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朱熹的思维世界-朱熹的思维世界

本书每章结尾总论每位思想家的思想以及他与同道的关系外，主旨也在阐释道学在南宋时期的历史发展。哲学与意识形态的方法一直主导当今的研究，甚至需要补充思想史角度的观点。以新的观点看待道学的演变以及它对南宋的影响，究竟得到什么新的发现？本书要以下列四个主要问题为中心，提出一些论点：道学的成功、朱熹在道学传统中的杰出地位、道学的其他成员以及研究儒家哲学的意义。

首先，道学为什么能在1241年，获得国家与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外族占领中原使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他们面临更大的文化危机，他们认为以精神修养重振儒家的正道、复兴道德意识，是将政治、文化与社会导向正途的不二法门。北宋政权倾覆后，中央政府比较不能直接介入地方事务，监督宗教与文化团体，所以道学的发展比北宋末年少受官方的控制。南宋士人的人数空前众多，也提供道学潜在的成员。士人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繁荣、书籍印刷与教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使仕途也日益壅塞，愈来愈多的文人学士竞争日益减少的科举配额。落榜的考生更多，日益难以达成以政府职位维系家族社会地位的目标。不但科举中第的机会日益减少，中央政府权力削弱，也使士人不像11世纪时那么热衷仕途。根据包弼德教授的猜测，宋朝士人见到仕途暗淡时，道学变得更有吸引力，主要因为道学强调道德修养，可以为社会的菁英地位基础提供正当的理由。对那些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而绝意仕途的无数芸芸众生，这项解释当然很可能成立。

然而，对那些努力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人，道学提供人际关系的网络。北宋时期的关系网络大概是与各地望族联姻而构成，但南宋的菁英分子则较常与当地的望族联姻。在官僚体系里，举荐与担保对任用升迁都非常重要，所以士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很实际的意义。随着科举的竞争日益激烈，政治与社会的关系确实吸引许多人加入道学的阵营，吕祖谦就是绝佳的例子，数以百计的学生群集他主持的书院。他和尤袤在1172年担任进士主考，提拔大批的道学人士后，更是情况热烈。外人可能认为这是偏颇的行为或是党派之私，但朱熹也鼓励推荐志同道合的朋友。在12世纪90年代，朱熹在江西的门人已经在地方组织“吾党”的成员，每三个月聚会讨论问题，并互相支援帮助。

政府压制道学甚至最后造成有利于道学的局面。政府停止攻击道学时，道学内部就更有余裕争论传统及经文的问题；比较不能容忍异己的宰相压制道学，在科举考试与仕途升迁时排挤道学家，反而促进道学内部的团结。道学人士反对所谓的权佞人士当权，而南宋道学的根源是北宋的元祐党人，所以南宋道学领袖的政治态度大同小异。秦桧排挤道学，韩侂！将道学领袖列入黑名单，都加强道学内部的共识。

颇为讽刺的是，12世纪末的庆元党禁雷厉风行，使政府必须激烈转变政策，以平息安抚许多认同道学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李道传在1211年上书中提议，政府规定国立学校采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课本，并将道学的代表人物放进孔庙陪祀。在13世纪的前30年，朝廷下令恢复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张九成与其他道学家的名誉，但朝廷零星局部的步调没有和缓道学人士的要求。

1241年皇帝正式下令承认道学为国家的正统，朱熹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四子进入孔庙陪祀。1241年的上谕也赞许朱熹与他的《四书》注解使“孔子之道益以明于世”，随后命令太学生要向传承道统的学者致敬，并且学习朱熹的经典注释，又将从1104年就供奉在孔庙里的王安石牌位迁出。

中央政府如果有力稳定，就可以抵抗道学的要求压力，甚至压制道学；但南宋政府不仅比北宋政权脆弱，又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及文化威胁。蒙古人在1234年征服华北后，采纳在政府里任职的儒者建议，不但在北京重建孔庙，并实施其他措施以建立统治中国的文化合法基础。政治的考量与军事的脆弱迫使南宋政府承认道学的地位，以安抚平息意见众多的异议分子，并且宣扬文化正统已经在南方稳固建立的信念。道学领袖在朝廷中只有虚衔，不能决定国家政策，但道学仍然获得重要的利益优势。新获得的公共地位使道学更受欢迎，增加它对社会的影响力。书院与慈善救济活动一直使道学能够发展及凝聚内部团结，但政府的资助纵然很少，也能够强化这些活动。

