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陆九渊的碰面与否及其原因

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比朱熹与陈亮的关系更能显示吕祖谦在1181年以前的影响力，以及他去世后道学的环境变化。吕祖谦不但在陈亮与朱熹间担任中介的角色，也是朱熹和陆九渊间的桥梁。后人的研究常只把吕祖谦当成沟通朱、陆思想对立的管道，其实他的领导才能和思想对三者的关系亦非常重要。

吕祖谦在1172年的进士考试中认出陆九渊的才能，陆九渊因为吕氏的声望立即名满天下，吕祖谦并且写信给各方朋友，推崇陆九渊的学术和人格，所以吕祖谦的友人也开始谈论陆九渊。吕祖谦在1173年陆九龄造访后，写信给朱熹称赞这位访客有孝友风范，而且陆氏兄弟都立志向学；他们以前的学问虽然有些偏颇，但是已有长足的进步，而且开始从各个方面探求“道”。朱熹回复说，陆九龄的名声他已早有所闻，但对陆氏兄弟的思想态度颇有保留，因为他曾经听友人将陆氏兄弟与张九成相提并论。朱熹并在随后的信中表示担心陆九渊会使用儒家的语言表达禅宗的学说，而这正是他所抨击的张九成的错误。1174年陆九渊拜访吕祖谦后，朱熹回信给吕祖俭，批评陆九渊忽视经典的研习，想要直接把握圣人的本心。他随后又写信给吕氏兄弟，表示乐意与陆九龄、陆九渊见面，以解决他与朋友对陆氏兄弟学说的疑问；12世纪最著名、最彻底的儒学辩论于焉展开。

1175年6月，吕祖谦安排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在江西东南的鹅湖寺见面。鹅湖寺靠近杭州到福建的主要商业通道，旅程对朱熹和吕祖谦都还算方便；陆氏兄弟则可以乘船到达山下，然后乘轿上山。鹅湖寺是旅游胜地，所以与会的学者在当地度过悠闲的5-12天时光，吕祖谦并不时协调朱熹和陆氏兄弟的讨论。陆氏兄弟自信十足，断然不肯向朱熹妥协让步，甚至写诗嘲弄朱熹的哲学立场。到场参加学术交流的学者至少有11位，讨论很激烈，但也有许多问题，因为各种意见观点杂出，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吕祖谦的原意只是介绍朋友互相认识，但是讨论的话题引出许多歧异，立刻成为注意的焦点。一位陆九渊的学生认为吕祖谦是立场中庸的协调人，陆九渊自己指出吕祖谦起初放开心胸聆听各种意见，但后来支持朱熹的观点。吕祖谦在鹅湖之会前后所写的信件显示，他对关键问题的意见大抵与朱熹接近，都强调读书对教学和功夫修养非常重要。前面曾讨论过，吕祖谦虽然强调发现本心，却比朱熹更强调经典的学问。

张栻写信询问朱熹鹅湖之会的情形，尤其关心陆氏兄弟是否愿意聆听他人的意见，朱熹回信明确指出陆氏兄弟困扰学者的地方：“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

从日后的发展来看，鹅湖之会是朱、陆学术的分水岭，但会后几年双方并没有分裂的迹象，朱陆的关系维持良好，而且开始直接通信。朱熹和吕祖谦在信件中批评陆氏兄弟过于自信，而且抛弃读书学问，一意直接追求本心。朱熹虽然不同意陆氏兄弟对读书的松懈态度，但开始称赞他们的人格。朱熹和吕祖谦在12世纪70年代后期对他们的批评很温和，主要的原因或许是他们开始体认读书和经典研究的重要地位。

陆九龄在鹅湖之会后的五年期间，更加称赞吕祖谦与朱熹的学识。他的继母在1177年过世，他为此写信给朱熹，详细询问葬礼的问题，而朱熹批评陆家的做法时，陆九龄都能够接受建议；但陆九渊则不然。陆九龄在1179年2月前往信州铅山的观音寺拜会朱熹，当时朱熹在等待南康太守的任命。朱熹的学生说：“〔陆〕子寿每谈事，必以《论语》为证。”陆九龄写信给张栻，提到这三天的访问，仍然表示对朱熹的看法有所保留，但没有具体说明，不过陆九龄常提《论语》论事显示他努力调整自己的立场。他在鹅湖批评朱熹强调圣贤经典，但现在的看法已经与当时有很大的差距；他以前批评过为经书写注解的做法，现在却再三称赞朱熹对《中庸》的注解。陆九龄在1179年10月前往婺州造访吕祖谦，吕祖谦后来写信给朱熹，赞扬陆九龄的学问颇有进境：“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也。”陆九龄在1180年突然病逝，朱熹与吕祖谦都认为失去一名同道。吕祖谦给朱熹的信说：“陆子寿不起，可痛。笃学力行，深知旧习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朱熹回信说：“子寿之亡极可痛惜，诚如所喻。”并在“祭陆子寿教授文”中称颂陆九龄进步成熟，与自己“道合、志同”。

