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思维世界:道在历史中的发展与应用

学者一直将朱熹与陈亮对于“道”的辩论解释成形而上学的论辩，因为他们注意朱熹和陈亮间的信件，而忽略推动引起辩论的“十论”。陈亮在信件中宣称道不断地在历史里运作，所以重要朝代的历史基本上都和道的发展相符合。他进一步指控说，如果道学家“脏汉臭唐”的说法正确，那么过去2000多年里，“道”并不存在。陈亮又说，万事万物都是人心做成的，而人本身只是气，如果培养得当，就可以建立天、地、人的理想关系。由于陈亮坚持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一元论见解，所以有人认为陈亮的信是向朱熹的形而上和抽象意义的道直接挑战，因此学者认为这场辩论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辩论。可是我们若研究朱熹如何回答“十论”，并且检视相关的信件，会发现他们对于道的讨论集中在文化价值的层次。历史对道的性质有何影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当不同。

陈亮在1182年将“十论”的第一篇文章寄给朱熹，指出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运用各种不同的道。“心固以天下为公”的道促使帝尧提拔默默无闻但极具才能的人，与他共同治理天下。他虽然以禅让的方式传位，但他的“道终不可常”。禹建立王朝以解决传位的问题，禹的后人不能成为圣贤时，禹建立的王朝就不再代表天下的公益。不过，这种道即使衰微，后世的君主也不能只凭智术武力维持地位，就像秦朝的先例，百姓会起而反抗。后世伟大的君主如汉唐的开国之君，不但传承天命，而且致力于为百姓谋福利。因为“三代之统绪未可继”，所以他们用新的方式表达统治之道：“则大功大德固已暴着于天下矣。”卫道的儒生学者却仍然贬抑这些君主，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心术和武力；陈亮认为若要使道重现天日，必须先放弃这些成见。陈亮这篇文章指出，禹改变禅让制度，用父子相承的方法传位，道已经适应时间而变化，而且道在历史上变得更加衰微。

陈亮在“十论”另一篇文章里讨论《春秋》所呈现的道。他指出周公根据以往统治的经验，“朝诸侯于明堂，而列四夷于四门之外；分天下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盖不使之参与中国也。”陈亮虽然使用“常道”指称抗拒夷狄入侵中国，但随后又证明道如何继续演变，并以各种方式在历史上为人应用。周室衰以后，“中国、夷狄混为一矣；其后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横行于中国”。因为外族的势力强大，他们又与中国通婚融合，孔子不能完全按照周朝的道处理已经变化的情况。孔子作《春秋》以说明“中国、夷狄混然无辨之中”，必须“致其辨”。后世的王朝作重大的让步，使道妥协至于有泯灭华夷界限的危险。然而，孔子和周公分别华夷的明智之举的确影响后世，保证中国之道和夷狄之道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各自发展，从不同地域和历史演变而产生的明确界限决定道的性质。

上述事例涉及公众利益与华夷之防等两项原则，陈亮宣称它们继续与后世历史相关，而且仍然是应该遵守的权威原则。陈亮在讨论这么重大的问题时，仍然对历史情势及历史变化有敏锐的认识，使他以相对主义的态度限制绝对的“常理”。陈亮谈到土地改革的建议时也说：“古道卒不可复也。”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谈论道从不停止运作，在此又讨论道如何演变、如何断续失落，似乎向朱熹提出不同的挑战。

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宣称：“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说中国历代历史都有道的呈现。朱熹指责汉唐英主的所为只是与道“暗合”，陈亮则将道比喻成晴天的太阳，睁开眼睛就可以看见太阳的光芒，只有那些“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谓之暗合。”这些儒生习惯闭上眼睛，偶尔睁开眼睛看到事物，却认定别人都是瞎子；他们像是秘密社会的成员，成群结党，私下互相传授“秘宝”。他们误指2000多年来的人都是瞎子，声称“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其实道一直像太阳随处可见，几世纪以来有许多人根据道行事。

