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5年的鹅湖之会触及许多问题，而教学方法是与会学者讨论最多的课题。此行相会的目的原先只是介绍朋友互相认识，所以陆氏兄弟写诗简略表达他们的观点。陆九龄提出他的诗：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他认为太专注研究圣人遗留下的经典，会使人不去体会圣人之心，用意显然在非难朱熹的经典注解。众人讨论第一首诗以后，陆九渊也提出他所写的诗，使讨论达到高潮：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根据陆九渊的回忆，朱熹听完这首诗后，顿然“失色”，而且“大不憺”，众人于是决定暂停讨论，使气氛稍微轻松。陆九渊的诗更尖锐批评朱熹的学问支离、漫无目标，他使用涓流成海的比喻，说明成为圣人的历程应该是自然、自发，并且十分简易，只要立定志向修身，假以时日必然能够恢复本心。
陆九渊本来要追问朱熹：“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但被陆九龄阻止。尧舜以前的圣人必然以修持本心而成圣，因为他们无书可读。陆九渊的观点非常激进，暗示成圣与经典的研习是两不相干的事，并指出有经典以后，圣人反而很少，而在注解经典的鼎盛时代，很少人想要成为圣人。
朱泰卿（亨道）也参与鹅湖之会，他日后谈到当时教学方法的讨论：
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
这方法的区别成为日后讨论朱陆异同的标准。吕祖谦也推崇读书博学，所以他和朱熹与陆氏兄弟的差别，并不是在读书的价值，而是读书顺序的问题。
众人企图协调两方的教学方法，朱熹援引《中庸》，以“尊德性”和“道问学”解释双方的分歧，并在1183年宣称最好结合两个方法的优点：“今〔陆〕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日后许多学者以此作为区分朱陆异同的典范，但是唐君毅及余英时等先生认为这个传统的区分不符实际。朱熹一直以“尊德性”为主要的目标，“道问学”则为道德价值和功夫修养服务，这些名词原来只涉及教学方法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哲学的区别。(https://www.xing528.com)
陆氏兄弟在鹅湖之会上所提的诗，构成双方教学方法的另一项问题。学者根据这些诗、陆九渊的一些论述以及朱熹对陆氏的评价，有时简单说陆氏兄弟不注重阅读经典与注解，但是鹅湖之会后的五年期间，他们改变看法，开始承认读经也很重要，上一部分讨论朱陆关系时，已经提到这项变化的时间与影响。陆氏兄弟虽然向朱熹和吕祖谦的观点靠拢，但差异依旧存在。陆九渊听朱熹说要结合“道问学”和“尊德性”时，讽刺说：“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陆九渊认为读书学习有如水对于鱼一样重要，而且求学可以改变人的禀赋。他与学生交谈时，常常提必须阅读经书；例如，他在1183年否认曾告诉人不要读书，反而强调读书是最重要的：“某何尝不教人读书，不知此后煞有甚事。”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
夫博学于文，岂害自得？……《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学问思辨之后，今〔刘〕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说，与《中庸》、《孟子》之旨异矣。
博学不是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行动的前提，所以他和朱熹都认为应该先知后行。他并且抗议：“何尝不读书来？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
陆九渊的读书方法有独特之处吗？几个主题很明显。陆九渊似乎任人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阅读的书：“所读书亦可随意自择，亦可商量程度，无不有益者。”他在另一封信提到为年轻人选书的标准：“某尝令后生读书时，且精读文意分明事节易晓者，优游讽咏，使之浃洽，与日用相协，非但空言虚说，则向来疑惑处，自当涣然冰释矣。”并且再三告诉学生读书的态度要优游，不可急于博览，因为“读书最以精熟为贵”。他又在别处向学生解释：
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咏，久自得力。若如此读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
读书的目的是了解文章的道理，或者是文章内含的意义，“读书固不可不晓文意，然只以晓文意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不但要了解书本的原意，而且必须能有疑问：“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
陆九渊曾经彻底研读过经典，所以自认了解经典的大义与隐含的思想，而且已经在生活中体现这些思想，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六经》皆我注脚”有时被解释成傲慢超越经典的态度，但陆九渊的文章引用经典不可胜数，他似乎只是强调应该以内在的经验了解经书的大义，不可一味死读书。就引用的书籍而论，他最喜欢读的书就是经典，尤其是《论语》、《孟子》和《易经》，他也引用史书以及过去的君主大臣的行为论说，但最常用孔子与孟子的弟子的事迹说明自己的想法。他提出思想论点时，显示他深刻了解经典的主旨。
陆九渊认为阅读经典是基本的要求，但对经书注解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从未替经典写过注疏，与朱熹及许多宋代儒家学者都不同，甚至曾轻蔑后世的注家不过“矜世取誉而已”。他说自己阅读经典时，只看古人的注释，因为古人的用语已经很清楚明白，又告诫学生不必为后代的注疏耗费精神，徒然加重自己的负担。但他并不一笔否定注经的价值：“后生看经书，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执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他强调的是仔细详尽阅读经典，以了解圣人的微言大义。
朱熹的读书观念又如何呢？朱熹更相信读书能够使人从圣人的言行道理，了解圣人的用心。“读书乃学者第二事”，但是读书能助人培养道德价值与功夫修养，而且“博文工夫虽头项多，然于其中寻将去，自然有个约处”。诚如余英时先生所提出，朱熹给予知识很有意义的自主地位，认为它是道德伦理的基础。朱熹的教学方法与经典研究确实已经众所周知，足以全面比较他与陆九渊的见解。
陆九渊对读书问题的评论的确显示他的读书法与朱熹不同，因为陆九渊的读书方式比较优游、没有系统，容许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也可以读简单的入门书。朱熹则有详尽的系统规划，例如读《四书》时，先从《大学》和《孟子》开始，然后是《论语》，再来是《中庸》，此后才可以读其他的经典。朱熹为帮助人阅读《四书》，写作一系列的注释，或许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与教学的工作。牢牢把握经典的义理后，朱熹才建议人读其他的次要书籍，例如史书。朱熹要求学者阅读他编辑的《近思录》，以理解最重要的道学传统，否则学生沉浸在道学前辈大师的著作时，会觉得困惑难解，甚至被他们学生的著作引入歧途。吕祖谦订定书院的规程，朱熹树立学规，陆九渊却彻底抛弃传统学校的规定，但他对礼仪的细节很严格；例如，他不准学生在吃饭时交叉双腿。朱熹也强调精读几本书籍比泛观博览重要，但陆九渊对这问题的看法清楚显示，他认为不必读许多书。他们的读书策略的差异，多少与他们诉求的听众有关系。陆九渊的部分看法，例如，读任何书都可以受益，显示听众的范围宽广，不限于一般的文士。朱熹担任地方官时，也对百姓演说，但他远比陆九渊重视文士。
这些差异虽然都实有其事，但指责陆九渊只强调内在直觉、不注重阅读经典的价值，显然也有失公道。这些差异是互相比较而言，只能就12世纪的儒学范围而论。朱熹在1191年描述当时的学术，认为陆九渊的学派只强调本心、重视“约”，吕祖谦的学派只强调博学，而自己则处于“中庸”之道：
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近日学者多喜从约，而不求之于博。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验其约！如某人好约，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处作工夫，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
朱熹在12世纪70年代对博学问题的看法其实比较接近吕祖谦，但他在吕祖谦去世后谴责婺州的学术，批评他们比陆学偏离正道更远。下面要从朱陆对无极的辩论，说明他们对读书问题的不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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