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国家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说明祭祀在整个国家管理体制中具有核心的作用。祭祀之礼是西周“五礼”中的吉礼，是宫廷最重要的仪式活动。西周初年，周公在继承股人《万》舞的基础上，于摄政六年制礼作乐，编制了歌颂周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二者合称《大武》）。
周公于摄政七年洛邑告成之时，将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清庙》《维清》和《维天之命》，编制成歌颂周文王武功的《象》舞，并与上述《大武》一起…，形成了用于祭祀祖先的三套宫廷乐舞，史称“三象”。
在周代的雅乐体系中，六代乐舞和小舞主要供大司乐学员学习。根据考古学和文献记载，西周乐悬制度的使用规格：王宫悬，三公轩悬，诸侯、卿与大夫判悬，士特悬。春秋时期，诸侯升为轩悬的用乐规格。西周编钟的音列只用宫、角、徵、羽四音，禁用商音，但进入春秋时期，由于礼崩乐坏，商音开始频繁出现，一些编钟可以演奏完整的六声、七声音阶。
汉代的祭祀乐主要包括郊祭之乐、庙祭之乐、上陵祭乐等，所用音乐除先秦宫廷雅乐之外，还有御用文人和宫廷乐师创制的新曲以及经过采集整理的民间歌谣和异域音乐。乐曲创制方面，汉高祖唐山夫人作有《房中祠乐》（后更名为《安世乐》），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创作有《郊祀歌》十九章。
唐代的雅乐制度大致经历了从“贞观礼”“显庆礼”到“开元礼”的变化过程，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颁布《大唐乐》，这是由《十五和》组成的郊庙音乐。唐代的吉礼可分为三类（据《两唐书乐志研究》）：
一是祀天仪。祀昊天上帝朝日夕月、五方帝、四时迎气、九宫贵神风师雨师、司中、司命、司禄，司寒零星祠、老人星祠等。
二是祭地仪。祭社、稷、神州后土、岳渎、先农籍田、先蚕、五祀等。
三是享庙仪。享太庙、太清宫、仪坤庙诸太子庙、先代帝王庙、释典孔宜父、武成王。
天宝年间，唐玄宗确立了“享太清庙—享太庙—祀南郊”的祭祀模式，使祭祀精神祖先、血缘祖先和昊天上帝三者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唐中晚期，郊庙祭祀重视祭拜统一天神和太庙荐献，道教科仪也进入了雅乐系统。宋代雅乐大体延续了宫悬、登歌、乐舞的结构模式，采用“初献、亚献、终献”的酌献程式，用以祭祀天地祖先、正朝仪、颂皇恩等。
明代的祭祀乐分为大祀、中祀和小祀三个等级。大祀由皇帝亲祀，主祀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中祀由官员致祭，主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山川、历代帝王先师、司中、间命、民、司禄、寿星；小祀也由官员祭祀，祭祀对象是诸神。以大祀圜丘为例，其用乐程序如下：
一是迎神，奏《中和之曲》。(www.xing528.com)
二是奠玉帛，奏《肃和之曲》。
三是进俎，奏《凝和之曲》。
四是初献，奏《寿和之曲》。
五是亚献，奏《豫和之曲》。
六是终献，奏《熙和之曲》。
七是彻馔，奏《雍和之曲》。
八是送神，奏《安和之曲》。
九是望燎，奏《时和之曲》。
清代的宫廷祭祀，可分为大祀、中祀、群祀三类。以圜丘大祀为例，每年冬至由皇帝祭祀于天坛，其所用乐章分别为：迎神奏《始平之章》，奠玉帛奏《景平之章》，进俎奏《成平之章》，初献奏《寿平之章》，亚献奏《嘉平之章》，终献奏《永平之章》，彻馔奏《熙平之章》，送神奏《清平之章》，望燎奏《太平之章》。其间，舞生进行乐舞表演，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类。每类祭祀均需要乐队伴奏，伴奏的乐曲有中和韶乐和庆神欢乐两种。
中和韶乐主要包括打击、吹奏、弹拨等乐器。大祀中使用的乐队规模最大，主要乐器有编钟1（16枚）、编磬1（16枚）、镈钟1、特磐1、建鼓1、搏拊1、篪2、排箫2、箫10、笛10、琴10、瑟4、笙10、埙2、柷1、敔1。此外，还有司章（唱词者）10人、文舞生与武舞生各64人、协律师（掌磨）1人、赞乐1人、执节（舞队指挥）4人。举行中祀时，规模相应缩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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