陈亮继续反驳说，道学家指责汉唐没有王道的说法如果成立，那么这2000多年都是无道的时期。如果人类社会都是“架漏过时”的权宜运作，天地万物如何生存繁衍？“道何以常在乎？”那些重要朝代的开国君主认识道“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而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预，则过矣”。陈亮在这里预设两个前提：其一，道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中运作；其二，人能弘道，而非道弘人，所以人在天地人的关系里是积极主动的因素。如果道不依靠人的行动，那么只好相信佛教宣扬的轮回之说。

陈亮承认有些时候大部分的道会失落（例如王位被篡夺），但是即使那些篡夺王位的人都有重建秩序的贡献，显示出“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间也”。而且他说：

后世英雄豪杰之大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拄，人物赖以生育。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陈亮并不是说任何在位的政权都合法。宣称篡位者的部分行为不乏天理，并非肯定这些政权完全把握道理。陈亮所反对的是刻意将后代君主与三代圣贤对立，这种区别对立会出现，是因为孔子删改三代古籍以树立思想，解决当时政治的问题。上古圣王的行动符合他们所处时代的需求，根据当时的环境建立典章制度。汉唐的英明君主完成当时所能做的事情，这些君主也有真实的道德心，他们宽宏的度量和实际的行动就是证明，而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完全符合在历史中演变的道。

简而言之，陈亮的“十论”和信件谈论的是一种不断变迁，甚至于瞬息即变的道，但是这种道万古常存。陈亮认为道内在于历史的发展与人类的行为，并且能适应时间情况的变化。由于道与时间和情境的变化是相对的，陈亮的观点无疑是对朱熹不变的基本价值的直接挑战。

朱熹的答复显示他关心的中心问题是：陈亮的相对论威胁到三代以来的基本价值观所具有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朱熹批评陈亮的说法：

其说虽多，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

朱熹首先指出陈亮的“十论”和信件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汉唐与三代无异，而三代和今世却有不同。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陈亮的意思是：未经美化的三代与近代没有本质的差别；朱熹后面的评论证明其实他知道陈亮的这项区分。其次，朱熹厘清陈亮的相对论基本观点：时间的变化使后人不能把圣人的言行当做当代的原则规范。朱熹认为陈亮比较抽象的哲学思想，被这种明确的相对主义倾向带着跑。朱熹分析说：

故又须说天地人并立为三，不应天地独运而人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汉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业，而天地有所赖以至今。

首先，人类的行为与天地互相感应，是个流传古老的概念；它在汉代的时候制度化，成为官方儒学的哲学基础。朱熹和陈亮虽然都没有完全接受汉代的天地人互相感应的理论与应用，但他们显然承认天地人有相互影响的关系。朱熹没有质疑社会政治领域和天地的感应关系，只是批驳陈亮谈论感应关系的方式。陈亮主张自然不停地运作，证明汉唐英明君主的行为与道一致；朱熹却以人类无法免于犯错为理由破除他的观点。朱熹说：

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

其次，朱熹指出，陈亮认为汉唐开国君主要完成他们对世界的责任，只需要做他们已经做的任何事情。换言之，朱熹指责陈亮完全认可所有历史上的行为或君主，因为一切的作为都恰当合理。有些现代学者根据朱熹这项夸大讽刺的反驳，而把陈亮的观点解释成：一切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道和理，而将它们极度地理想化。如上所述，陈亮的观点并没有这么简单，他的评价确实区分汉唐君主的相对的道德和贡献，陈傅良就承认他的朋友有个评价的标准：“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陈傅良的摘要虽然比朱熹的指控持平，但是遭到陈亮激烈反对，认为扭曲他对功利和仁义之道的观点，他坚持后代的君主的作为并非仅与道“暗合”，换句话说，他们也努力达成有价值的目标。陈亮早先反对朱熹把他的观点解释成“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要把道德和功利的关系设计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但仍然保持两者间的细微差别，虽然这种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实现的程度也不同。

朱熹宣称，把道说成相对于特定的时间和情况的论证，已经被人使用了几百年，以缓和时人对当朝政治的不满，或者是要把君主转变成圣贤模范，两种做法其实都在贬抑三代的价值，或者把所有的价值标准相对化。朱熹说：(www.xing528.com)