陆九渊在鹅湖之会后也比较倾向朱熹与吕祖谦所强调的读书。朱熹在1179年写信给吕祖谦，根据陆九渊写给别人的信指出：“〔子静〕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然则自觉其前论之误矣，但不肯幡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他在第二年所写的信件一再提到，许多江西的友人来信肯定陆九渊改变基本的观点，“却教人读书讲学”。

朱熹与前来南康求教的陆九渊门人谈话后，更相信陆九渊的学问颇有改进。陆九渊门下两位主要学生曹建（立之，1147-1183年）和万人杰使朱熹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坦承师说有误。其他学生返回江西接受陆九渊的教导，曹建与万人杰则转投朱熹的门下；不过其他学生依然固执己见，也使朱熹颇为困扰。朱熹写信向陆九渊抱怨，陆门弟子包扬认为读书会妨碍儒家道德的实践。陆九渊随即写信给这位弟子，批评他的“奇怪”之论；包扬也在1183年投到朱熹门下。鹅湖之会后的几年，陆九渊和学生对读书问题的态度有些转变，向朱熹和吕祖谦重视经典的立场靠拢，所以朱陆两派间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

包扬等陆门弟子很慢才体认读书非常重要，显示陆九渊并没有与以前的观点完全决裂，所以朱熹更要努力说服陆九渊。南康的旱灾情况严重，朱熹应接不暇，而陆九渊必须为陆九龄治丧，所以被迫取消原订在1180年会面的计划。陆九渊请朱熹和吕祖谦撰写墓志铭，结果两篇墓志铭都委婉指出陆九龄改变早期忽视阅读经典的看法，学问颇有进步。陆九渊在1181年2月为陆九龄的墓志铭，亲自向朱熹致谢。陆九龄逝世使他们都很难过，所以在礼尚往来的气氛下，双方都企图寻求共识，不愿开启争端。陆九渊此行在白鹿洞书院发表著名的义利之辨的演说，众人都深受感动，所以朱熹将讲词刻在书院的石碑上。总而言之，这次访问非常成功，朱熹写信给吕祖谦，赞许陆九渊的观点改变许多：“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朱陆的南康之会后，朱熹与吕祖谦交换对陆九渊的看法。吕祖谦关心陆九渊是否放弃鹅湖之会时的观点，并且评论说：“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显然意指陆九渊强调人内在的潜能，较不注重学习普遍的规范之理。朱熹回信说，陆九渊有更根本的缺点，就是“一些禅的意思”，将学问看得很简易，又专注内在的心，忽视外在的事物，思想显然甚受禅宗感染。陆九渊过于自信，别人指出这种佛教倾向时，总认为是别人的错误。朱熹计划让三人在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再度会面，以解决分歧的见解，然而吕祖谦突然在1181年8月去世。

陆九渊在祭文里说吕祖谦“主盟斯文”，感谢他耐心指导，使自己改变一些“狂愚”的想法，并且承认陆九龄在生前的最后几年，已经转向吕祖谦的观点立场。陆九渊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思想，但在鹅湖之会后的六年中，也有显著的改变。陆九渊的祭文措辞始终温和有礼，但谈到自己最近几年的进步，几乎是公开承认以前的错误。陈亮也写作一篇祭文悼念故人，但朱熹无疑比较喜欢陆九渊的祭文。然而吕祖谦的约束力消逝后，朱熹与陆九渊的关系毕竟与他和陈亮的关系如出一辙，在12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变得紧张。

