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延续能力与渗透能力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观念有一个“早熟”的特点，这个特点也同样体现在中国的传统音乐观念上。纵观中国音乐思想史，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思想就已经趋于成熟了。所谓成熟，指的是这种思想观念不仅本身具有严密性，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亦即具有历史的延续能力和对后世的渗透能力。

先秦的礼乐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音乐的“功利性”，礼乐思想既规定了音乐的等级制度，也包括音乐活动的礼仪要求，它集中体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音乐思想之中。孔子的音乐思想始终围绕着“礼”，“礼”是当时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孔子的审美理想是“尽善”，“尽美”，他主张“美善合一”、合乎于“礼”。“思无邪”是孔子的审美准则，“无邪”指不违背“礼”，“思无邪”即指非礼勿思。孔子提倡“崇雅乐放郑声”，进行“正乐”活动，也是为了扶植礼乐。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音乐可以修身、治国、事父、事君；认为乐与礼相配合，可以使民众顺服，使等级统治可以维持。

被称为儒家音乐思想之集大成的《乐记》，重视音乐与人的情感的关系，认为音乐是外界事物触发人的情感活动而产生的。但《乐记》所强调的情感更侧重于情感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既表现人的情感，又陶冶人的情感，从而最能感化人心，使人从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有益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多家的治乱兴衰。正是基于这个出发点，《乐记》几乎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来描述音乐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并认为“乐”的最终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因此提出了“广乐以成其教”的命题。

这种“乐教”思想，后来被宋代理学所承传。理学将“天理”（封建伦理纲常）提到求顺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以抑制“人欲”（人的各种生活欲望），妄图用禁欲主义思想维持封建统治。这种思想在音乐美学领域的典型代表就是周敦颐提出的“淡和”学说。儒家历来主张“中正和平”，道家历来主张“恬淡平和”，二者出发点不同，审美准则却是相近。周敦颐从主张“无欲”的社会思想出发，融合二者而提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的审美观，与二者都有不同。儒家的“中和”准则还允许音乐抒发适度的哀怨之情；道家包括嵇康所主张的“恬淡平和”，是出于人的本性，是为了养生而提出来的。而周敦颐主张“淡和”说，只是为了用“淡和”之乐去消除人们的欲求，平息人们的躁动，以便使封建社会免遭“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的厄逆。正如杨荫浏先生所说，周敦颐所谓“淡和”音乐，“只能是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而自己创作的音乐”，这种“淡和”的音乐思想充分体现了封建阶级保持旧秩序的愿望。

“乐教”的观念在魏晋时期受到以嵇康为代表的文人思想的批判，嵇康之所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从反面来看，正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音乐观念中，尤其是官方的音乐观念中，用“名教”来束缚音乐的自然属性是相当有势力的。(www.xing528.com)

所谓“名教”，即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纲常，也就是所谓“礼”。正因为当时社会的“乐教”观念盛行，才迫使嵇康提出反潮流的思想。我们常说嵇康以反叛的姿态体现在思想舞台上，所谓“反叛”，意味着它的正面仍然是“乐教”盛行的社会环境。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一些音乐现象中看出这种社会观念的影响。

且不说宫廷音乐，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对民间音乐也横加干涉，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任意篡改当时流行于民间的“鼓吹乐”，虽然无法对这一民间音乐做形式上的各种变动，但却加进了符合他们统治愿望的内容，在鼓吹乐中填上了符合于统治阶级利益、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歌词。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朝代几经更换，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各自搞了一套适合自己口味的歌词。

自宋元以后，从理论上来说“乐教”思想并没有得到承传，既没有出现比《乐记》更加系统的著述，也没有出现像宋明理学那种对乐教进行发展的理论，只是周敦颐的“淡和”观念对明清“琴论”产生了影响。但是，理论上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一种观念的沉默，相反，只有当一种传统观念被人们认定是天经地义的时候，人们才不会对它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乐教”思想也一样，虽然宋元以后没有再出现较为系统的理论，但这种观念却明显地体现在明清的音乐实践中，特别是宫廷音乐中。比如：明代的宫廷音乐，分为郊庙、朝贺、宴飨三类，这三类都是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而设；清代的宫廷音乐分为祭祀、朝会、宴飨和巡幸四种，它们也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而设。其中的歌词或者是强调皇上与神明的关系，或者是歌颂皇帝的词句，目的无非是粉饰太平，颂扬皇帝，以顺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