这里强调社会政治背景，并不否认哲学思想是道学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前的儒学团体从未如此凝聚团结，并且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道学家能够对一些基本观念达成共识，无疑是能够团结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如何界定与建立道学的传统。

第二，朱熹为什么能够在12世纪末期成为道学的核心？朱熹是道学内部最有系统的理论家，发展出最全面的哲学思想，尤其能在哲学思辨的层次超越其他道学家。就学说思想而言，他编撰较多经典注释以及指导阅读经典的作品，并且注意思想源流，以界定道学的组成范围。就制度而言，他最了解建立政府与家庭间的社区团体的潜力，所以一直努力组织书院、祠庙及乡约。一般采用上述原因解释朱熹何以能够超越他人，但本书要提供一些较新的因素。

朱熹的策略是将自己的观点描述成中庸的立场，与对手的极端的见解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经常批判其他道学家的学术是“杂学”，受佛教、道家、法家污染。道学早期的多样性格尤其困扰他，因为许多二程弟子在不同的地区，发展出不同的道学传统。没有权威的中心，广义的道学就漫无标准。南宋道学的第一阶段，假如必须有人出面领导，领袖就是张九成。然而张九成放宽胸怀与禅僧对话，令朱熹甚为不满。朱熹约从1160年开始抨击部分二程弟子偏离师说，而努力探求他认为真正的二程作品与思想遗产。12世纪70年代中期编辑的选集也继续朝这方向努力，但由正面界定道学传统的人物与思想；朱熹也利用撰写祭文或墓志铭的场合，界定道学的传统与成员。

朱熹在为张栻及吕祖谦写的祭文里，开始宣称自己是首要的权威，尤其在1181年的吕祖谦祭文中，更明白宣扬道学的文化、政治使命。朱熹追随吕祖谦称呼同道为“吾党”，借用政治派系色彩如此浓厚的字眼，指涉吕祖谦与张栻引导的道学，而且进一步宣称从此要接替领袖的地位，乃至大胆断言吕祖谦与张栻去世后，无人有资格纠正他的错误：“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

朱熹在以后的20年里，以这个想法为基础逐步扩充思想，更坚定引导道学的发展。朱熹地位提升的线索，可以从他在1183年为曹建撰写的墓志铭看出迹象。朱熹断定曹建将传承道统，无疑暗示自己是有资格判断道统谁属的老师。朱熹1189年写的《中庸章句》序言是另一主要进步，从此向更多人公开宣扬“道统”的观念。朱熹使用这新的词汇后，更能正式提出从古代圣人，经过二程，再到当代的道的传统，以特殊的字眼促进思想的制度化。朱熹提出二程的注释解释《四书》的深奥之处，暗示自己直接继承道统的传承。他在1194年完成的“沧州精舍告先圣文”中，罗列传承道统的思想家，宣称自己“逢有道载”。简而言之，朱熹在1181年以后，积极树立自己成为代表道统真传的唯一在世学者。朱熹在12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的主要对手虽然对他的宣示极有保留，但都承认朱熹是当时道学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朱熹很早就考中进士，不必再受准备科举考试的牵累，能够及早专心学术，比对手拥有莫大的优势。他从获得进士学位到去世为止，历经52年时光，使他的主要对手处于明显的劣势；陆九渊通过科举后，只再活22年，吕祖谦仅18年，陈亮则不到1年。吕祖谦每年的平均学术著述产量虽然超过朱熹，但朱熹比较轻松、健康，有52年的时间致力于学术，产生空前的学术作品、思想学说，并教导许多学生。程颐比同时代的主要思想家长寿，影响力因此大为增加；朱熹也在比较年轻的学者去世后继续活跃。他去世的时间比张栻、吕祖谦晚将近19年，比陈亮、陆九渊晚大约六年。然而，朱熹的杰出地位不能只归因于他的寿命比较长。