朱熹为曹建写的墓志铭挑起朱、陆间的紧张关系。曹建是陆九渊很得意的学生，但他在1179年的冬天去南康追随朱熹。曹建去世于1183年，享年仅37岁，他的朋友要求朱熹写墓志铭。朱熹利用这篇文章宣扬自己对道学的看法，与三年前为陆九龄所写的祭文类似，也明白提到曹建的思想向自己的观点转变。根据朱熹的描述，曹建具有阅读古文和今文的特殊才华，但读到朱熹所编辑的《二程遗书》后，才认识圣贤之学。他听说陆氏兄弟“独以心之所得者为学，其说有非文字言语之所及者”后，前往追随问学，但不满意所学，所以曾经写信给张栻，希望去湖南追随问学。张栻写信告诉朱熹：“是真可以共学矣！”但是他还未到湖南拜师，张栻就已经去世。曹建自从追随朱熹学习，读到张栻的遗稿后，承认以前（追随陆九渊时）的所学有误，并且宣称从此要坚持“定论而不疑矣”。他对格物穷理的体悟尤其值得称道，并且向朋友提出自己的新颖见解：“学必贵于知道，而道非一闻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学之则，加穷理之工，由浅而深，由近而远，则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于弃百事以趋之，则吾恐未悟之间狼狈已甚。”治学的经验使他了解如果觉得良心不安，即使是老师的教训也不必遵从。朱熹如此描述曹建求学过程，显示朱熹与陆九渊的哲学仍然不同。

朱熹坦率描述曹建如何超越陆九渊观点，激怒了一些陆九渊的学生，其中以1183年回到朱熹身边读书的包扬反应最烈。朱熹写信给陆九渊，提到包扬对自己写的墓志铭不满，并随信附上“曹立之墓表”恳请陆九渊评论。朱熹必然自认延续他与吕祖谦在1180年为陆九龄的祭文中的批评，但那两篇祭文谈论陆九龄的演变时，语气都很含蓄客气，而1183年的墓志铭明确指出曹建以为陆九渊的教法有弊端。不仅如此，朱熹继续发挥吕祖谦文中隐约谈到的“道”的传承，暗示自己继承道统。朱熹并提到胡宏一句话，指出理想的学问是“欲博而不欲杂，欲约而不欲陋”，而曹建达成这理想的境界。更重要的是，“使天假之年以尽其力，则斯道之传其庶几乎！”所以曹建不仅回归儒家的正学，而且即将传承道统；显然，朱熹很有技巧地自称负责“道”的传承。他虽然尚未将道学的起源化约成单线的传承，但在12世纪80年代逐渐向这模式迈进。

陆九渊在1184年3月回信，指出朱熹的记录“亦有未得实处”，而且自认以前给曹建的一封信，提到曹建的“平生甚详，自谓真实录”。陆九渊答复曹建时，对于爱徒转投朱熹门下的决定，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为失去这位甚有前途的学生而感到难过；他失望地说：“以为有序，其实失序；以为有证，其实无证；以为广大，其实小狭；以为公平，其实偏侧；将为通儒，乃为拘儒；将有正学，乃为曲学。以是主张吾道，恐非吾道之幸。”陆九渊坚持自己与道的传承也有关系，驳斥朱熹自承“道”的宣言。陆九渊提出以前写给曹建的信，避免与朱熹发生更多的正面冲突，但仍然表达他的不满。

朱熹在12世纪80年代初也要避免与陆九渊直接冲突，尤其是与项世安（平父，1153-1208年）通信时，更鼓励调和“道问学”与“尊德性”的方法；鹅湖之会引起争议的读书问题，已经变成“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对立，但关键的问题依旧是教学方法。朱熹在这期间给陆九渊学生的书信，并没有要求他们改变立场，只希望他们能结合两种方法的优点：“陆丈教人于收敛学者散乱身心甚有功，然讲学趣向亦不可缓，要当两进乃佳耳。”他写信给浙江的吕祖谦以前的门人和同道时，也建议他们要克服对陆九渊阵营的敌意，并且要学习陆九渊学术的优点：“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见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甚觉不满人意。”吕祖谦过世后，浙东与陆九渊阵营之间敌意增加，给予朱熹在两派间担任调解任务的机会。他认为一派倾向禅宗，另一派倾向功利权谋，都可资借镜，提醒学生内外不能偏废。(www.xing528.com)

