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与传统文化的交流：形成期

中国民族音乐的形成期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这个时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两代。

（一）各种音乐形式的出现

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形成期，民歌、歌舞、说唱和器乐作品先后出现。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的第一部民歌集《诗经》，这时出现了很多民间歌曲，其中以《九歌》最为杰出。此后，屈原将《九歌》改编，使之成为我国南方祭祀神鬼的民间民俗歌曲集。

乐舞是原始社会的主要音乐形式，在艺术上，它较为简单、粗糙，内容上多与劳动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原始部落的狩猎、畜牧、播种以及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说唱艺术也开始出现。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独特的说唱音乐（成相篇），它可以说是说唱艺术的最早形式，使民族音乐的艺术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秦汉时期各民族的音乐得到了交融，开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同时也带回西域各国丰富多彩的音乐、歌舞和乐器。这时期众多的外来乐器入主中原。来自西北游牧民族西亚等地的乐器有羌笛、笳、角、竖箜篌、曲项琵琶、筚篥、锣、钹、羯鼓等。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合奏乐“鼓吹乐”也是这一时期从西北边境民族吸收改造而来的。

（二）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的表现

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音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三度音调。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旋法的无半音五声性特点。

（三）音乐美学思想方面的表现(www.xing528.com)

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种学说基础。儒家从“乐以象德”的思想核心出发，重视音乐的局部实用范畴的社会功利性。道家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意声相和”的观点，体现了人对自然音乐的偏爱。墨家从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主张“非乐”。法家则提出了音乐形式美的“善音”说，又批判了墨家“非乐”倾向。虽然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而使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居于官方的统治地位，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其他各家音乐美学思想仍然在实际音乐实践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音乐艺术形式方面的表现

在音乐艺术形式方面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这是一种伴随着青铜器铸造业发达而兴盛起来的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的大型管弦乐队。它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际。其典型例子是发掘于湖北省随县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的钟鼓乐队。

早在西周中晚期，编钟已由3枚或5枚发展为8枚一套，若分别击隧部与右鼓（或左鼓）部，能发出相隔一个小三度或大三度音程的两个音级。如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柞钟，总音城为三个八度，各钟发音序列基本上按羽、宫、角、徵、羽、宫的次序排列。至春秋中晚期，每套编钟又增为9枚一组或13枚一组。如山西侯马出土的晋国13号墓编钟，共9枚，总音域少于柞钟一个八度，但是它在西周编钟角、徵、羽、宫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商音和变徵音，构成了有变徵的六声音阶。这在一定意义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钟鼓乐队中，编钟是性能最高的一件旋律乐器。演奏时，由三个乐工双手各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敞击中层三个组的编钟，演奏旋律。与编钟有着密切关系的旋律乐器是编磬。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十二律俱全，可以与编钟在同一调高上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亦可用原调或转调演奏。

钟鼓乐队中，建鼓是一种重要的打击乐器。它由一名乐工双手各执一个槌端呈球形的木制鼓槌敲击。它可能在乐队中控制节奏起指挥的作用。此外，乐队中的其他乐器，如篪、笙、排箫、瑟等，都是演奏旋律的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