道学在12世纪90年代被禁，到1241年成为国家的正统，经历许多动荡挫折，朱熹的地位因此更加提升。朱熹在“庆元党禁”的黑名单里，排在四位朝廷大臣之后，地位非常突出。在敬老尊贤的文化气氛中，他是最年长的道学哲学家，而且在禁令尚未解除时去世，显然被当成道学的烈士，声名更为远播。在13世纪权臣专政、垄断权力时，很多士大夫不满当道滥用权力，使朱熹成为道学的象征。他们上书要求尊崇道学人物的过程中，朱熹逐渐成为道学的代表人物。吕祖谦、陆九渊、张栻及其他一些道学家都获得荣衔，但请愿的臣子与朝廷在13世纪20年代末期愈来愈尊重朱熹，连吕祖谦的学生乔行简也在幕后努力，为朱熹争取陪祀孔庙的尊荣，却没有为吕祖谦争取对等的殊荣。

朱熹亲选的继承人黄幹宣称朱熹的成就超过北宋五子。北宋五子只延续道统，朱熹扮演的角色则与孟子相同，使道能够彰显于世。陈淳甚至排除张载，将朱熹描绘成二程的直接传人。根据陈淳的见解，朱熹彻底深入圣人的著作，独自一统各家学术的真理；从此以后，朱熹的学术是进入圣贤学问正途的唯一法门。真德秀也追随陈淳，置张载于一旁，而将朱熹的地位提升，厕身为道学四子之一。真德秀并且重申朱熹对道统承继的“先知式”的见解，宣称天向四子揭示道的奥秘，所以他们有先儒圣贤从未获得的见识。金华四先生追随黄幹，推崇朱熹的《四书》注解，甚于陈淳注重的由周敦颐、二程和张载语录构成的《近思录》。对朱熹的门人而言，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使北宋四子相形见绌，处于次要的地位。金华四先生确定由二程，经朱熹、黄幹，再到自己的直接线索，而其他人物则被视为道学的分支。简而言之，朱熹的地位对门人后学极其重要，所以他们将朱熹描述为超越同时人物，甚至超越北宋四子的道学大师。

第三，这里一再讨论朱熹如何获得突出的地位，读者或许会问：其他道学家及比较广泛的道学环境又如何呢？本书企图证明道学迈向正统的过程，绝对不是由二程到朱熹的单线发展。道学传统的其他线索也可能提供不同的发展，而且常常似乎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所以道学的传统不但在与政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也在内部的紧张关系中茁壮。南宋时期一般以比较广泛的观点看待道学，远比南宋灭亡60余年后，官方修纂的《宋史》所界定的范围宽广。

吕祖谦是以广阔的眼界看待道学的典型例证，他从未承认朱熹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足以界定道学的传统与范围；事实的确与此相反。道学当时虽然没有一统的权威，但张栻是12世纪60年代的道学核心，12世纪70年代转向吕祖谦。吕祖谦史学、经学、制度与文学方面的著作丰富，成就非凡，而且拥有超越其他道学领袖的崇高社会政治地位。吕祖谦在世的最后十余年，与士大夫建立无比广泛的人际关系，吸引众多学生登门请益，其他道学家都望尘莫及。当大环境敌视道学时，吕祖谦致力于保护他所谓的“吾道”与“吾党”，并且在1172年出任进士科主考时，他和尤袤录取大批重要的道学家，是宋朝历史上最多道学家登科的进士考试。吕祖谦的地位的确独特，政府虽然明令科考取士不得偏颇，他仍然敢宣扬自己认出陆九渊的考卷。现代的学者一般不甚注意吕祖谦的贡献，然而重建宋代道学的发展历程时，吕祖谦必然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www.xing528.com)