朱熹在1185年感叹说：

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吕〕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吕〕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陆〕子静一味是禅，却无许多功利术数，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不为无力，然其下稍无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抱怨士大夫讥讽道学的学说以及复古的风格。但他显然更忧虑道学内部的思想发展，因为他立刻指责浙东的功利思想与陆九渊推崇禅宗。朱熹的措辞虽然严厉，却仍视浙东和陆学为道学的一分子。1181年南康会面以来，朱熹批评陆九渊以这次最激烈，并且在1185年直接写信给陆九渊，批评他在1184年的上书有佛教思想。朱熹没有指明到底是怎样的佛教思想，他们的书信往来也还保持融洽的气氛。朱熹在1185年和1186年的批评大部分不直接针对陆九渊，仅指责陆九渊的学生有禅宗顿悟的思想。两派学生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的时候，朱熹在1186年屡次提醒学生不要与陆学深辩。

然而到1187年时，朱熹更尖锐批评陆九渊的派别。他解释说：“向来正以吾党孤弱，不欲于中，自为矛盾。”但直接反击禅宗的影响已经势在必行，因为“近乃深觉其弊”。朱熹一年前两度劝阻学生攻击陆学，但一年后再写信给这位学生时，态度已经完全改变：“去冬因其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自此乃始显然鸣鼓攻之，不复为前日之唯阿矣。”朱熹为禅宗持续影响陆九渊阵营颇为恼怒，据说陆九渊的学生已经藐视圣人、废弃礼法。他在1187年5月直接写信给陆九渊，抱怨禅宗的影响已经使陆九渊的弟子到达务内遗外、毁弃圣贤的经典的地步；他告诫说：“此其为说乖戾很〔狠〕悖，将有大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时末流之弊矣。”陆九渊在七年前去信斥责包扬，但这次竟然回答朱熹说：“斯人必不心服”。

陆九渊拒绝认错，又不纠正学生，朱熹就在1188年初直接批评陆九渊，认为陆九渊若不先去除自己的病痛，给别人用药“反能益其病”。陆九渊的两项活动或许也促使朱熹的立场转趋强硬。陆九渊在1187年建立象山精舍，教授大批的门生，他上次大举收徒是在12世纪70年代鹅湖之会前后，恰巧都遇上朱、陆见解最不合的时候。陆九渊又专心教学后，或许促使他宣示与朱熹的歧异，也使朱熹更担心他的负面影响。过去约十年间，许多陆门弟子登门向朱熹求教，但是现在他们与其他学生可能会转回到象山。竞相招收学生或许不是考虑的因素，但朱熹的埋怨也显示他怀疑陆九渊的学生，而这是他对陆九渊态度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

陆九渊为王安石祠堂所写的文章引起争议，是朱陆失和的另外一个因素。王安石也来自抚州，所以抚州太守请陆九渊写文章纪念王安石祠堂的修缮。他在1188年1月完成“荆国王文公祠堂记”，非常推崇王安石，并且指责王安石的政敌是改革失败的主因，道学的前辈也难脱责任。陆九渊对王安石的正面评价与大多数道学人士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但批评王安石的人格，并指责新法导致北宋的灭亡。有些现代学者曾经比较朱熹与杨时等道学家对王安石的评论，因此朱熹的看法还比较持平。他们未讨论陆九渊的意见，若与陆九渊的看法相较，朱熹对正面评价王安石显然十分不满。例如，根据蒋义斌先生的考证，朱熹“最后数年，对安石之批评转严”，觉得杨时的评论“最为近之”。朱熹一读完“荆国王文公祠堂记”，立刻写信给朋友抨击这篇文章。例如，他提到学者最近对王安石的看法时，特别批驳陆九渊的文章：“此等议论，皆学问偏枯，见识昏昧之故，而私意又从而激之。”朱熹的学生跟着围剿这篇文章，陆九渊则贬斥他们没有学问、胡乱评论，连朱熹也不满学生与陆九渊正面冲突：“临川之辨，当时似少商量。徒然合闹，无益于事也。”

