的发音特点,当高低不同的声调音节语言中有规则地交替和重复时,就构成了一定的旋律,语言自然会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富有韵律感。

曲牌虽然有定腔,但是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元曲可以加衬字,句子便可增长,形成参差不齐的句式,音乐也随之变化。况且在清代之前,还没有定型的乐谱专门记载元曲,其曲调流传是靠口耳相授,因此在流传过程中,腔格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在《九宫大成》中,虽然存在相同的主腔形式,但几乎没有两首完全一样的同曲牌乐曲。[11]曲牌作为元曲最基本的单位,可以相连构成套曲。北曲联套是杂剧的主要音乐结构形式,它将若干互有联系的曲调按照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套数。明代曲家王骥德曾云:“套数之曲,元人谓之‘乐府’,与古之辞赋,今之时义,同一机轴。有起有止,有开有阖。须先定下间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调,然后遣句,然后成章。切忌凑插,切忌将就。”可见套数中曲牌的连接有一定的法则,不能随意而为。一般说来,联套的各曲牌须属于同一宫调系统,不同曲牌在连接时,应押同样的韵,中间不能换韵。韵在元曲中极为重要,从音乐的角度看,押韵之处代表一句乐句的结束,而尾音又常常显示出此乐段的调式。吴梅《词学通论》说:“结声者,词中第一韵与两叠结韵处也,第一韵谓之起调,两结韵谓之毕曲,此三处下韵,其音必须相等。”同一支曲子押韵之处的字音,都有相同的韵母与声调,在读音上具有相似之感,如果音乐配合文字,相同的主音与文字相互辉映,那么整首套曲的旋律就既和谐统一,又构成相互关联的整体。

审音、明腔、填曲的功夫对于元杂剧作家十分重要,只有熟悉舞台,精通曲律,严格按照音律规范创作杂剧,才合乎杂剧的审美旨趣,否则,即使文辞雅正、典丽秀美,一旦配上管弦,也会产生不协调之感,使听者不知歌者所云,无法获得审美愉悦。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的杂剧,之所以成为后世垂范之作,正是因为他们能按照曲律的规范作曲,而继他们之后,后学之作所不能及的原因恰恰是“盖其不悟声分平仄,字别阴阳”,“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谚云‘扭折嗓子’是也”,“合用阴而阳,阳而阴也,此皆用尽自己心,徒快一时意,不能久传,深可哂哉!深可怜哉!惜无有以训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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