除朱熹的门人弟子外，与他同时的学者并不接受他想当然的权威。诚如叶适指出，道学的标签包括许多推动改革的士大夫，不能专指朱熹。主要的思想家继续与朱熹辩论儒家学说的内容与传统组成的问题：陈亮挑战以三代盛世当做现今楷模的看法，陆九渊则质疑他的经典解释与自命“醇儒”的标记，又最直接敦促朱熹承认自己的体系只是以个人意见为基础，还需要在道学内部详细考查讨论。这些友人也对道学家的行为态度提出警告：陆九渊警告说，一些道学界的成员若继续自称是唯一的醇儒，会有遭遇强烈批评抨击的危险；陈亮则抱怨道学分子排挤外人，有如群集在神坛前的秘密宗教组织；由于政府一直打击秘密社会，陈亮的抱怨很有警诫的味道。

反道学的人士从12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抨击道学分子自命真儒。他们在朝廷向皇帝上书，指责道学不能代表标准的儒家学说，不过是少数骤然得宠的人物对几部经典的狭隘解释罢了，而道学成员只是一批资历不足的失意士大夫，标榜学说思想优异，目的是追求仕进的机会。攻击道学的言论声浪在12世纪50年代中期虽然稍有减弱，但朱熹在12世纪80年代的挑衅言行又招致新的非难。朱熹的作为如拆毁秦桧祠庙、弹劾唐仲友，对促进道学的利益与目标，远不如吕祖谦的方法实际有效。然而，朱熹招致比较尖锐强烈的反弹，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吕祖谦的个人魅力、社会地位以及敏感的政治判断能力。道学人士在12世纪90年代初卷进皇室的家务事，政敌更有充分的理由发出道学干政的警讯；这些政敌似乎到1195年已经获得权力斗争的胜利，使朝廷查禁“伪学”。

反道学的人士提出各种证据，证明道学是由特殊成员组成，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封闭团体。道学中人不但在官场互相推荐援引，而且能够从科举考生中认出同道友人的卷子。政府虽然严格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的身份，但道学有共同的观念及用语，考官有时仍然能够猜出答卷的作者，前面分析吕祖谦如何评阅1172年的科举考卷，无疑坐实阅卷偏颇的指控。道学结党的另一项证据是一些道学领袖主导宁宗成为皇位继承人，最后即位取代光宗，而且他们一再上书抗议道学领袖遭到罢免，更显示道学人物的关系深厚密切。由于这些政治活动，反对者认为朱熹在1181年的吕祖谦祭文中提到“吾党”，意义十分清楚。一连串的事件显示，朱熹在祭文里提出的政治主张绝非空口白话。

1197年“庆元党禁”的黑名单也显示一贯认定的道学成员范围。以被迫害的个人而论，浙东学者的人数比朱熹及门下弟子多，是打击的最大目标。黑名单包括各种不同背景的学者，例如朱熹、叶适、吕祖谦和陆九渊的学生，他们的思想渊源不仅可以上溯到二程、周敦颐与张载，还可追溯到保守的元祐党人，例如司马光、胡安国以及吕家的先人，所以在整个12世纪，反对或支持道学的人士都以比较宽广的视野看待“道学”的范围。

有些迹象显示，这种比较广泛的看法到南宋末年仍未消失。李心传是记载道学运动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即保持这广泛的看法，他不仅承认张九成在12世纪30年代的重要地位，还记载朝廷册封吕祖谦及张栻的诰文，并且在1223年要求朝廷授予道学大师陪祀孔庙的殊荣时，将司马光与朱熹、北宋四子相提并论。朝廷在1241年决定朱熹与北宋四子从祀，甚至仍然不是最后的定论，因为司马光、张栻与吕祖谦在12世纪60年代也加入陪祀的行列。吕祖谦在孔庙的位置就在朱熹旁边，这项措施更有意义，所以1241年的敕令并没有为强调程朱的狭义道学带来全面的胜利。后来的朝代才将朱熹提升到庙堂中央，成为十二哲之一。

朱熹的门人尽管宣称朱熹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们仍然暗中调和13世纪其他道学流派的思想。第一条思想阵线是浙东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及功利主义者。真德秀的一些历史与制度的立场观点，与浙东儒者颇为类似，但他没有特别提及这些相似之处，而一直以追随朱熹学说的后学自居，所以他与浙东学者观点相同的地方，被现代学者解释成是他自己的新发展，完成了朱熹遗留下的经世制度理论。金华四先生也吸取浙东传统对法律角色的看法、重视历史制度的重要意义以及以政治军事的手段保卫国家，然而他们不强调自己的浙东学术根源，却自认是朱熹学说最正统的继承人。这些发展可以视为意图结合朱熹的哲学与浙东的制度历史智慧，其实是侧重朱熹体系中的制度与社会关怀，远离朱熹自己偏爱的哲学思辨。