朱、陆紧张的关系继续扩大时，朱熹正专心与陆氏兄弟辩论第二个主要问题。朱熹与陆九韶在1186年和1187年通信讨论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一语。朱熹在十余年前曾撰文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西铭”，但一直没有将草稿拿给别人看。他在1188年出版这两篇文章，并在“题太极西铭解后”解释说：“始予作太极、西铭二解，未尝敢出以示人也，近见儒者多议两书之失。”他所谓的“儒者”主要指两个团体：一派是陆氏兄弟，试图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追溯到道家，以反驳朱熹对他们禅宗倾向的严厉批评；第二派是来自道学外的“世儒”的批评，反对朱熹以正统自居的傲慢心态。例如，林栗在1188年6月弹劾朱熹，指责他辞官不受、侮慢朝廷，而且鼓吹道学是正统。林栗曾经与朱熹讨论《易经》和张载的“西铭”，因此发生争执。林栗认为《易经》没有“无极”的说法，而“西铭”有佛教的法界思想。他们反驳朱熹具有学术正统时，都指出异端学说影响周敦颐与张载的著作。林栗的抨击在朝廷引起争论后，朱熹返家又收到陆九渊讨论“太极图说”的第一封信。

陆九渊在1188年开始挑战质疑朱熹为“太极图说”所写的注解，当时陆九韶已经认定朱熹一心想要辩赢，因此不必再通信讨论。朱熹欢迎陆九渊代替乃兄的位置加入论战，而且希望他不会中断交流。到第二年朱熹却改变态度，认为与陆九渊讨论这问题没有收获。他的第二封信有些恼火的味道：

来书之意，所以见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犹有疑，不惮下教之言。熹固不敢当此，然区区鄙见亦不敢不为老兄倾倒也。不审尊意以为如何？如曰未然，则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亦可矣。无复可望于必同也。言及于此，悚息之深，千万幸察。

朱熹要使陆九渊惭愧外，并宣称如果陆九渊仍然反对他的见解，他不必再多作解释。陆九渊则回信要求朱熹让步：“通人之过，虽微箴药，久当自悟，谅今尊兄必涣然于此矣。”讨论到1189年陷入僵局结束。朱熹的儿子在1191年去世，陆九渊写信安慰，朱熹也回信表示谢意；两封信都按礼行事，但无法弥补双方的裂痕。

陆九渊过去批评朱熹的口气不如朱熹对他的批评那么激烈，但辩论“太极图说”后，他的态度也转趋强硬。他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以及写给朱熹的三封信誊抄寄给一个朋友，自称是“明道之文”，并解释没有将朱熹的信一起寄去，因为他认为那些信“不必看，若看亦无理会处”，而且“看〔朱〕晦翁书，但见糊涂，没理会”。又指出“异端”二字出自《论语》，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国并没有佛教，而且道家也尚未流行，所以异端怎么可能是指这些学说，而不是指像朱熹般自称孔子后学所犯的错误？“天下正理不容有二”，但一己的私见会混淆“正理”，而他赞同的是“正理”，不是一己的私见：“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正有如朱熹所云：“理须是穷”，不幸“但今时却无穷理之人”，而且“今之言穷理者皆凡庸之人”。陆九渊在辩论后也对学生发表类似的看法，认为朱熹讨论“无”，“与尧舜不同”，就是异端的议论，部分学生也接受这种看法。

朱熹平常尊敬陆九渊是位正人君子与朋友，但陆九渊死后，朱熹的批评更为严厉，而且将两派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朱子语类》里对陆九渊的评论大多数是他去世后才记录的，朱熹指责陆九渊对读书、经典及功夫修养的观点都受到禅宗影响，然而陆九渊部分主要弟子转投到朱熹的门下，连包扬都带着兄弟及学生到朱熹的书院执弟子之礼，12世纪90年代又有几位陆门弟子皈依朱熹的学说。由于儒家传统强调尊师重道，这些学生转投师门一定使朱熹非常自豪。但陆学的后人持续困扰朱熹，他批评他们“说禅”，而且“悖慢无礼，便说乱道，更无礼律，只学得那许多凶暴，可畏！”暗示他们不是道学的成员。

朱熹加强抨击陆学，但更贬抑浙东的功利派学者。朱熹这时期的看法与12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大异其趣，从12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他严厉批判吕祖谦的学派，比对待陆学的态度还疾言厉色，指责故人吕祖谦的错误甚于陆九渊。吕祖谦强调“第二义”与外在的学问，陆九渊则强调“先立其大”及内在的学说，所以吕祖谦的学术有尾无首，而陆九渊的学问则是有头无尾，“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朱熹仍旧自认为立场中庸，处于吕、陆两个极端对立的集团间，但他的用语显示，到12世纪90年代，他已经比较希望与陆九渊的后学建立共识，与浙东的功利派学者较为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