世之学者……见有此一种道理，不要十分是当，不碍诸般作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贵，于是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便于此等去处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比隆。

朱熹认为陈亮提出“非道亡也”以及“不常废也”的口号（道始终体现在历史里），只不过想掩饰他的企图：把后代说成与三代盛世一模一样。陈亮和他的前人执迷追求功利，所以被迫接受道是相对的观点。朱熹认为这种功利主义和历史相对论的观点，目前只造成可耻的目的，或是不完全的事业。朱熹说：

然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而况谓其非尽欺人以为伦，非尽罔世以为制。是则虽以来书之辨，固不谓其绝无欺人罔世之心矣。

朱熹没有明说这位抱持相对论的学者究竟是何方人物，但他暗指陈亮对王通的高度评价。他在《语类》中也批评陈亮和王通的毛病一样：致力于把道与历史说成相对的几个阶段，并且修改儒家根据三代的标准对汉代君主所做的评价。

朱熹为反驳陈亮的相对论，宣称古代的道就是唯一的道，且具有永恒的价值，他说：“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朱熹意谓衡量上古与后代的标准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用唯一的道评价所有的人物与制度，才可能实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有以得之于我”。有一套明确的标准，就可以发现后世君主的道德与动机都未达到三代的水平，否则，士大夫会不断以成败来论断是与非，以结果为判断的标准，继续以权宜为行事的原则，不管道德的规范。他们或许能获得泛泛的成就，但永远不能实现道。道永远不变，而且超越人类一切腐败行为的影响，简而言之，“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

朱熹认为道是永恒的，与陈亮所谓道永远常在的说法有什么不同？朱熹指出，双方都是就人对历史制度的意识谈论道的连续性。陈亮说此心、法“不常泯”，就表示此心、法“有时”会泯灭；所以朱熹再次说陈亮的文章和信件有隐含的矛盾。道既然永远常在，但又需要依赖人的行动，是不是矛盾呢？陈亮甚至在信中说：“道之存亡在人，不可舍人以为道。”陈亮认为道的存在取决于人的行动，但是朱熹要求他放弃这种看法。朱熹指出，这段话如果正确地解释，只指出一个事实：人有时能够完全理解和运用道，有时不能完全理解和运用道。陈亮虽然承认有程度的差异，但朱熹指责他不重视道德修养的程度是造成道能否完全实现的原因。

朱熹为取代陈亮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澄清，提出另外一个观点，以结合道本身的完整以及它在人类社会的体现：

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

道从来未曾消失，只是人不能追随遵守道，所以朱熹区分两种含意不同的道：一种是永远存在不变的道德规范之道，另外一种是在历史中断断续续实现的道。

朱熹在答复陈亮所谓道是内在于经验世界的相对观念时，把问题集中在：道德规范意义的道为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朱熹宣称，道已有1500年的时间未在人间实现。如果不顾辩论的背景脉络，将这声明孤立起来解释，朱熹似乎肯定道在形而上的层次是独立的，与具体的事物或历史变化没有关系。但是上下文的脉络显示，朱熹只是要区别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意义的道，与在历史中不能常常具体实现的道。汉唐的君主和谋臣没有努力实践儒家的原则，所以即使在他们的功业最辉煌时，只不过与儒家的道德价值“暗合”。

朱熹认为孟子去世后，道开始失传；陈亮却将朱熹的立场解释为道已经衰微2000年。这中间的500年差距反映朱熹注重孔、孟记录的伦理原则，而陈亮则注重公元前770年被外族灭亡的西周政治秩序。朱熹始终强调要理解圣人在经典里记载的道德原则，陈亮似乎认定统治秩序是衡量道是否连续的更重要的因素。这差别主要来自一位追寻超越时间限制经典真理的哲学家与一位致力于研究时代变迁的历史学家间的紧张关系。