另一条阵线显然是要回应陆九渊挥之不去的影响。朱熹弟子门人也将朱熹的哲学转向文化价值的层次，以突出伦理道德与自我修养的地位。黄幹虽然努力信守朱熹托付他的期望，但更强调个人修养，因此不十分重视朱熹的学术研究与抽象的思辨哲学。陈淳只在1217年与严州的陆九渊后学交锋时，痛加斥责陆学，但他的《北溪字义》强调心与功夫修养，可以视为对陆九渊挑战的正面回应；朱熹的后学受陆学的挑战，必须组织扩充朱熹在心学与功夫修养方面的学说。杨简与其他浙江的陆门弟子继续发展陆九渊的哲学，成为朱熹学派外的另一体系。然而，陆门弟子在13世纪转向与朱熹的方法论融合，却是陆学更典型的发展。真德秀与受陆学吸引的学者在友善的气氛中对话后，或许因此受到启发，努力扩充朱熹的心学；例如，真德秀与安徽唐氏的交流，就能够鼓励双方和谐寻求共同的立场。

朱熹的后学显然将思想重点转移，偏离他比较喜欢谈论的思辨哲学，其他12世纪的道学家不如朱熹注意讨论这层次的问题，也没有讨论得那么彻底。朱熹与同时的学者有时由不同的层次解答他们处理的问题，但不像一些现代学者的猜测：遗忘双方的主要论点。朱熹有时回避朋友提出的主要论点，企图将讨论引导到比较理论化的层次。朱熹的思想包括抽象的哲学原理外，也包含文化价值与实际事务的论题，但他对三个层次的着重点与时人及后学都不同，因此他的学生回归12世纪道学的中心时，其实增加朱熹学派对文化价值和实际事务的讨论。由于他们的努力，朱熹的名下拥有更充实的文化价值与实际事务的论述，并且使心及经世的哲学更加完整，对朱熹学派的最后胜利贡献极大。

刘子健先生指出，随着以朱熹为中心的综合学术主导潮流，儒学表现出空前的排外倾向，然而排外的倾向其实很早已经开始，程颐就曾经宣称：唯有专心研究“道”的学者才配称为儒者。道学的成员逐渐采用分别人我内外的字眼，例如“吾儒”、“吾道”、“斯文”，到12世纪70年代甚至不避讳“吾党”。他们一心一意要使国家社会符合道的理想，却造成紧张忧虑不断升高。道学家面对政府及其他儒家士大夫的敌意，又身在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无所不在的社会，所以看到同道与现实世界冲突对立时，会变得愈来愈缺乏安全感，卫道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他们的著作经常有轻微的偏执妄想，透露出他们对外来的危险攻击非常焦虑。

就与朝廷的交往互动而言，道学的排外性格与南宋时代的专制体制及正统问题很有关联。朱熹道统观念与传统儒家的政统观念很类似，而且道学的发展在1241年达到高峰，成为国家的正统学说时，思想与政治的领袖都明白他们需要一套能够加强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共同目标。从儒家的整体历史来看，文人学者素来努力追寻一条正道，以期使思想一统，从不企求建立有如忠诚的反对派（loyalopposition）般的独立自主团体。我们或许可以说专制的政体与思想正统具有共同的基础，而这基础就是道学家不断强调的想法：君主的用心应该是政治、社会价值的基本关键。简而言之，朱熹固然难逃使儒学正道变得更狭隘的一些责任，但他扮演的角色必须置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来了解，尤其应该重视由北宋程颐到《宋史》编修完成间历经的种种人事与事件背景。

