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维世界：第四时期的成果

庆元党禁在1202年正式解除，李心传在当年完成一篇回顾道学的文章“道学兴废”。他是第一位记录道学活动的历史学家，道学在1202年的状况使他不感乐观。道学经过20年的政治争论，已经处于最低潮的阶段，似乎即将完全灭亡。李心传在1239年写《道命录》的序文时，却追溯道学如何得到政府的青睐，势力再度兴盛。南宋皇帝在1241年颁布敕令，进一步承认道学的地位。这些变化到底从何而来呢？

朝廷的政策逐渐开始转变，到1202年时，甚至韩侂！都发觉对道学的禁令太苛刻，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与政府关系疏远；他为寻求支持与金人开战，恢复朱熹等道学家的名衔，他们在禁锢时期若非被迫退休，就是已经去世。韩侂！也企图授予因党案遭禁锢的某些道学领袖政府职位，有几位接受任命，最著名的是浙东功利派的学者陈傅良与叶适。朱熹的女婿与最重要的弟子黄幹，也接受韩侂！提供的官职，然而韩侂！无法吸引道学领袖支持对金开战。道学人士早在高宗时代就以主战而闻名于时，但13世纪初期道学家官员对开战的态度却转趋保守，明显反映出吕祖谦和朱熹的自强防守立场的影响。宋朝在战事失利后，被迫在1207年处死韩侂！，并将他的头颅献给金人；道学领袖并没有为以前头号政敌的凄凉下场感到悲哀。新任宰相史弥远（1164-1233年）继续努力与道学和解，促使朝廷在1209年加封朱熹尊号。

李道传（1170-1217年）在1211年上书朝廷，提出道学所关心的要务。他指出皇帝应该采取三个具体的步骤，以提高学者的士气。第一，宣布禁锢道学是错误的决策。第二，太学应该采用朱熹的《论孟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为课本。第三，周敦颐、二程、邵雍和张载应该进入孔庙陪祀。李道传认为这些措施可以振奋士人的精神，人才会因此增加，朝政也得以稳定改善。朝廷内部有人依然敌视道学，所以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尚未到成熟实施的阶段，但是朝廷为安抚李道传和其他上书的大臣文士，在1212年决定采用朱熹的《论语》和《孟子》注解为太学课本，朱熹的《中庸》和《大学》注解由于引起一些争议，未获太学采用。政府在宁宗朝期间，下令为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周敦颐、程氏兄弟、张载，甚至张九成等人追加谥号。

宁宗在1224年去世，由于他没有子嗣，造成皇位继承的危机。宰相史弥远不选择年长的济王（逝于1225年）继承皇位，而让比较年幼的继皇子即位，是为理宗（1224-1264年在位）。湖州某些人士反应激烈，认为济王的皇位继承权遭人篡夺，所以起事叛变。济王事前并不晓得有人预谋叛乱，叛变事发后也极表反对，但朝廷的密探仍将他牵连在内，他终于被迫自杀。史弥远为重振朝廷的威信，任命几位道学人士担任高官，但他们竟然要求追加济王封号，史弥远只得又撤除他们的职位。道学虽然遇到这些挫折，但理宗在1127年和1129年为朱熹追加封号，或许是为应付蒙古人日益增长的威胁，他们在1227年消灭西北的西夏。

刘子健先生进一步推测，由于蒙古人的威胁在13世纪30年代日益增加，政治形势迫使朝廷接受道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蒙古人在1234年消灭金朝政权，势力扩展到南宋的边界；血腥的军事征服不是蒙古人的唯一威胁，他们接受金朝遗老的建议，在华北的统治中心建立孔庙，并开始斟酌举办科举考试，所以蒙古人自称继承儒家的治统。宋朝为对抗蒙古人的军事与文化的侵略，力图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史弥远在1233年去世，郑清之（1176-1251年）接任宰相，他召回两位年长的道学领袖魏了翁（1178-1237年）和真德秀（1178-1235年）入朝。乔行简（1156-1241年）在1234年小心翼翼地要求朝廷加封朱熹和北宋五子特殊的荣衔。1238年蒙古人支持建立太极书院，并在书院里祭祀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杨时和朱熹。我在1988年指出，12世纪90年代初道学已经在北方颇为发达，但是南宋的士大夫认为，蒙古人在1234年支持被俘的学者赵复（1206-1299年）后，道学才在异族统治下开始发展。蒙古人的措施更加强对南宋政权的意识形态挑战。

宋理宗在1241年1月颁布敕令，全面接受道学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并举行特别的仪式，将朱熹、周敦颐、张载和程氏兄弟的画像供奉在孔庙中，尤其肯定朱熹的理论成就以及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能够使道昌明于世。理宗说：(www.xing528.com)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浑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道学的主要政敌王安石的牌位被赶出孔庙，太学在几天后受命向传承道统的先圣先贤致敬，吕祖谦和张栻也在1261年进入孔庙陪祀。到1267年时，吕祖谦在孔庙中的牌位在朱熹与北宋三子的下首，侧身东庑的先儒；程颢则在邵雍、司马光、张栻的牌位前，被列在西庑的先儒里；后来朝代又把朱熹地位提升到其他道学人士之上，这些措施都在宣传南宋继承北宋沦陷后的文化正统。

南宋政府承认道学恢复古圣人之道，而且在北宋沦亡以后，将道传布到南方，所以南宋朝廷能够与道统的传承结合，以此为文化宣传的手段。南宋利用文化正统对抗蒙古人在北方修建孔庙以及斟酌举办科举考试的政策，蒙古人的行动也显示，他们要使人认为新政权赞助儒家的文化，而且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南宋则企图否定蒙古人具有任何文化的正统地位。

南宋朝廷的权力结构其实没有改变。一些道学人士获得显赫的职位，但没有改变实际政策的权力，所以他们的胜利只是表面的装饰。不过道学的政治地位，以及它与朝廷的关系已历经根本的变化。

李心传在1239年为《道命录》写序时，就用政治的角度解释道学地位的提升。他观察道学历史的角度广泛而且实际，强调支持道学的大臣在关键的时刻发挥重要的作用。11世纪末时，司马光是否在朝攸关道学的兴衰；赵鼎在12世纪30年代高宗朝的地位，也影响道学的命运，而赵汝愚是12世纪90年代的关键人物。这些大臣掌握权力时，道学就欣欣向荣，他们一旦被剥夺权力，“道学其为厄已甚矣”。但是对专门研究朱熹哲学的现代学者，转变政策的功劳都归于朱熹的门人与后学，我们在下一章就要讨论朱子的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