朱熹批判主张“学问之道不在于己而在于书，不在于经而在于史”的学者。他告诫学生说，陈亮“被史坏了”。陈亮的学术“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所以一直困扰朱熹。朱熹显然认为陈亮的功利思想来自他的历史研究，他面对陈亮的挑战后，指责吕祖谦的历史研究是陈亮更激进的道德观的基础。朱熹是个致力于研究道德价值的哲学家，而且认为道德价值在经典中表达得最为明确，唯有了解经典里的原则，才可以研究它们在历史上的应用，所以历史是次要的附属学问。

朱熹的学术研究也包含历史。他的《资治通鉴纲目》饱受现代学者抨击，认为他过于泛道德化，而且歪曲历史事实；但是谢康伦（Schirokauer）先生却很欣赏朱熹批评司马光过于泛道德化的说法。朱熹指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时删掉有违风教的史实，或与自己想法不合的资料。但是，朱熹同时也曾指责陈亮不承认历史人物的邪恶与过错。朱熹提出的观点的确证明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他也赞成历史研究，而且司马光和陈亮有时候只报喜不报忧，当然也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史学的评价。然而，这种推论思路颇有危险，可能会使我们忽略朱熹这段声明的主要作用。

姑且不论朱熹所指出的陈亮和司马光的历史事实错误，朱熹是为研究历史而讨论这些问题，或只是为达成哲学的目的？当然主要是后者。朱熹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价即使比较客观，他还是贬抑历史学家用以构造思想体系的根据。朱熹为支持他自己的哲学理论而犯的错误，与司马光、陈亮的缺点可谓半斤八两。例如，他对古代圣人言行的研究不纯粹以考证为依据，甚至为填补《大学》的空白，不惜改动经典。他批评并且修改胡宏的《知言》，编撰张栻文集时，又删除一些重要的文章和信件。

简而言之，陈亮以他的历史研究与功利道德观，从两方面攻击朱熹的绝对价值观。在一方面，陈亮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的，认为时代不同，价值标准也相对随着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不同。朱熹夸大嘲弄陈亮的观点说：理想化一切的政治秩序，认为它们就是当时的道，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甚至还主导某些现代学者的解释。其实陈亮的观点很谨慎，他注意到古代圣王与后代君主间的程度差异，而且也很警觉结果与道德的关系；陈亮的著作也显示他严厉批判许多现实状况。他始终坚持政府官员必须努力达到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否定这些标准不受历史变迁及实际情况影响；此外，他要为汉唐明主寻求道德的支援，将他们树立为处理实际政治社会问题的榜样。

在另一方面，陈亮的功利道德结合利益结果与义理。朱熹强调个人的道德与伦理原则是最重要的课题，陈亮却反其道而行，主张社会和国家成就已经有内在的道德价值。陈亮以作战般的狂热，猛烈地攻击朱熹所主张的不受时间限制的绝对道德原则。陈亮面对的儒学思想潮流极力强调维护基本的文化价值，较不讨论实际的问题，他认为它已经妨碍了国家的利益，所以反应如此激烈。

吕祖谦能够包容多种思想，在第二时期（1163-1181年）足以适当调解朱熹、陈亮的观点；但是朱熹与陈亮从1182年以后，更明确体认双方的思想歧异，促使他们将各自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发展出更激进的主张。吕祖谦还是道学领袖的时候，陈亮和朱熹都很尊重他的指引，但是吕祖谦在1181年过世，调和各方的影响力从此消失，陈亮和朱熹都要填补吕祖谦留下的地位；陈亮要成为浙东学者的代表，但不足以与朱熹竞争全国道学领袖的地位。双方从1182年开始亲自接触，随即了解他们所继承的儒家传统有明显的差异，他们在试图把握对方思想的过程中，各自发展一些主要的概念。朱熹说陈亮将吕祖谦的史学中隐含的激进观念呈现无遗；朱熹所界定的道学比吕祖谦严格许多，加强陈亮的疏离感。陈亮觉得被排挤而离开道学群体，并且公开嘲讽道学似乎变成秘密宗教组织。道学失去这位婺州儒学的主要思想家后，多样的特性稍减，朱熹在道学内部的影响力相应增加。陈亮对朱熹的挑战，不如陆九渊的挑战那么受学术界瞩目，所以下一章要谈陆九渊的生平与思想。