第四，道学如此面貌多变的思想发展历史，如何可能影响现代学者的儒学研究？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朱熹的门人转移学术的中心课题，不再专注探讨思辨哲学，我们是否应该避免当前的一般看法，将道学家描述成一群沉迷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这种传统印象起源于过度强调朱熹最抽象的哲学陈述，即使朱熹本人比较强调道德哲学，甚于关心社会政治的问题，但伦理学毕竟不是形而上学。而且，现代学者援引真德秀与吴澄为例，证明朱熹的学派专注心学的探讨，企图看轻陆九渊及其后学对这两位哲学家的影响。但将真德秀与吴澄描绘为朱熹的忠实信徒，是否只是片面的事实？如果真德秀与吴澄如此自居，可能是以朱熹的力量为象征的意义比较浓厚，甚于完全依随他的观点。《宋史》没有将真德秀列入“道学传”，但是近代学者已经证明他是道学传统中很重要的中心人物。本书强调张九成、吕祖谦等学者的贡献，目的是要重现道学历史的早期多样化的特性与演变。

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道学演变，也能使我们更了解主要道学思想家的哲学。本书每一章结束前曾经总结讨论思想家，由于他们的贡献与特色很多、很复杂，无法在此做完整的摘要，但朱熹的例子颇有启示。

本书将朱熹的思想发展置于他与同时代学者交流的背景下理解，以使产生新的角度研究他的思想。例如，朱熹与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建立儒教的理想社会，而借用他们的社区组织的模式，发展社仓、书院等组织。朱熹备受赞扬的书院组织与书院学规，其实吕祖谦早已着手进行这些工作，朱熹或许是受他的启发；此外，他对《易经》、《诗经》的看法是以吕祖谦的研究为文献的架构。朱熹与陆九渊争论教学方法时，吕祖谦不仅居中协调，也积极加入讨论。朱熹的确有时在意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自居中庸，他虽然常常将别人的观点解释得比原来极端，但似乎仍然努力要达到自认为的中庸的立场，所以若不清楚把握同时学者的其他看法，朱熹的思想动力就会变得比较模糊。

朱熹的听众也影响他的学说。他在冲突争论的场合发表的论述，有时与他在别的场合讲的话不同。他对古代霸道的评论时时有异，既可以从历史学者的立场谈，有时又从道德哲学家的角度争论霸道的问题。他与陈亮作一系列的辩论，影响他对井田制度、“经权”问题与道的看法。现代学者一般都忽视陆九渊质疑朱熹的权威与见解是否客观，但陆九渊的问难的确是十分重要的挑战，更明白显示朱熹预设自己对“道”的了解客观而明确，而且非常在意这项预设；陆九渊直接挑战这预设时，他不愿意辩护。朱熹私下虽然表示怀疑，而且一直努力求取更好的理解，但与人辩论时，他的态度语气总是非常自信权威。朱熹和陆九渊辩论时的表现，以及他删改胡宏与张栻的著作，都与他一般的哲学与方法论论述颇为不同，显示出他思想的另一面相，并不像现代学者描述的那么重视文献的完整；这些细节使我们能更广泛深刻地了解朱熹。本书试图从朱熹与道学成员都关怀的“吾道”的传承问题，了解他的种种行动作为，因此这些争执辩论的著作证明：背景与团体的互动对思想的发展与倾向非常重要。由于儒家学者素来强调人际的关系与互动，而非个人的单独自主的活动，因此朱熹的模式并不令人意外。

本书还有什么不足之处，需要再加注意的呢？我想提出几点值得学者继续努力的方向。本书集中讨论的几位道学领袖虽然还需要更完整的研究，但更艰巨的任务是研究道学的所有成员，不仅包括主要的政治人物，也要探讨参与道学的一般人士。我们对道学以外的南宋儒家学者所知更少，现在的思想史研究很少触及诗人、画家、史学家、类书的编者、科学家，甚至于政府官员等儒家人士，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这样道学之外的儒士。若要完整呈现本书所处理的道学发展，也必须写第二本书，探讨13世纪（在南方和北方）到14世纪40年代《宋史》完成之间的发展，我希望学者加入这项历史研究。研究明清时代的学者最近一直讨论明代中期到清末间的正统问题，我们也应该填补宋末到明初间研究的空白。道学对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冲击甚巨，也一直影响东亚的教育、社会经济价值与政治文化，所以怎么能够忽视道学的思想史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